陆秀英

摘 要： 随着引进版畅销书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其翻译和出版受到更多的关注。大众文化语境下，畅销书的译介形态和模式发生改变，有必要从伦理视阈重新思考畅销书译介的立场、态度、责任、规范等。根据已有的翻译伦理研究成果，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伦理层次探究畅销书译介立场、动机、选材上的文化态度；畅销书译介组织或行业规范；畅销书译者职业规范及主体间关系。畅销书译介的宏观伦理本质在于“求善求和”，中观伦理在于“求适共利”，而微观伦理则在于“求真对话”。畅销书译介“三观”伦理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关键词： 畅销书译介 伦理 宏观 中观 微观

一、引言

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畅销书”（bestseller）是“一个时期内，在同类书的销量中居于领先地位的书，作为表明公众的文学趣味和评价的一种标志”。国内学者把畅销书的概念定义得更具体，指“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在一段不间断的时期内，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经过读者的自主购买消费，持续销量达10万册以上，获得良好经济效益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图书”[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教育识字的普及，阅读人群不断扩大，书籍文化产品可以工厂化生产，像消费品一样在文化市场流通，文化语境从精英化向大众化靠拢，图书出版营销运作和各类图书榜的兴起，畅销书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影响力日益引起关注。

根据开卷网的数据，2015年中国图书市场动销的168万种图书当中，销量排名前5%的图书品种为零售市场贡献了64.43%的市场销售码洋[2]，其中贡献不容小觑的是引进版畅销书。2016年度虚构类、非虚构类、少儿类畅销书排名前10中，引进版占30%[3]。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版类畅销书在文学类、非文学类、少儿类三大畅销书排行榜上一直占有一定的份额[4]。

引进版畅销书的关键在于翻译和出版两个方面。大众文化语境下，畅销书译本的生产环境和媒介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畅销书译介，近年来出现了诸如粗译、抢译、滥译、纸质和电子版权争夺、译本盗版、网络众包翻译的译者署名、作品中敏感内容的删减改编处理等问题，从伦理视阈重新思考畅销书的译介立场、态度、责任、规范迫在眉睫。

二、畅销书的译介研究回顾

译介研究通常“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5]。畅销书的译介研究不仅关注语言层面的双语转换，还包括畅销书的选材、翻译、营销、接受和影响等，探讨译语文化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经济利益、传播手段等因素是如何影响畅销书的选题、翻译的组织、译者的翻译策略倾向及大众读者的阅读心理等。

迄今，国外针对畅销书的译介研究，大致有三类：一是探讨畅销书“工厂化”译介的特点。John Milton概括畅销书译介特点为广泛的读者群、市场化、标准化、规模化、迎合读者而进行改编、原作者的声音消失、时间紧、重复出版、注重包装[6]；二是从意识形态视角审视畅销书的翻译策略。畅销书的译者过多采用归化翻译迎合目的语读者，导致目的语意识形态及对“他者”文化的偏见被强化，不利于人本主义的跨文化交际[7]；三是分析畅销作品的翻译难点，如文化词的翻译处理。畅销书译本特点是语言流畅和容易识别，针对文化词及文化搭配词的翻译，译者应注意恰当处理，在满足出版社、读者译者的伦理要求之间保持平衡[8]，使译作更加可读和令人享受[9]。

国内畅销书译介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一是个案分析畅销书翻译中存在的质量问题。由于抢占市场时间紧、“众包”翻译任务等，畅销书翻译质量受人诟病，出现重复出版、漏译、错译、可读性差等问题[10]；二是探讨畅销书翻译中的文化操控和文化霸权现象。兰莉（2011）以《狼圖腾》为例，分析畅销书译介中的译本选择、译者选择和译者翻译策略以目的语读者为取向，存在目的语强势文化操控及文化霸权问题[11]；三是从社会、文化、文学角度探讨引进版畅销作品选题的历史变迁，如魏清光（2013）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出版物选题变迁的社会动因进行了分类和解释[12]。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畅销书译介与精英文化时代下的经典作品译介模式和形态具有不同的特点。纵观国内外畅销书译介的研究，尽管已经关注了译介存在翻译质量、过多采用归化策略、对待文化“他者”意识形态抱有偏见等问题，但未能从伦理途径深入探究畅销书译介的立场、态度、责任、道德、规范等问题。

