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筹谋前提重塑决策艺术

2018-10-25颜基义王玉民潘建均陈泽玮

中国软科学 2018年9期

颜基义，王玉民，潘建均，陈泽玮

(1.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2.中国科学院，北京 100864； 3.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100081)

一、引言

“我喜欢旅行，但不喜欢到达目的地[2]。”

说这话的人是一个视野纵深程度非同寻常的智者，他就是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 1879-1955)。这句隐喻式的论述在提醒人们：人类至今的一切认识都只是“在征途的路上”，远还没有抵达其终点。对于决策学而言，同样如此。尽管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m, 1916—2001)等一批学者将决策学推向前所没有的高度。然而，如果如同爱因斯坦一样，将决策学也放在历史的纵深程度中进行考量，就不难发现，决策学中值得反思和重塑的问题依然还有很多，决策艺术便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方面。

二、问题的提出：决策艺术，一个缺乏明义的重要决策方式

在决策学中，决策艺术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的内涵一直处于模糊状态，缺乏明确的界定。或者是，其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决策选项上谈论选取技艺。如中译本《决策的艺术》[3]，以及《TheArtofChoosing》[4]都是具有一定影响的专著。然而，它们都是基本上只着眼于“明智的选择(Smart Choices)”，重点放在“选择”的技艺上，本质上并没有涉及决策艺术自身。

关于决策艺术缺乏明义的这种状态，是决策学领域相当明显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决策艺术这种状态呢？

首先，艺术定义的模糊性决定了决策艺术难以明确界定。

决策艺术乃是艺术的一个子类，或者说，带有艺术的一个“指向性”意义。因此，谈论决策艺术，便不能不首先谈论艺术，谈论艺术的定义。然而，又该如何定义艺术呢？

关于艺术的定义，从不同的来源、不同的层次以及不同的切入点，存有众多的说法。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彰显了艺术定义的模糊性。甚至更引申出质疑对艺术给出一致性定义的必要性。

最典型的是斯坦福哲学百科(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在“艺术的定义”[5]的条目中，开宗明义就指出：

“艺术的定义在当代哲学中是有争议的。艺术能否被定义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当代艺术的定义有两种主要类型。一个是与以往具有明显差异的现代定义，该定义集中关注艺术的制度性特征，强调艺术随着时间变化的方式。……另一个是不那么墨守成规的当代定义，则是利用更广泛，更传统的美学属性的概念，包括超过艺术关系的，把关注重点放在艺术的泛文化和跨历史的特点之上。”

文献[6]是关于艺术与心灵(因而与思维)很深刻的一部专著，其中有很长一部分专门论述了艺术的歧义性。它之所以难免，是因为“艺术的功能是大脑功能的延伸，即对世界知识的获取。大脑经常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或观点，这些情况和观点并非用一种方式就能解释得了的。”

的确，艺术的内涵太丰富了，而且处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之中，想要简单地给予界定，不仅很困难，而且似乎也无必要。艺术尚且如此，也就不要对决策艺术苛求了。

笔者认为，上面提及的关于艺术的第二个当代定义，更加适合于决策艺术，下面将有进一步的分析。

其次，是不是只要沿袭第二个定义，决策艺术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呢？

这也不尽然。因为西方盛行的传统美学概念，很强调艺术的“非功能化”和“非工具化”。这一点，看似不利于实践性很强的决策艺术踏入神圣的艺术领地，更确切地说，是艺术美学的领地。

幸好，在决策艺术之前，已有不少别的类型艺术表明，由于其影响巨大，尽管其功能性和工具性极为突出，依然堂而皇之踏入艺术的领地。在这当中，建筑艺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前有建筑艺术，后有决策艺术，不能排斥决策艺术也就顺理成章了。

值得指出的是，影响较大的“不列颠百科大辞典”就有这样的相关描述。如，由美国当代哲学家霍斯博(John Hospers, 1918—2011)撰写的“艺术的哲学”这一条目中，就明确指出[7]：

“根据最简单、最宽泛的定义，艺术就是一切人为的东西。在这个定义的范围内，不仅是绘画和雕塑，还有建筑、家具、汽车、城市和垃圾场都是艺术作品。人类活动在自然表面上所造成的每一种变化都是艺术，无论是好是坏、美丽还是丑陋、有益还是有害。”

