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宏运

摘 要： 玛丽亚·埃奇沃思的小说，推动了欧洲小说的发展。《拉克伦特堡》在欧洲小说的发展演变中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叙述一个走向衰亡的爱尔兰封建地主家庭的故事。本文从后殖民批评理论出发，从民族、性别和阶级三个维度来探究《拉克伦特堡》中的“他者”身份，旨在说明小说中“他者”被主流社会排斥，不断被边缘化的状况，以此反映英属殖民地——爱尔兰的艰难处境，作为男性附属物的女性的卑微无助的社会地位，以及依附于地主的佃农的凄惨贫困的生活。

关键词： 玛丽亚·埃奇沃思 《拉克伦特堡》 后殖民批评理论 他者

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 1767—1849）被誉为“英国第一位一流的儿童文学女作家”，同时也是被公认的著名小说家和教育家。因其跨越英国和爱尔兰两种国家背景的双重身份，她所创作的小说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小说的发展。小说《拉克伦特堡》是她的处女成名作，因其所产生的现实意义，而被誉为爱尔兰文学史上最伟大、最具有感染力的作品之一。《拉克伦特堡》发表于1800年。小说第一次采用了不可靠叙述者及观察者的叙事写作手法进行叙事和讽刺，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地主家族的衰败，因此被视为首部历史小说、首部英语地域风俗小说、首部英爱小说、首部大房子小说、首部世家小说、首部使用不可靠叙述者和旁观者技巧的小说等[1]（1）。该小说通过展现英属殖民地——爱尔兰的风俗习惯，反映了作为“他者”的爱尔兰的艰难处境；通过老仆人萨迪·奎尔克（Thady Quirk）对拉克伦特堡四代乡绅婚姻的回忆和叙述，揭露了18世纪女性作为婚姻中的“他者”，其不平等的社會地位与卑微无助的处境；通过讲述佃农与地主的日常生活，向读者展现了18世纪爱尔兰乡村中作为“他者”的佃农的生活面貌，披露了爱尔兰腐朽黑暗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批判了狡猾的中间商对贫苦佃农的剥削与压迫，同时流露了玛丽亚·埃奇沃思对爱尔兰旧乡绅的讽刺及对劳苦大众的同情。

《拉克伦特堡》虽作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逐渐为人们所熟知，但截至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小说的研究均相对较少，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国内学者阮世勤在《男性叙述中的权力关系——解读玛利亚埃奇沃思〈拉克伦特堡〉》（2011年红河学院学报第10卷第6期）中，从男性叙述者萨迪奎尔克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从《拉克伦特堡》中体现出的整个封建父权社会性别政治中的权力关系，以小见大，进一步揭示英国与爱尔兰两国间宏大叙事中的权力关系。王萍在《〈拉克伦特堡〉与爱尔兰泥煤塘》（2013年外国语文双月刊第29卷第6期）中，用形式多种、来源混杂的泥煤隐射爱尔兰的身份、文化和历史。运用后殖民理论特别是霍米巴巴的“混杂性”和“第三空间”理论，认为玛丽亚·埃奇沃思的混杂身份导致小说的主题、人物、语言形式等方面的混杂。熊娜在其硕士论文《论〈拉克伦特堡〉中的叙事声音》（2012）中从叙事学的角度点明了小说的重要成就，即叙事技巧运用和结构形式。作者以小说中采用的不可靠叙事者及观察者的叙事写作手法为例，指出了埃奇沃思在小说叙事写作技巧上的造诣，同时也肯定了她在《拉克伦特堡》中创立的多重叙事声音在文学中的艺术成就。国外学者Mary Jean Corbett曾在Criticism中发表过这样的文章：Another Tale to Tell：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Case of “Castle Rackrent”（1994年）。作者在文中以《拉克伦特堡》为蓝本，论证了后殖民观点是如何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深度分析了小说中蕴含的殖民权力，以此探索殖民文学和殖民主题间的内在联系。W. A. Maguire在Castle Nugent and Castle Rackrent： Fact and Function in Marie Edgeworth（1996年）中将在纽金特堡发生的真实故事与小说《拉克伦特堡》的虚拟故事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探索出事实与虚构的联系。作者认为小说的素材来源于事实，但虚构的故事往往比事实更具有说服力，更震撼人心。前人对《拉克伦特堡》进行的一些研究和评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不同角度的解读扩大了《拉克伦特堡》的研究理解空间，但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看，目前关于《拉克伦特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封建父权社会性别政治中的权力关系，研究小说中的叙事手法及探索小说中体现出的殖民权力等，并没有系统地运用后殖民批评理论的角度对小说中体现的“他者”隐喻进行详细的解读，这恰恰是这部伟大的作品的历史进步性和社会积极意义所在。有鉴于此，本文将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挖掘小说《拉克伦特堡》中蕴含的“他者”隐喻。

