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香梅，刘 斌，邹 克

(1.广东金融学院 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521； 2.湖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引言

国内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金融影响收入分配的渠道包括宏观和微观两条。宏观渠道表现为金融发展的产业扩展效应与经济增长效应，微观渠道表现为金融发展产生的职业选择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资本积累的涓滴效应和消费平滑效应。这些研究着重于金融深度或金融资产规模扩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较少有文献从金融包容角度，研究金融发展的广度(即金融服务于贫困人口、弱势群体等)或结构优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突出，在我国农村家庭遭遇的金融机会不均等较为严重[1]。国外研究发现农村的主要融资渠道是非正规信贷，用于弥补日常生活开支、子女教育等，正规信贷用于生产，但成功申请到的农户占比较少[2-3]。我国学者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农户对正规信贷需求以生产为主，对非正规信贷需求以消费为主[4-6]。鉴于农村居民消费、教育投入等资金短缺主要来自非正规信贷，在二元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滞后情况下，金融发展所致的人力资本投资效应、资本涓滴效应不明显[7-8]。本文研究金融包容影响收入分配的微观机制，重点研究人们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从事生产活动，即选择创业还是成为雇工入手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近年，我国政府倡导“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普惠金融被列入“十三五规划”，这些举措将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本文以创业选择为视角，对金融包容影响收入分配的微观机制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提供理论依据和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金融包容是2005年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AGP)在小额信贷宣传年中提出，泛指金融服务在合理成本下的可得性，特指弱势群体及低收入者在能够支付得起情况下，及时、充足地获得金融服务[9]。理论界一直把金融包容视为可以解决贫困问题、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和谐的一种重要机制[10]。曾康霖和罗晶(2014)[11]认为普惠金融具有扶贫性质，其本质是要让弱势群体参与金融和经济的循环过程，分享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关于金融包容改善收入分配的机制，始于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理论对传统金融的批判。King和Levine(1993)[12]指出金融的本质是Schumpeter(1912)[13]提出的“帮助企业家重新组合各种生产要素以进行创新”，倡导金融要支持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进入21世纪，大量学者围绕这一主题从事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出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劳动力市场潜在企业家的职业选择影响收入分配，如一国金融体系通过支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中低收入者创办企业，有利于解决贫困“代际世袭”问题，缩小收入差距[14]。最早从职业选择视角讨论这一问题的是Evans和Jovanovic(1989)[15]，他们采用一个静态的职业选择模型证明，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不能获得新建企业所需的启动资金时会影响经济增长；Quadrini(2009)[16]等的扩展研究证明，成为企业家还必须拥有最低限额的初始财富；Gine和Townsend(2004)[17]发现金融可获得性提高有助于企业家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就业和推动工资上涨，缩小收入差距。

有关“金融发展—企业家创业—收入分配”逻辑关系的开创性研究是Banerjee和Newman(1993)[18]建立的三部门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指出职业选择取决于初始财富水平，穷人在信贷约束下选择为富人工作，富人不受信贷约束，创建企业或扩大规模，赚取巨额利润，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但随着金融体系的完善，低收入者也能获得信贷支持成为企业家，劳动力需求扩大，工资上升，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基于该模型大量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Ghatak和Jiang (2002)[19]的拓展研究指出，完善的金融市场使投资门槛降低，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Cagetti和Nardi (2006)[20]引入遗产动机研究指出，随着金融体系发展，能力较强者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变成企业家，而能力较弱者变成工人，金融市场的完善也会激发创业精神，提高生产效率与投资水平，进而提高工资水平；Ahlin和Jiang(2008)[21]引入联保制度研究，认为抵押品缺乏的部分雇员在联保贷款下，选择自我创业，收入水平提高，金融包容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Osman(2014)[22]开创性地在职业选择模型中引入信息约束，发现风险规避者随着风险预期的改变，会放弃贷款创业，转而选择相对安全的职业。这些拓展研究考察了金融市场的信贷行为，没有进一步探究金融体系变化对职业选择的影响。