这与上面提及的第二个定义是一致的，而且更广泛。“艺术就是一切人为的东西”这个论断，便给艺术圈定了一个非常大的边界，囊括了人类社会活动的种种精彩华章。这样就更不能把在人类历史中发生过巨大作用，而且还在继续发生作用的决策艺术拒之门外，尽管它和那些传统艺术不尽相同，表现的方式也很不一样。

第三,西方决策学派程式化和操作性的理性特征，在决策学与艺术之间筑起一道高大的围墙。

毫无疑问，以西蒙为代表的西方决策学派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让“管理就是决策”这句话成为流行世界管理领域的金句。于是，在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那句经典论断“管理就是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之中，不仅把决策放在“正确的事”之列，而且置于首要的地位。

然而，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决策学派那种把复杂的、生动的决策过程简单地归纳为诸如备选方案的程序式的“选取”。于是，这种简化便把决策这种人类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所包含的鲜活精华给“屏蔽”掉了，“丢弃掉了”。客观上，也把决策艺术挤向了边缘状态。

在上述“艺术的哲学”条目中，还有这样的论断：“艺术是对现实的再创造”，倘若决策仅仅停留在选项的“选取”上，这样的理性程序运作，其“再创造”的空间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对于此，西蒙后来也认识到这一点，提出了“有限理性论”。因此，人们对他这方面贡献的评价是，一点不亚于他关于决策学的程序性贡献。

值得指出的是，西蒙只是更多地强调由于社会客观环境的复杂性，要做到完全理性是难乎其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其实，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即便社会中的某一个系统完全按照理性的行为推进，他的走向也可能是很糟糕的。在这方面，小到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大到历史事件，无不都证实了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的崛起，德国的膨胀，以至对外大肆扩张和侵略屠杀，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就是典型的历史案例。

因此，只有让“丢失”掉的决策艺术重新回归历史舞台，让它理直气壮地拥有它应有的地位，不仅给“有限理性论”做了最好的补足，也让决策学更加契合其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契合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发生在中国的决策学的历史。

第四，决策学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我国的决策活动历史久远，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存有难以计数、令人拍案叫绝的案例，及其相关典籍。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从管理的视角加以梳理较多，从决策艺术的视角加以梳理却很不够，也不系统。

因此，让古人的决策智慧从沉睡在历史典籍中解放出来，服务于我国的复兴大业，这便成了决策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三、决策艺术内涵的界定：全景式重塑的探索

(一)重塑决策学的研究对象和前提

文献[1]的要点，是对决策学的研究对象和前提进行了梳理和重塑，并强调指出：“决策学探讨的是人类为达于目的而策划、谋划、筹划、谋略等筹谋活动规律，是有关在主观与客观矛盾对立统一体中人的主观能力如何正确地驾驭客观世界演变规律，立足现实、依据过往而着力把握未来的学科”，“决策属于思维活动范畴，其本质是主体意志”等。本文正是着重在筹谋前提之下，探索重塑决策艺术的路径和内涵。

(二)在哲学的源头上，决策艺术获得了坚实的支撑点

首先，本文前面业已提及的若干哲学支撑点可以归纳为：

如，艺术可分为“精妙的艺术和有用的艺术”，决策艺术同属这两类，而且都很突出。

如，研究艺术要“把关注重点放在艺术的泛文化和跨历史的特点之上”，人类的决策活动既和文化关联密切，又具有跨越历史年代和地缘环境的特点。

如，“艺术是现实的再创造”，这对决策艺术而言，更是如此。

其次，我们都知道，理性主义分析的认识传统在近现代自然科学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这一传统的开创者应首推近代科学哲学大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 。他的 “普遍怀疑”原则，对于理性主义具有“启动性的作用，并为理性方法论提供了一系列贡献。在这一过程中，笛卡尔有一句话，成为了笛卡尔哲学的代名词，那就是：“我思故我在”。(原话的拉丁语是：Cogito, ergo sum.法语是：je pense, donc je suis.英语是：I think, therefore I am.)。

对于这句话，不能简单地直接“望文生义”。这是他在“普遍质疑”的原则下进行缜密思考后的结论。其本来意义是说，正在思考的我，包括怀疑、意愿、情感、想象以及人能直接意识到的任何精神活力，如同物质世界的存在一样，是不可质疑的，这个事实超越了一切质疑论者的怀疑。