“他者”（the other）是“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经常使用的术语之一。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起初被西方统治者用来指殖民地的东方，这里的东方主要是指包括印度在内的远东地区。殖民地的“他者”是相对于西方“自我”（self）而存在的，西方将“他者”想象为神秘的、低等的存在，从而将其区别于先进的、优等的西方主体之外。殖民地纷纷独立后，“他者”的范畴不再局限于殖民地，西方将不同于“自我”（self）价值观的一切统称为“他者”，不仅存在于相对于西方主体的殖民地，还存在于主体内部阶级、种族、性别等因素之间。客观而言，“他者”就是区别于主体又同主体相联系的存在[2]（364-368）。因此，本文将基于《拉克伦特堡》中的叙事内容，运用后殖民批评中的“他者”理论，从民族、性别和阶级三个维度探究《拉克伦特堡》中的“他者”身份，详细说明“他者”被主流社会排斥，不断被边缘化的状况，以此向残酷的殖民者、向居于主体地位的男性、向剥削的贵族阶级发出挑战，改变他们艰难的处境。

一、爱尔兰民族的他者隐喻

小说《拉克伦特堡》具有时间标志性。其创作时正值爱尔兰叛乱不久，发表于1800年，出版时恰逢英爱合并的前夜。该小说介绍的是爱尔兰的国家故事，而且是“第一篇以殖民地声音说出的重要的英文小说”[3]（15）。本文运用萨特的“他者”理论，揭露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爱尔兰作为殖民地的“他者”，其政治权利、宗教信仰、文化甚至是语言等最基本的权利都受到剥夺。在英国主流文化的操控下，居于“他者”地位的爱尔兰只能不断地被迫接受殖民者的入侵与压榨，一步步地趋向边缘化。

在《拉克伦特堡》中，作者玛丽亚·埃奇沃思设置了“编辑”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色，正如在小说前言中所说的，编辑的最初任务是在脚注和术语中将萨迪的爱尔兰方言翻译成更简单的英语，以便于读者理解。然而，他利用脚注和术语向读者展现了英国的道德标准和对爱尔兰习俗的态度，以此确保将本土英语读者的优越性凌驾于爱尔兰主题之上，造成爱尔兰传统文化古怪不合理的表象。他还在前言中暗示了英国本土意识的优越性，他写道：“国家及个人正逐渐失去他们的身份认同感”[4]（63），以及“当爱尔兰失去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它就成了英国的附属”[4]（63）。他冗长的脚注和术语影射了爱尔兰的特定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经常是以消极的一面呈现的；相反地，英国本土的文化道德观念却是先进的、文明的、高雅的。回顾历史，爱尔兰曾被英国当作第一个海外殖民地。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在1800年英国和爱尔兰通过了联合法案，但在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中，爱尔兰始终是处于无权的状态，联合法案成为一纸空文，联合也仅仅是表面联合，爱尔兰仍然处于被控制的地位，丧失主权和国家的身份，渐渐被边缘化，其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在术语中有这样一个词“fairy-mount”，“编辑”是这样注释的：“这些小丘在英国被称为蚁冢，它们受到爱尔兰平民的高度尊敬。任何想要把这些小丘夷成草坪的人，都无法诱使他的劳动者开始这不好的工作。”[4]（71）这条注释不仅嘲讽了拉克伦特堡第二位继承人——墨塔（Murtagh），还讽刺了爱尔兰人，以及那个拥有着落后观念的愚蠢群体。与此同时，它还将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态度进行对比，以此暗示作为“主流”的英国人比作“他者”的爱尔兰人更务实可靠、更博学聪明、更文明礼貌；爱尔兰人却是那么的无知，以至于终将走向自我毁灭。爱尔兰的“他者”身份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无论从道德观念、文化价值，还是国家的人民，甚至是小到日常事务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英国都会被认为比爱尔兰更占据绝对优势。霸权、入侵、压迫使得爱尔兰的处境愈发地困难。就像作者在小说的前言部分用担忧的语气这样写道：“当爱尔兰失去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它就成为英国的附属。”[4]（63）在殖民地英国的面前，爱尔兰“手无缚鸡之力”，只能任由它剥夺自己的政治权利、宗教信仰、文化甚至是语言，不断地被压榨、被操控。

