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健赟

摘 要：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东晋将相”条中将东晋面对胡族侵扰而长期存在归因于皇帝对于将相的信任。通过分析原始史料，结合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洪迈的这一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主要来自洪迈“以今况古”的思维方式及其“以古讽今”的目的。“以今况古”和“以古讽今”具体表现在洪迈对东晋的政治架构的曲解及其以东晋之政向皇帝进谏上。

关键词： 《容斋随笔》 东晋 洪迈

一、洪迈论君臣将相与东晋政权之关系

南宋人洪迈在中国文学史和史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其代表作《容斋随笔》的文学、文献学、史学价值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学界相关成果不胜枚举。以下笔者将从《容斋随笔》卷八“东晋将相”条中洪迈的论述出发，研究他对于东晋一朝政权性质、政治结构、君臣关系的认识，并结合洪迈的历史、思想背景探究这些认识形成的原因。

洪迈在“东晋将相”条的开头回顾了东晋开国历史及东晋诸帝的情况，“西晋南渡，国势至弱，元帝为中兴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讥，余皆童幼相承，无足称算”[1]（105），司马睿政权在南渡之初只不过是东海王司马越安插在江左的地方政权[2]（10），在正统性、国力及吴人认同（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3]（59）中已有所论及，司马睿在渡江之初的“寄人国土”之叹就是这种政权生存危机的表现）等方面存在不足。晋元帝之后，除晋成帝、晋穆帝、晋孝武帝、晋安帝年幼即位外，晋明帝二十四岁即位，晋康帝二十一岁即位，晋哀帝二十一岁即位，晋简文帝四十七岁即位，均称不上“童幼”（关于这个问题，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东晋多幼主”条中亦有论述，其“多幼弱”[4]（170）之语更为妥帖）。除此之外，东晋皇帝并非都是“无足称算”之辈，孝武帝压制门阀大族势力，加强皇权，最终达到了“威权己出”[5]的效果。淝水之战的胜利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是他整合东晋政权军事、政治资源的结果。其“孝武”之谥号便能够说明这一点。但总体而言，东晋国力较弱，皇权不振乃是事实，这就反衬出了东晋“享国百年，五胡云扰，竟不能窥江、汉。苻坚以百万之众，至于送死淝水。后以强臣擅政，鼎命乃移，其于江左之势，固自若也”的特殊性。东晋外有强敌内有隐忧却能不亡于外患，正是这种国力与军事防御效果的矛盾使洪迈提出了“是果何术哉”的问题。

洪迈在这样的问题驱动下开始思考，他最终将解决问题的着眼点落在了君臣关系上。与“君”相对的“臣”可分为“将”、“相”两类。这就是本条目名“东晋将相”的由来。洪迈认为“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的做法可收到“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之效。之后洪迈将“宗室执国柄”者（登基前为会稽王的司马昱、孝武帝之兄司马道子、道子之子司马元显，此三人均曾在东晋中后期执掌朝政）、他认为“以逆取”的王敦、桓温、桓玄及“不任事”的卞壸、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坦之排除在外，提出仅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为“真托国者”，此为论“相”。而论“将”则因荆州“为国西门”，扼守长江中游与北方政权交界之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其“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故以荆州刺史为将之代表，举出自渡江以来至孝武帝太元年间的王敦、陶侃、庾亮、庾翼、桓温、桓豁、桓冲、桓石民八人作为“荷阃寄者”（即“将”）的代表，并同时指出东晋对他们“非终于其军不辄易”的态度及这种态度达到的“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的效果。洪迈结合宋代的时势，指出这种对于大将信任的态度所达到的效果“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甚至“尝为主上论此”，希望南宋皇帝以史为鉴，充分信任手下的将领，皇帝虽然“欣然领纳”，但以“时有不同”为由，最終“不能行尔”。