人类决策活动的要核，体现为筹谋思维中智慧的展现，继而贯之以相应的决策行动，以便实现决策的目标。这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艺术表现。关于笛卡尔的这些论述，虽有争论，也有欠缺，但都减弱不了这种肯定，它正是决策艺术坚实的哲学“支撑点”。

阿基米德(Archimedes，前287年—前212年)说，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起整个地球。因此，基于这些厚实的哲学“支撑点”，重塑决策艺术也就可以搭建起宏伟的大厦。

(三)从“谋”到“断”，从“策”到“决”所表现的决策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平衡过程

在从“谋”到“断”，从“策”到“决”，这过程穿越了“理性”和“非理性”两个不同的地带，包括了理性思维，也包括了非理性思维。由于决策几乎都是在对立的相关要素的情境中进行的，致使决策艺术往往表现为一种微妙的“平衡艺术”，借助于理性和非理性思维的交融和互补，最后形成决断。

这些“平衡”艺术大体可归纳为如下一些情形：

如，理性思考与放飞想象力之间的“平衡”，这是“常规”与“非常规”之间的平衡，其结果往往是，让非常规的决断超越了西方决策学派“选择”图谱的限定，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

如，主观认知与客观条件之间的“平衡”，这是“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平衡，是表现为“可行性”的平衡。要实现这种平衡，有赖于决策者智慧和洞察力，在复杂的因素中找到通向决策目标的“因果关系链”。

如，“十月怀胎”与“一朝分娩”之间的平衡，表现为“涌现性”的平衡，或“顿悟式”的平衡。虽说难解其理，其理又自在胸中。自处超然，淡对两难，无得泰然，有事斩然，天不负有心人矣。

如，在决策目标的高度层次上进行“平衡”，即在决策目标“更好”与“次好”，或者“满意”之间进行平衡。前者往往代价大，风险高。这种平衡不仅与决策系统的拉力关系很大，也与决策者个人的偏好和性格等人格情愫密切关联。

如，在决策时机上进行平衡，不仅要顾及决策的客观条件，更要顾及决策者的主观因素，尤其是决策者性格因素和情感状况等。

此外，还有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平衡，得与失之间的平衡，激进实施与渐进实施之间的平衡，“预先的设计”与“实践中调整”之间的平衡，确定因素与不确定因素之间的平衡，甚至“有为”与“无为”之间的平衡等，不一而足。

(四)相对于西方决策学派的要核“选取”，决策艺术的要核“平衡”要复杂得多，丰满得多，而且更能体现决策艺术的美学理念

第一，决策艺术的实现，几乎都是针对相互对立的因素进行调节和平衡的结果。于是，我们熟知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决策艺术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对立统一规律的要核，包括了“事物普遍联系”，以及“否定之否定”等重要内容。没有前者，也就难以看到那些看似相互对立的因素的联系。在联系中把握对立，在否定中去寻找平衡，便是决策艺术中不可或缺的思维根基。

从古至今，放眼看去，那些决策艺术大师，无论是老子，孔子，还是毛泽东，邓小平，无不同时也是辩证法思维的高手。

老子(前571—前471)《道德经》中有一句经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的含义很深刻，影响极大。在这里我们仅以“二生三”来说明它与决策艺术的关联。“生”，具有生育，派生，涌现等众多含义。其中的“二”就是两个矛盾的对立面，在人类社会，如同一男一女，当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生出“第三者”，他们共同的后代。这是他们“统一”的结果，“平衡”的结果。因此，决策艺术就是精妙的“二生三”的过程。

孔子(前551—前479)的“中庸之道”，就是“允执其中”，“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他说的“中”，并不是死板的“中间点”，而是视天，视地，视人的具体情况而采纳的“最佳点”，这与数学里的“黄金分割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结果，就是给看似对立的矛盾双方找到一个合适的“中间点”，让其和谐“落地”。于是，“平衡”了，和谐了，统一了。

毛泽东(1893—1976)是中国近代决策艺术大师，他同时也是辩证法大师，这是我国近代历史证明了的。如他在《矛盾论》中强调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将这“二性”融合起来，就能够让我们不仅看到决策艺术中的对立因素，更让我们看到它们转化的可能，转换了，也就“平衡”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与其说是伟人的感叹，不如说是呼唤，召唤后来的人们，切切不可丢弃掉这决策艺术的精华。