二、利益婚姻的性别隐喻

女性的“他者”身份在小说《拉克伦特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在被男权制文化价值观所操控的社会体系中，“他者”这个概念由来已久，早已根深蒂固。《第二性》是法国存在主义女权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代表作，在其作品中，波伏娃曾第一次涉及女性作为“他者”这一概念。波伏娃指出，女性的“他者”地位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正是父權制将女性建构为“他者”，使他们从属于男性，从而失去自由和自我意识，处于他人和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以至于失去主观人格[2]（290）。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中，女性通常被视为没有发言权的“他者”和被征服与统治的对象，被文化和男性视为异己，完全被放逐到低级领域。在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女性永远处于边缘、被动、附属和失语的位置。

在小说《拉克伦特堡》中，一共涉及四位女性：墨塔的妻子、基特的犹太人妻子杰西卡、康迪的妻子伊莎贝拉及萨迪的侄女茱蒂。在某种程度上，她们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父权制统治的各种压迫。小说主要通过对男性和女性婚姻关系的叙述，揭露女性的“他者”身份。根据萨迪的叙述，我们了解到这四位女性与男性的婚姻关系都是基于金钱财产这一基础的。换句话说，他们之间并没有纯粹永恒的爱情，有的只是利用。小说一方面论证了女性在婚姻关系中，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其卑微无助的处境，另一方面展现了女性虽处于“他者”的境地，面临着被不断压迫、剥削、统治的境地，但她们却尽可能地以自己的方式反抗，保护自己的财产以换取独立与自由。

拉克伦特堡第一位继承人墨塔的妻子，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寡妇，小说中并没有交代她的名字。由此可见，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处境是如此的低下、凄惨、卑微，仅仅是作为男性的隶属物而存在的。小说中墨塔毫不避讳地说娶她的原因是因为她的财产，是为了她那所名叫“斯基林特”（Skinlint）的城堡，尽管到最后，墨塔并没有得到她的财产。反而，他的妻子利用女主人的身份不停地敛集财富，并在墨塔下葬后，毫无悲伤，毫不犹豫地立马带着所得的那份遗产连夜离开了城堡。第二位继承人是基特先生，他是个只懂花钱享乐的人，他最终将自己的财产挥霍一空。于是，受金钱的驱使，他迎娶了一位的千金小姐。这位夫人是个犹太人，为人枯燥无趣。婚后，他理所应当地让杰西卡交出财产，然而杰西卡却拒绝了，导致之后杰西卡长达七年的被关押生涯。通过这样的行为，基特展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男性权利，他剥夺了杰西卡的财产，甚至是自由。由此可见，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女性始终面临着被男性权利所压迫的不幸困境。杰西卡的悲剧不仅仅局限于此。与此同时，她还面临着“种族他者”的尴尬处境。杰西卡是个犹太人，就连拉克伦特堡里生活在最底层的仆人萨迪在提到她时，也不尊称她为“夫人”，而是直接用“犹太人”这样的字眼代替。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他对杰西卡的不屑与轻视。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基特死后，在萨迪和他儿子杰森的帮助下，杰西卡结束了长达七年的软禁生活，终于重获了自由。第三位继承者康迪的婚姻是在两位地位悬殊的女性——伊莎贝拉和茱蒂中进行选择的。他草率地使用抛硬币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妻子。这一举动不仅有力地说明了康迪对婚姻的轻视，还揭露了女性的毫无选择权的悲惨命运，她们就像物件一样，被随意地选择，任意地操控。更可悲的是，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康迪对妻子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的妻子能否给他带来金钱财富。假如妻子没有了这样的价值，那么她们就如同无价值的物件，可以被随意地丢弃。

虽然父权制将女性建构成失语的“他者”，使得她们隶属于男性，因此失去自由和自我意识，被他人和环境任意地支配，趋向边缘地位，但“他者”会在压迫和沉默中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向主流权威发起挑战，进行反抗，实现自我的救赎。在经历了这样一场悲惨的婚姻后，三位夫人都毫不犹豫地逃离了爱尔兰，追求她们的身份认同，去社会中找寻可贵的独立与自由。作者玛丽亚·埃奇沃思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为女性发声，希望改善爱尔兰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情况，改变她们卑微无助的处境。