国外大量研究表明放松金融约束对缓解贫困、收入公平分配呈有正向作用[23]。影响渠道包括金融管制放松有利于增加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和工时、改善融资不平等，且对不同金融约束国家具有异质性[24]。也有一些研究从市场结构角度，提出以小银行为主体、分散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和扩大客户覆盖面，进而改善收入分配[25]。

国内学者重点研究农村金融发展或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随着金融包容水平提升，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传递渠道包括居民教育投资、区域差异、职业选择等[26-28]。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研究金融包容对城乡收入、城乡福利等的影响，各类金融机构，尤其中小银行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受到关注[29-30]。也有一些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发现非正规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农户贷款可获性，增强了农户创业积极性，缩小了农村收入差距[31-33]。

总之，金融包容促进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的核心之一是支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员创新创业，通过增加就业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对有创业精神的中低收入者信贷支持不足，构建一个包容性金融体系，培育企业家精神，缩小收入差距和反贫困，将是我国下一步金融改革的关键所在。

三、理论分析

理论分析假定在某一金融体制下，微观主体职业选择对一国创业活动及其收入分配的影响。假设经济体由一系列个人组成，他们在初始财富b和企业家才能z上存在差异。生产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事信贷活动，做出职业选择和投资决策；第二阶段，依据所从事的职业，获得工资或企业利润，并做出使其消费和遗产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假定每一个人有后代，他们的初始财富等于其继承的遗产，企业家才能是一个随机变量。

(一)金融包容对微观主体信贷行为和财富(或收入)的影响

1.建立效用最大化函数模型。假定微观主体的效用由第二阶段的消费和留存遗产组成。效用遵循科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被设定为：u(c,b)=c1-ωbω。其中c表示消费量，b表示遗产(设遗产能实现跨期转移)，ω为最佳遗产留存率。在c+b=W(W指第二阶段财富)预算约束下，要使上式效用最大化，也就是使第二阶段的预期财富最大化，效用函数u(c，b)与期末财富(W)呈线性关系。

为实现预期财富最大化，必须在第一阶段进行合理的借贷、创业选择以及投资决策。在第一阶段，选择做工人，获得工资收入w；选择成为企业家创业，需要资本和雇佣劳动力，获取利润。假定企业生产技术固定，利润取决于企业家才能。其生产函数表示如下：f(k,l)=z(kαl1-α)1-v。其中，1-v代表由可变要素带来的产出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α代表资本对产出的贡献，1-α代表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设生产失败的概率是p，此时产出为0，企业家只能收回已投入的一部分资本(η<1)和第二阶段的净折旧额，折旧率为δ。为简化计算，假定只有当生产成功时工人才能获得工资收入，即工人以1-p的概率获得工资。

2.不同金融体制下微观主体的信贷行为与财富(或收入)的最大化。第二部分研究综述表明，金融约束会阻碍有潜在企业家才能的中低收入者从事创业活动。为说明这一选择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本文比较分析金融约束和金融包容对微观主体信贷行为及其财富的影响。

(1)在金融约束体制下，微观主体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利用自有资金从事生产活动或成为工人。如果第一阶段职业是工人，他们通过银行储蓄使收入和初始财富跨期转为消费和遗产，由于工资w与存款利率rd是根据劳动力市场与资本市场决定的，他们根据工资水平和利率做出贷款决策与投资选择。如果第一阶段选择成为企业家，令π(b,z)表示企业期末预期财富函数，S表示金融约束体制下。则两种职业选择的财富(WS)最大化函数如下：

(2)在金融包容体制下，微观主体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具有潜在企业家才能的中低收入者选择创办企业。其期末财富值被表示为:WI=πI(b,z)，其中I指金融包容体制。当WI>WS时，更多人选择贷款创业。假定企业进入信贷市场的准入成本为Ψ，则其抵押物价值为b-Ψ。设还款金额R,如果生产失败，企业无法偿还贷款R违约，银行处理抵押物，企业获得(1+rd)(b-Ψ)以及回收未折旧的流动资金η(1-δ)k。如果生产成功，银行得到还款总额R，那么，企业的期末财富值用公式表示为：