第二，把决策环境的诸多条件因素恰当地整合到决策者的主观认知架构之中，是实现决策平衡的关键路径。这一过程的境界，就是将客观和主观的融合与同化。

客观环境是决策艺术展现其特殊魅力的大舞台，人们的决策行动决不能超越这一基础。在实施主客观平衡的过程中，人们的谋断思维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张力”。如果把握不好，就会让这种张力把决策的结果拖离客观现实，致使谋断成为异想天开的空想或迷思。这方面的教训和代价，不一而足，我们切切不可健忘。

然而，精妙的决策艺术是一定非常警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毛泽东语)的，在决策者关注客观的现实条件时，也绝不能机械地、被动地做现实的“奴隶”。当现实条件的“一扇大门”被关闭的时候，也许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为我们打开了通向机遇的“窗户”。人们常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所体现的正是这个道理。看到对立面的“一失”，也就找到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的机遇。历史典故的“空城计”中，司马懿(179—251)就是因为认为诸葛亮(181—234)是非凡的智者哪里会有“一失”，从而导致了自己决策失败。

这个主客观的“同化”过程，起码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同化”：其一是认知层面的同化，既主观不要超越客观，又要避免被动盲从。其二是智谋层次的同化，即决策者把感官记录的，情感呼唤的，内心体验的，想象归纳的，勇气担当的等种种情愫最终都一一归纳进决策判定。其三是动作层面的行为同化，即转换为决策行为。在这方面，决策艺术又表现为决策行为在时机和力度的把握上，既要适时，适度，又要及时，有效。

第三，决策艺术的平衡过程，就是决策者的意识和潜意识综合发挥作用的过程，尤其是后者对决策的影响和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依据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理论，一个人的人格状态由三部分构成的：其一是“本我(id)”，其二是“超我(super-ego)”,其三是自我(ego)。于此同时，人类重要的精神活动也分为三类：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其中首末两类正是两种极端的情形，意识是可以进行推理和归纳的，因而是理性的精神活动；而潜意识的内容主要是个人的原始冲动，本能欲望和感情等。它往往处于隐性状态，轻易不发挥作用。只当意识不起作用，或者意识给以心理暗示的时候，潜意识才发挥作用。前意识则属于通过联想，努力集中注意而能被意识到的精神活动。

值得指出的是，弗洛伊德的贡献不仅在于指出了上述人类精神世界的结构，更在于他还同时指出人的潜意识具有巨大的潜力，一旦调动起来，其作用之大难以想象。如，我国南朝刘勰(约465—约520)的《文心雕龙》中提及的“神与物游”便提供了神与物结合的关系。而“游”，则是一种玄妙状态，既逍遥，又自在，既淡定，又清然。这种状态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就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并驱矣”。这是一幅解放潜意识后的奇妙图画。

刘勰谈说的是文学艺术，对于决策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决策艺术的语境中，将“山”和“海”置换为上面提及种种相互对立的决策条件要素，置放到决策艺术大师面前。可以想象，他们肯定也是：上观天象，下察地理，中探人文，主客两体，知己知彼，才情贯天，巧妙筹划，看似羽扇轻摇，实则思如天马，瞬间视游客体，最后拍案定夺。于是便有了“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样的奇景。决策艺术的这般情景，其“神与物游”的丰满程度，一点不亚于“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遥想当年，一代枭雄曹孟德(155-220)，不是临海时也发出“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这样的感叹金句么！

在这方面，弗洛伊德不少论述，简直就是对决策艺术的直接建议。

如，他说：“语言具有神奇的力量。……言语能激起最强烈的情感，能促使人们采取行动[8]。”这是借助于语言的心理暗示作用来调动决策者的潜意识。

他又说：“当我面对一个并不重要的决策时，进行周全的利弊考虑当然是有益的。然而，对于重大的事情，比如选择一个配偶或一个职业，则应该由来自我们自身某个地方的无意识来决策。对于个人生活的重要决策，我们应该通过我们本性的深层次的内在需要来管控。”它提醒我们，小事交给能进行推理的意识，而大事则交给不能进行推理的潜意识。

他还说：“的确如此，就智力工作而言，那些涉及思想领域、关键性发现和解决问题的重大决策，大多都是由孤独工作状态中的个人做出的。”战争历史表明，在重大战争前夜，天才的将军往往寻求独处一段时间，为让潜意识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的思维条件。