三、土地关系的阶级隐喻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在对“他者”的研究中，曾把思路引向社会内部，使“他者”的定义不再局限于殖民与被殖民、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讨论。他的“他者”概念，更多的是指游离于多数的少数群体和远离主流社会的弱势群体。也就是说，“他者”的范畴不再局限于殖民地，还可能存在于主體内部的阶级因素之间[5]（114）。

追溯至19世纪，在当时的爱尔兰社会中，地主和佃农的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下，地主通过圈地占有土地，剥削农民阶级，人数虽然众多但土地拥有量少的佃农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没有土地无法耕种，但是为了生存下去，佃农别无选择，只能被迫依附于地主，租种地主的土地，以此获得生活所需的物质基础，如果不租种地主的土地，佃农就很难生存下去。由此可见，佃农的生活完全依附在租种地主的土地之上，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换句话说，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下，处于“他者”地位的佃农只能通过不断讨好地主、默默忍受他们的压迫与剥削，以此谋求更多的权益。在《拉克伦特堡》的注解中有提到这样一项爱尔兰地主和佃农之间的传统，佃农可以通过金钱财物贿赂女主人获得租约，所以墨塔的妻子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来敛财。佃农们每次去拉克伦特堡都会带上家里最好的农畜产品作为礼物，这无形中给佃农增加了压力，导致他们的生活愈发困难。墨塔的妻子还曾有过这样一个“善举”：“因为她有很多佃农义务交上来的棉纱，所以她举办一所慈善机构免费教授贫困家庭的小孩读写，要求孩子们和织工免费为她纺纱作为回报。”[4]（69）处于地主阶级的贵妇人虽然看似做了一件有利于佃农的“善事”，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佃农要义务上交大量的棉纱或者是其他的农畜产品这样一个事实。实质上，残酷无情的地主阶级只是披着“慈善”的外衣，千方百计地压榨贫苦的农民阶级，而佃农们为了得到土地的租约，被迫接受一切甚至讨好地主。在19世纪的乡村里，甚至有这样不公平的规定，即便是荒废自己的田地，佃农也必须给地主义务劳动，佃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就像英国著名学者托马斯·摩尔声称的，圈地运动是“羊吃人运动”，正如《拉克伦特堡》（Castle Rackrent）中的“Rackrent”这个词，它的意思是“高额地租”。在当时圈地运动的大环境下，农民饱受压榨，生活十分艰难困苦。许多农民甚至因为承担不了高额的租金而逃跑，背井离乡，四处流浪。

四、结语

玛丽亚·埃奇沃思是18世纪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她出生在英国，之后随父亲返回爱尔兰，因此她具有跨越英国和爱尔兰两种文化背景的身份。作为一名英裔爱尔兰作家，她的双重文化身份一方面丰富了她的人生经历，给她的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色彩与内涵，另一方面却让她在爱尔兰被当成外国人，沦为“他者”，使得她在夹缝中生存，处境十分艰难。就像玛丽亚·埃奇沃思的另一部作品The Absentee所描绘的：“他们不能被当成英国人，然而他们抛弃爱尔兰的身份去追求英国时尚后，他们不再被当成爱尔兰人。”[6]（651）相同地，出生在英国的玛利亚来到爱尔兰被当成是“他者”，正是这样的人生体验，使得玛利亚试图为爱尔兰发声，以期改变其作为殖民地的艰难处境；她试图为女性的社会地位进行抗议，希望改变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状况；她试图通过批判狡猾的中间商及爱尔兰腐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改变佃农的生活面貌。

本文通过探究《拉克伦特堡》中的“他者”身份，不但为玛丽亚·埃奇沃思小说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新视角，而且论证了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在父权制度的压迫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剥削下，殖民地、女性和农民都失去了话语权，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逐渐走向边缘化。同时也表现了玛丽亚·埃奇沃思对殖民地人们的同情，对殖民者的批判；对女性在婚姻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的同情及通过披露农村的整体情况，表现了其对底层农民生存状况的担忧。

参考文献：

[1]Kirkpatrick， Kathryn J. “Putting Down the Irish Rebellion： Notes and Glosses on Maria Edgeworths Castle Rackrent”[J]. Eire-Ireland， 1995，30（1）.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Perera， Suvendrini. Reaches of Empire： The English Novel from Edgeworth to Dicken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4]Edgeworth， Maria. Castle Rackrent[Z]. London： H. Bryer， 1801.

[5]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New York： Rouledge， 1994.

[6]Wohlgemut， Esther. Maria Edgeworth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y Identity[J].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999（9）：1500-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