二、洪迈之论的思想背景及来源

“东晋将相”条以随笔形式写成，其论述征引史料较少，语言多定论而少论证，以抒发一己之见为长，与传统意义上的史论存在一定差异。我们本不应该以现代史学的规范苛责古人之随笔。但《容斋随笔》在学界的影响较大，一些学者在引用其中的史论时并不仔细审视洪迈观点的由来，直接将其作为学术史加以利用，进而影响其得出的结论。洪迈之论有自身的思想理路与历史背景，忽略这些背景而直接将其视作史论或者学术史有不负责任之嫌。就史论而言，洪迈论史多以古讽今，亦多以今况古。就“东晋将相”条而言，洪迈在叙述君臣关系时“以国事付一相”、“以外寄任方伯”之语中的“任”字，显然是皇帝主动赋予将相权力之意。换言之，洪迈以皇帝为最高政治权利的拥有者，以将相为皇权的附庸，以前者为主动方，以后者为被动方。这种政治权利架构在中国两千余年的王朝史上本为常规，论史者早已司空见惯，却与东晋王朝的政治结构不符。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提出“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东晋皇权既然已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2]（25），东晋一朝的政治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部不同士族权臣相互斗争的历史，宰辅之位与上游州牧、刺史之职多由士族之间的斗争及士族内部的利益分配所决定，多数情况下东晋皇帝对士族任命的人选持默认态度。反观洪迈所处的宋代，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以来，鉴于中晚唐以来藩镇割据的状况，以“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6]（11）之法，逐步加强中央集权。洪迈以宋代皇权高张及中央集权强化的情况理解东晋政治，可谓方枘圆凿。从论证逻辑看，洪迈的这一部分论证颇有循环论证之嫌，主要观点是皇帝对“相”的信任有助于东晋政治的稳定，却将“不任事”者与“以逆取”者排除在“真托国者”的范围外（我们暂且不论这种划分是否合理），也就是说他将对东晋政治不起决定性作用或起消极作用者预先排除在论证范围外，如此得出的结论当然如其所愿。被洪迈归入“真托国者”之列的除刘裕外（刘裕以流民领袖的身份确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改变了门阀政治的格局[2]（333）），与其说是为君尽忠，不如说是尽力维护了皇权与士族的良性关系。相对地，若我们考察被洪迈归入“以逆取”的王敦、桓温、桓玄，就能发现他们均不同程度地破坏了东晋皇权与士族的互动。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洪迈对于“相”的划分时，找到值得商榷之处，此处举一例。洪迈口中的“不任事”者亦非真不任事，郗鉴对开发京口、收拢流民、缓和王（导）庾（亮）矛盾、王（导）陶（侃）矛盾均功不可没（见田余庆先生《论郗鉴》[2]（37））。

在“将”这个问题上，东晋皇权具有的主动权亦不可过高估计。东晋初年任大将军的王敦两次起兵攻击建康，屡立战功拥兵自重的桓温在废海西公司马弈立简文帝司马昱后，又希望简文帝“临终禅位于己”[7]（2579），此二人之例充分说明了洪迈口中东晋之将“非终于其军不辄易”现象的本质。将领长期领兵非但不能反映皇帝对将领的信任，反而暴露出门阀政治大背景下皇权对世家大族控制军队的无可奈何。如果说王敦、桓温二人的例子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的话，桓温之子桓玄拥兵开楚国、领相国、加九锡最终代晋之事将这种皇权的低落演绎得淋漓尽致。赵宋立国后以禁军“更戍法”为首的一系列军事改革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8]（1328），军队战斗力因此下降。对南宋人洪迈而言，两宋之际的军事问题促使他从历史中寻求解决之法。东晋南渡立国的经历、淝水之战的成功能够唤起洪迈的共情，拉近东晋与南宋之间的距离。洪迈在“东晋将相”中的论述实际上是借东晋之酒杯浇南宋之块垒。这种从现实出发的“以古讽今”使得洪迈的史论蒙上了“与今况古”的阴影。“以古讽今”与“以今况古”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及现实政治的改革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史论之偏颇使得我们在利用其观点时不得不多加留意，政论之迂阔使得南宋皇帝最终未采纳其建议。

历史学毕竟是一门求真的学问，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原始史料出发，结合目前学界的成果对《容斋随笔》中的史论进行再整理。将古人札记、随笔与目前学界成果相互比照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学术史，在客观评价之余更能使得这些宝贵的学术遗产焕发新的生命力。本文是一次抛砖引玉性质的尝试，望方家指教。

参考文献：

[1]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4]赵翼.廿二十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王永平.東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01）：25-34.

[6]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

[8]马端邻.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