持理性决策至上态度的人，对于上述弗洛伊德的这些提醒也许并不以为然。那么，再看看他怎么说：“我的精神分析理论业已为你们提供了一张回归良态的火车票。现在正是你们决定是否充分加以利用的时候了。”

总而言之，决策艺术不仅与决策者的意识有关，而且与其潜意识的关联更大。也就是说，潜意识的主导作用乃是决策艺术的主导方面。

(五)艺术之道，贵在唯美，决策艺术具有独特的唯美展现

谈论艺术，离不开美学。不谈论决策艺术的美，也就失去了谈论决策艺术的意义。决策艺术的美，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个方面。下面是我们的初步探索。

第一，决策艺术的平衡美。

其一，平衡美是多种艺术采用的基本组织原则，能够唤起人们的不同要素的和谐感，对立要素的统一感，平衡可贵的珍惜感。正如上述，平衡是决策艺术的核心过程，因此，决策艺术也同样具有这些美学要素。

不同的是，决策艺术在某些方面更有其独到瑰丽的魅力。

如，由于决策是属于社会活动范畴，其复杂性表明，平衡是暂时的，而且非常短暂，稍纵即逝。用数学的术语来说，是属于“小概率事件”，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高明的决策者无不极其珍惜这种决策带来的瞬间平衡，敏锐地抓住之后，就全力实施，直达决策目标的实现。

如，平衡艺术的实现离不开对象的“重量”安排和处置。对于决策艺术而言，平衡的“重量”就变成了“权重”，对权重的设置和考量，既有理性的定量配置，更有定性的考量。“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对制定政策是如此，对于筹谋决断更是如此。

如，有对称性的平衡艺术，也有非对称性的平衡艺术。前者表达了秩序、理性和不朽，后者却带有更强的表现力和张力，中国传统水墨画就是典型的例证，把这种非对称的平衡演绎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决策艺术，本质上就是一幅现实中的中国水墨画，一幅非对称的动态水墨画。

如，平衡哲学来自于中国伟大的易经哲学，阴与阳的平衡，就是最基本的平衡，其影响深远。从系统观点来看，制定决策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首先要搞清楚，我们面对的众多对象，哪些应该是系统固有存在的，即systemic；哪些是认知层面带来的,即systematic。著名英国系统学家，国际系统研究联合会(IFSR)主席艾逊(Ray Ison,1950—)最近来访，与我们交流时，他把前者对应于阴阳八卦图中的“阴”，后者则对应于“阳”，而且用三维立体图的方式表示出来，如图1所示，从而清楚地说明了这二者的实质性差异和关系。决策艺术之所以高超，就是在众多似是而非的对象中，巧妙地“二生三”，并由生成的“三”来实现平衡，展现一种简约的美，奇效的美。

图1 三维立体图

其二，决策艺术的“真效”之美。

如果艺术的美离开真，就会成为虚幻之物，也就说不上其存在的社会意义。对此，美国哲学家兼诗人艾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有很精辟的论述[9]：“真实的哲学家和真实的诗人是一回事，因为真就是美，美就是真。真与美乃是这两种人共同追求的目标。”

英国诗人济慈(John Keats,1795—1821)在去世前一年也说过类似的断语[6]，比艾默森更坚定，更彻底：“‘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是你在世上所知道的一切，也是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决策艺术用它带来的真效和奇美，对这个论断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决策学是实践性极强、目标及其明确的学科，决策结果的成效，或者说“奇效”正是决策艺术最大的支撑点。离开了“决胜于千里之外”，那么“运筹于帷幄之中”也只能落为空谈，甚至笑谈。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显然面对两种前途，一种是“一杯水”就可以将之扑灭，另一种是它可以继续燃烧开去，火势越烧越大，以至“燎原”整个中国大地。这后一种可能，当然要艰难得多，但是终于成为现实。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决策，战胜了“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一步步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这个决策，道路既曲折又血腥，但是该决策案例的艺术魅力却是中国近代史的闪亮点。

其三，决策艺术的灵感思维之美。

灵感思维是钱学森(1911—2009)提出的一种思维方式，他说[10]：“我认为现在不能以为思维仅有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这两类，还有一类可称为灵感。也就是人在科学和文艺创作的高潮中，突然出现的、瞬息即逝的短暂思维过程。”他说的灵感思维，乃是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过程中，常常碰到的“顿悟”，或俗话说的“灵光一现”。信息的诱导、经验的积累、联想的升华、事业心的催化，突然在黑暗的思索隧道里，苦苦思维的当事者骤然发现了问题解决的曙光。