三、畅销书译介伦理探究：理论支撑与“三观”层次

（一）理论支撑：翻译伦理研究成果

翻译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Berman（1984；1992），Venuti（1998）， Pym（1997； 2001； 2012）， Chesterman（1997； 2001； 2004）， Koskinen（2000）， Sandra Berman & Michael Wood （2005）， Inghilleri （2008）， Goodwin（2010），Baker（2011）， Oktay Eser（2015）， Joanna Drugan（2017）等一大批学者对翻译伦理都有过著述。翻译伦理的研究成果丰富，概括起来包括：（1）对待文化“他者”的态度。Antoine Berman提出“以异为异”和“尊重他异性” [13]，尊重和突出语言与文化差异。译者可采用“异化策略”实现“存异”伦理，防止文化殖民主义[14]。Sandra Berman与Michael Wood （2005）重申跨文化交际中翻译应尊重文化“他者”的伦理 [15]。（2）翻译实践规范。Chesterman在论述翻译伦理四条价值（明晰、真实、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剖析再现、服务、交流、规范、职业承诺等五大翻译伦理模式[16]，解读了“该怎么译”的翻译操作规范；Chesterman的翻译伦理模式被参照分析具体翻译实践问题，如方梦之（2012）[17]和李先玉（2016）[18]等对照Chesterman的翻译伦理模式探讨了期刊翻译和科技翻译如何规范。（3）译者职业伦理。翻译作为职业性服务，译者为了达成“最大程度上的跨文化合作”，有义务“协助实现跨文化理解的中间人”[19]，“文化间性”、“合作共赢”和“职业理念”是译者职业伦理的核心概念。随着翻译与冲突、战争等都进入西方翻译学者的研究视野，译者也有为客户群体进行翻译的价值和责任[20]。译者职业伦理是译者对翻译职责、价值和责任等的认定，偏重于职业理念和行为操守，不同于实践规范。译者除职业能力之外，还要承担社会责任[21]。（4）翻译行业准则。Oktay Eser列举分析了几大翻译行业组织和协会提出的翻译行业伦理后，提出了翻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于翻译行业里的个人或组织内化那些准则，并为了客户、员工或集体利益承担起经济、法律和社会责任[22]。（5）翻译伦理学的构建。王大智（2005，2009）、孙致礼（2007）、王克明（2009）等国内学者围绕“忠实”、“责任”、“权利”甄别翻译伦理概念；吕俊（2006）从交往行为哲学视角试图建构翻译伦理学；杨洁与曾利沙（2010）则从翻译管理伦理、翻译操作伦理、翻译批评伦理等方面分类拓展翻译伦理内容；杨镇源（2013）与彭萍（2013）结合中国一些传统伦理概念及后现代语境，探讨翻译伦理学研究的内容和体系。

正如Barbara Godard所言，翻译行为中涉及的“不是一种而是多种伦理”[23]，既可以是对异质文化“他者”的态度、翻译实践操作规范、翻译行业规范，又可以是译者的翻译立场、态度、价值和责任，还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体系。

王海明在《伦理学原理》中将伦理学分为元伦理、规范伦理、美德伦理。元伦理是关于优良道德之制定方法；规范伦理包括道德主体（社会为何制定道德）、道德实体（伦理行为之事实如何）、道德价值（伦理行为之应该如何）；美德伦理，优良道德之实现[24]。“伦理”一词与“道德”休戚相关，在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中伦理的侧重点不完全一致，前者偏重规范和准则，后者则偏向态度和价值。由此，畅销书译介的伦理研究既是一种规范性探索，又是一种价值道德层面的追求；既可描写畅销书译介主体行为与事实规律，又可规定研究畅销书译介立场、态度、价值、实践规范、行业规范。

（二）畅销书译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伦理探究

在经济伦理学中，“伦理可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次和视角进行把握”，“微观伦理旨在界定和把握个体间的行为关系，中观伦理旨在界定和把握组织与产业的伦理关系，宏观伦理则是对社会、全局与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道德伦理界定与处理”[25]。社会科学常把考查全球、国家范围内或综合性的问题称为宏观研究；从局部或个体等入手为微观研究；中观介于两者之间，通常关注企业组织、行业部门等。参照经济伦理学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框架，结合翻译伦理已有研究成果，畅销书译介的伦理研究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

1.宏观伦理围绕畅销作品译介立场、动机、选材上的文化态度。要回答的问题涉及：引进版畅销作品译介立场和动机有哪些，是否存在某种强势文化霸权？译本中对待“文化他者”的意识形态如何处理，是否存在某种偏见？畅销作品的译介立场、动机、选材的文化和文学态度可以遵循什么指导原则？

通过对国内一段时期的引进版畅销书译介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畅销书榜单、出版社出版动机、译本翻译策略，考察畅销书译介的选题考虑、译介立场、文化和文学态度。

Cronin在《翻译与全球化》中提出翻译在世界文化的多元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富有责任和使命去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和本土身份，维护文化和语言多样性，抵抗文化霸权主义，促进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26]。畅销书译介的选题不应只考量短期内读者轰动效应或经济利润，文本形式、题材和来源的多样性是长远衡量要素。畅销书译本不能一味讨好目的语读者进行文化和文学改编归化翻译处理，“以异为异”和“尊重他异性”，实现“存异”伦理，尊重文化“他者”的文化态度也应全面考虑。