在上式中，第一项指生产成功时的期末财富，第二项则指生产失败时的情况。企业只有在η(1-δ)k+(1+rd)(b-ψ)>R，即当回收的未折旧的流动资金加上抵押品计息后的价值之和足以偿还贷款本息R时才会有财富剩余。否则，企业的期末财富最终会是0。

(二)金融包容对微观主体职业和创业的影响

职业选择是基于微观主体拥有的不同企业家才能和财富水平而进行的理性选择。在金融约束体制下，有四种职业类型:受约束的工人、不受约束的工人、受约束的企业家、不受约束的企业家。由于企业家才能存在某一固定阈值，当发现自己低于这个值，为薪水而工作会好于自己经营企业，这些个人成为不受约束的工人；在企业家才能阈值之上，又进一步划分为三种类型:有企业家才能但没有足够财富，选择当工人，称为受约束的工人；有足够财富，但经营规模仍受财富约束，这类成为受约束的企业家；剩下的是不受约束企业家。

在金融包容体制下，职业选择对受融资约束企业可以进一步分为高杠杆和低杠杆企业。随着外部融资机会的增加时，受融资约束的工人数量减少，不受融资约束的企业数量扩大。这意味着，一旦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更多人选择创办企业，或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尤其是那些资本回报率较高的企业，在初始财富较少时，更倾向于提高杠杆率。因此，放松融资约束或实施金融包容，会改变人们的职业选择，进而影响他们的收入水平，最终影响总体经济，使GDP与收入分配状况发生变动。

(三)金融包容对收入公平分配的影响

金融包容是多维度的，分析可以从企业个体和社会总体两个层面展开。

1.金融包容对企业净产出和财富价值的影响。从个体层面，假定利率与工资固定、规模报酬不变。在金融包容体制下，企业家才能存在一个临界值，有才能的企业家将面临陡峭的利润函数，企业更愿意选择高杠杆贷款，在资本投入无限制情况下，企业的财富阈值变得无穷大，鼓励更多人外部融资创办企业。在其余条件不变时，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创业者所需的初始财富也降低了。因此，金融包容不仅放松了信贷准入，对企业的净产出也会产生影响，不同金融体制会导致不同的企业净产出。

贷款合同一般包括借款金额、抵押物、借款成本几个要素。借款成本包括信贷准入成本ψ和银行监督成本χ，ψ反映获取贷款的难度，χ反映金融中介的效率，企业杠杆率λ反映抵押物要求。这三个约束参数对企业能否获得贷款有重要影响。

在金融约束下，企业净产出yS(b,z)等于期末财富与初始财富的差额加上资本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用公式表示为：

yS(ψ,λ,χ;b,z)=πS(b,z)-(1-rd)b+(rd+δ)k*(b,z)+(1-p)ωl*(b,z)

在金融包容体制下，企业家净产出yI(ψ,λ,χ;b,z)为:

yI(ψ,λ,χ;b,z)=πI(b,z)-(1-rd)b+(rd+δ)k*(b,z)+(1-p)ωl*(b,z)

以上分析的政策意义是，金融包容会因初始财富和企业家才能分布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经济效应。如果政策制定者只施行单一政策，选择缓解金融约束的政策就尤为重要。其次，不同放松金融约束的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效应相互补充，但在扩大客户群体上相互替代。因此，制定出提高收入水平的最优政策组合显得十分必要。

2.金融包容对社会总体收入及其收入分配的影响。金融包容体制下，受初始财富值b下降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企业能从金融体系借到贷款，企业不断扩展业务并创造出更多产出；产出的增加也会因为金融约束放松，降低贷款准入成本(较低的ψ)和监控成本(较低的χ)，进而提高信贷供给总量(较高的λ)。当然，这两个效应可能会由于均衡工资和利率的上升而减少。但随着金融包容程度提升，工人比例降低，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拥有资本的人数比例越来越大，创办企业和成为工人的效用差距变小，金融包容在影响企业数量、职业选择的同时，也会提高工资水平。综上，金融约束的放松能够增加企业家数，并且能够同时增加企业家的产出和工人工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此外，金融包容也能有效缩小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效用差距和收入差距。