在重大决策问题中，经过一段筹谋思索，最终找到了精妙的平衡决策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就是筹谋过程的顿悟。这种美，体现为苦苦求索后的“快感”，其冲击力之大，愉悦程度之烈，不经历其中的艰辛求索过程，恐怕是很难体验和理解的。

阿基米德为了解决国王交给的难题：在不破坏王冠的条件下，要找到判定王冠的含金成分有没有造假？经过并不轻松的思考和探索之后，就在他走进浴缸里洗澡的瞬间，悟出了利用浮力测量不规则物体体积的方法。于是近乎疯狂地光着身子往外跑，并大叫着：“我找到了(Eureka)！”后来，Eureka这个词语也就成了人们解决困难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即人们的直观经验有可能导向潜意识的顿悟。它派生出启发性方法或算法(heuristic methodoralgorithm)，丰富了运筹学、决策学、计算机科学，以至当今极为火热的人工智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武库”。

关于钱学森的灵感思维，有人并不赞成。对此，钱学森还专门给反对者写信，做了相应说明，并指出：“您不认为灵感思维有别于形象(直感)思维，持此见者颇不乏人。我以为之所以如此，在于持此见者恐怕自己无灵感的经验，因而无法认识灵感。灵感并不发生于人的正常醒觉功能状态。”

四、决策艺术的特征，素质要求和内涵归纳

(一)决策艺术的主要特征

第一，强烈的实践属性。

这一点和其他艺术类型很相似，不经过长时间的实际体验和锤炼，切莫妄谈决策艺术。对于书本上的知识，以及别人的成功经验，拿来就用，这是决策艺术的大忌。别人的经验就像发面的“起子”一样，只能揉进自己的“面团”之中，才能做成更大的面包和蛋糕。在这个意义上，当决策者面对复杂的决策环境，棘手的纷繁矛盾，紧迫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更要将其视为孕育决策艺术的肥沃土壤，是对自己千锤百炼的实践机遇。只有这样，才能给决策者带来丰富的实践体验，从而提升自身的智慧和悟性。

第二，鲜明的决策者个性。

正如本文上面所陈述的那样，决策艺术与决策者的本我和自我密切相关。由于外界社会环境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致使很多人都只能以“超我”的形态出现，压缩了“本我”和“自我”。也就是说，人们看起来都那样相似。其实，那个“潜在”的“我”的意愿，性格，情操，品德，欲望，偏好等，是很顽强的，也会融进到决策艺术之中，形成色彩斑斓的决策案例。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决策艺术大师，前者情操豪放，气吞山河，文辞瑰丽，激励万千，视风浪如“闲庭信步”，看历史长河如洞观火。后者则更偏于实效，治大国如烹小鲜，以小见大，隐喻见长。然而，他们的决策却同样精彩，其决策结果，同样既可翻天，又可动地。

第三，难以预估的涌现性。

这是决策者面对的客观现实所决定了的。从个体来说，复杂莫过于人；从系统来说，复杂莫过于社会；从器官来说，复杂莫过于大脑。这三者无一例外的都在决策艺术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据此，我们切切不可低估决策艺术的复杂性。

当今复杂性理论告诉我们，当人们面对一个复杂系统时，哪怕对局部细节搞得清清楚楚，也很难准确判定整体系统的某个事件何时会涌现出来，以什么方式涌现出来等。决策艺术所涉及的精妙决断，与这类涌现关系极大。正因此，当决策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筹谋思考和判断后，仍得不到理想的解决办法时，干脆就停息下来，让“无为”取代“有为”，让时间和空间继续储备条件，待机后发。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涌现现象，不仅发生在决策者主体身上，也发生在决策对象的身上。因此，在主客观之间，还有个相互匹配的问题。主观条件具备了，客观条件不具备，当然不行。反之，也同样不行。于是，更加大了把握决断涌现的难度。

(二)决策艺术对决策者的素质要求

决策艺术对决策者的素质要求是很高的，涉及诸多方面。在这里，我们仅就若干主要方面进行探索。

第一，既能“沉下去”，又能“冒出来”的能力

在筹谋过程中，决策者的思维犹如在一片汪洋大海中畅游，王国维(1877—1927)在《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非常契合筹谋决断过程的生动状态：“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能高致。”