文学的价值在于“明道”、“载道”与“思想启蒙”的社会作用；也在于文学的情感性、思想性和人文性。畅销书作为文化消费品，消遣性和娱乐性功用也许盖过文学的本体价值和对读者人文素养的培育和人文精神的熏陶。但是，畅销书的长销和经典之路，除了市场利益外，还要融合审美、娱乐、宣泄、认识、教育等五大功能，而且文學本体价值仍是重心。

2.中观伦理的重点在于畅销书译介组织、群体、平台或机构等行业行为规范。需要回答的问题有：畅销作品译介过程中是否存在盗版、抢译、滥译、媒体营销过度和操纵读者阅读口味？畅销作品的翻译出版组织有哪些，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网络众包、众筹翻译平台或社区在翻译畅销书过程中面临哪些新问题，应遵循什么样的规范或准则？

引进版畅销书的翻译出版组织既有传统型出版社，又有新型网络众包或众筹翻译出版平台。随着出版翻译对象形态呈现数字化，版权传播与消费的产业链初步形成，众筹众包翻译模式也已经呈现出新业态[27]，引进版权、招募项目负责人、遴选译者、编辑出版和营销宣传与传统经典作品翻译出版不同。众包或众筹翻译出版平台尽管缩短了翻译产品流向市场的流程，也加强了编辑、译者和作者等之间的协作，但由于平台上志愿的身份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出现质量监控、流程管理、项目管理、利益分配、版权归属等问题。在众包翻译平台上，引进版畅销作品的出版、传播和商业运作需要制定新的规范和方案[28]。

我国翻译行业目前有三部翻译国家标准作为指导：《翻译服务规范第1部分笔译》（GB/T 19363.1-2003）、《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GB/T19682-2005）和《翻译服务规范第2部分口译》（GB/T 19363.2-2006）。这些行业翻译标准未强调对翻译工作中各环节进行严密的管理和控制，这一点德国标准化学会（DIN）所出版的翻译行业质量标准DIN2345是以过程和管理为主导方向，值得借鉴。

1992年国家版权局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外国作品在我国出版，受我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相关国内法规的保护。时至今日，图书市场环境下“看不见的手”对经济效益和利润的最大化追逐，有些出版社通过版本改编、制造读者口味或进行恶俗炒作，亟待新的政策和法规引导畅销书的翻译出版。

3.微观伦理探究畅销作品译者职业规范和畅销书译介主体间的生态关系。需要回答的问题有：畅销书译本质量总体如何，是否存在漏译、错译、误译、诗学等方面的问题？畅销作品翻译中的赞助人、译者、读者、评论者之间的关系怎样？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发展？

畅销书译本中常被诟病的是漏译、错译、误译和删译现象严重。Chesterman的翻译微观伦理“明晰、事实、信任和理解”及5条翻译伦理模式可为译者实践操作提供很好的指导。明晰和事实反映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信任和理解反映主体之间的关系[29]。再现的伦理——再现原文文本、原文作者；服务的伦理——完成与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交际的伦理——与“他者”进行交流；基于规范的伦理——满足特定的文化期待；承诺的伦理——履行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誓言[16]，这些成为译者在畅销书译介中所遵循的操作规范。

同时，国际翻译组织制定的译者职业准则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国际译联）通过的《翻译工作者宪章》，“阐明与翻译工作者的职业密切相关的几项共同原则”、“奠定翻译工作者道德规范的基础”、“为翻译工作者及其职业团体提供某些活动方针”。澳大利亚译者协会伦理准则列出了九条伦理准则以规范和约束译者的行为，如职业行为、保密、能力、公正、准确、明晰角色界限、保持职业关系、职业发展及行业团结。德国的《口笔译人员公共指定及其宣誓法》，就“翻译人员资格要求”、“翻译人员承担公共翻译的程序”、“翻译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三个重要方面作了法律上的规定和要求，做到了服务标准化、管理程序化、翻译规范化。

在畅销书译介主体间关系中，赞助人（编辑）话语有时占据主导，译者的声音被忽视，读者的参与被裹挟，这些并不符合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伦理。在他看来，“交往行为是主体间通过符號协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一致的行为”[30]。主体间的对话在于参与对话的各方应是平等的，且参与对话的各主体必须遵守被语言和生活共同体所承认和接受的准则与规范，即“交往理性”[31]。

四、结语

畅销书具有商品和社会属性，兼具文化和文学属性。畅销书译介的伦理研究复杂，可以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解读研究的问题。畅销书译介的“三观”伦理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无法割裂。畅销书的宏观伦理关键是“求善求和”，尊重文化他者，追求文化、文学价值与经济利益的综合，协调外来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发展，契合大众趣味，引领大众趣味；中观伦理关键是“求适共利”，制定适合适时的翻译出版行业规范、制度和准则，行业组织共同谋利和可持续发展；微观伦理旨在“求真对话”，强调译者职业规范和译介主体间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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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大众文化语境下畅销书译介的伦理研究”（15YJA 740031）；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翻译伦理观照下文学畅销作品的译介研究”（14YY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