王国维在这里反复强调“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沉下去”与“冒出来”。一方面,不“沉下去”就会事无根，言无据，甚至让筹谋决断的结果成为“梁上君子”的空谈；不“沉下去”，就看不到实践第一线的生气蓬勃，和斑斓精彩，更体验不到现实的多变和难猜。另一方面，若只“沉下去”，不“冒出来”，就可能一叶遮目，导致只见树木，却不见森林；虽可明察秋毫之末，却不见舆薪；甚至只见问题如蚁，却不见隧道尽头的光亮，曲径之后的出口。

王国维点出的“高致”，就是一种境界，它是“一览众山”的鸟瞰，是“笑看云起”的自信，是“气吞山河”的勇气。有了这般“致高”的境界，便能见人之不见，敢为人之不为，化平凡为神奇，变陌路为捷径，直通决策之目标。

从系统论视角分析，“沉下去”与“冒出来”体现了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关系，这二者缺一不可。人类演进的过程犹如一条曲曲弯弯的长河，经历了整体论和还原论交替显赫的历史。近代科学技术的猛进带来的还原论膨胀，大大挤压了整体论的存在空间。决策艺术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史一样悠长，它的成功，离不开还原论和整体论的巧妙结合，更离不开整体上的精道把握。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这些精华，切切不可小觑，切切不能丢弃。

“冒出来”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让决策者的思绪暂时离开决策环境的“现场”，让内心保持一种平静状态，让那个经常“脱缰”的“本我”回归为其闲静、逍遥、自在的状态。唯有如此，决策者才能充分放开想象力和联想力的“翅膀”，去摘取决策艺术的奇果。退一步讲，即便在累试不爽的情况下，不妨让“冒出来”处于一种“无为”状态，也常常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二，能专注和把握“因果关系链”的能力

关于科学研究的本质，说到底，无非就是寻求某些特殊对象的因果关系。决策学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因”与“果”的两端同时都在探寻与设定之列，“果”就是决策的目标，“因”就是可能采取的行动措施。筹谋决断的结果，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因果”之间，搭建起由此岸通向彼岸的桥梁或者通道。

然而，决策者所处的情境往往都是极其复杂的，致使其特殊“因果关系”并非轻易就能拿下和搞定。从信息视角来说，有价值的信息往往埋藏在无价值噪音之中。在信息爆炸的当今时代，更是如此，其筹谋决断，犹如在群山峻岭之间探找稀有金属一样。有智者这样说，决策者可选取的行动方案似乎越来越多，这将导致通向决策目标的概率也越来越小，风险却越来越大。林彪(1907—1971)在辽沈战役中敏锐地凭借所缴获手枪的数目这个特殊信息，活捉了化妆成普通士兵的廖耀湘(1906—1968)，就是决策艺术在这方面的精彩案例。

从辩证法的视角来说，一切事物不是静止不变的，是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如果此时此地还不能发现有效决策行动方案，也许是因为其处于潜伏状态。对此，不妨暂时采取“无为”的等待，说不定等到彼时彼地，筹谋决断就可以“灵光一现”，“计上心来”。也不妨“小试牛刀”，改变决策情景要素间的相互关联张力，适当改变事物的关系，说不定“因果关联”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从复杂性理论视角来说，“因果关联”往往呈现非线性状态，即所谓“蝴蝶效应”：南半球的一只蝴蝶扇动它的翅膀，兴许关联着北半球某地的一场风暴。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发生的概率很小很小。但是在现实中不是不可能。2016年当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1946—)竞选美国总统时，大多数人并不看好他能当选。然而，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中特朗普人像塑料头套的订单却在增加，数量超过通常的预计，从而表明他当选的概率在增加，很可能当选。遗憾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数据。你看，眼下的世界，岂不是也因此正在改变。

因此，关注“因果关联”的能力，既需要专业知识的背景，更需要顿悟带来的火眼金睛。

第三，提高审美的能力。

一切艺术门类的美，无不都具有特殊的魅力。对于艺术而言，美的存在，无处不在，所缺少的，只是发现美的眼睛。如何练就识别和鉴赏美的眼睛呢？入门在专攻，功夫在门外。对于决策艺术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关于弗洛伊德与艺术的关系，他这样说[8]：“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发现有一位诗人已经提前在那里等着我了。”

古诗曰：上山千条路，共揽一天月。这正是决策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交叉学科的融合，更是理性与非理性的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