四、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设定

根据理论分析，金融包容、创业选择与公平收入分配之间的路径关系如图1所示。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金融包容、创业选择与收入公平分配之间的关系。其中，金融包容指标利用由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计算金融包容指数，创业选择利用各省每万人所拥有的企业法人单位数表示，收入公平分配利用城乡收入比、基尼系数来表示。

图1 金融包容、创业选择与收入公平分配的路径关系

1.财富水平与金融包容对创业选择影响的模型设定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创立企业通常存在一个最低的财富门槛，因此对职业选择影响的一个直接变量是自有财富水平。在金融约束严重条件下，个人或家庭是否创业取决于其初始财富水平，个人或家庭财富越充足，创办企业的概率越高；在融资约束不严重条件下，个人或家庭是否创业取决于投资回报率水平。实施金融包容，会改变不同类型群体的职业选择。因此，构建模型(1)检验居民财富水平、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

lnencit=β0+β1wlit+β2ifiit+γ1.Cit+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lnencit表示宏观水平下的创业选择，即每万人所拥有的企业法人单位数的对数，下标i代表地区，下标t代表年份。解释变量中，wlit代表财富水平，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代替。ifiit指当地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以检验金融包容能否帮助个人或家庭缓解金融约束，提高一地区的创业水平。Ci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金融转化效率(fdlit，贷款余额比存款余额)、老龄化(oldit,老年人口抚养比例)以及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eduyit，根据各地区人口文化程度的比例，乘以组中值加总计算)，由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人的冒险精神下降、对生活稳定性追求上升，创业选择与受教育年限呈非线性关系，由此纳入受教育年限的2次项(edu2it)。

考虑到财富水平与金融包容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效应，在模型(1)中放入财富水平与金融包容变量的交互项wlit*ifiit，构建模型(2)：

lnencit=β0+β1wlit+β2ifiit+β3wlit*ifiit+γ1.Cit+εit

(2)

2.金融包容、创业选择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分析，金融包容能够增加企业家数，并且能够同时增加企业家的产出和工人工资，有效缩小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效用差距和收入差距。因此拟实证考察金融包容、创业选择对收入公平分配(收入差距缩小)的具体影响，收入公平分配以城乡收入比和反映居民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衡量。

(1)金融包容、创业选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模型设定如模型(3)-模型(6)：

indit=β0+β1ifiit+γ1·Cit+εit

(3)

indit=β0+β1encit+γ1·Cit+εit

(4)

indit=β0+β1ifiit+β2encit+γ1·Cit+εit

(5)

indit=β0+β1ifiit+β2encit+β3ifiit*encit+γ1·Cit+εit

(6)

模型(3)考察金融包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4)考察创业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5)同时纳入金融包容、创业选择，分析它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一步地，模型(6)纳入了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之间的关联效应，考察金融包容、创业选择、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之间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indit为城乡收入比；解释变量为金融包容(ifiit)、创业选择(encit)以及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的交互项(ifiit*encit)。考虑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解释变量创业选择encit使用非对数值。控制变量Cit包括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eduyit)、对外开放程度(opdit)、老龄化(oldit)及居民财富水平(wlit)。

(2)金融包容、创业选择对居民基尼系数的影响实证模型设定如模型(7)-(10)：

giniit=β0+β1ifiit+γ1·Cit+εit

(7)

giniit=β0+β1encit+γ1·Cit+εit

(8)

giniit=β0+β1ifiit+β2encit+γ1·Cit+εit

(9)

giniit=β0+β1ifiit+β2encit+β3ifiit*encit+γ1·Cit+εit

(10)

模型(7)-模型(10)的含义与模型(3)-模型(6)基本一致，只是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居民基尼系数(giniit)，考察金融包容、创业选择及其交互项对居民基尼系数的影响。控制变量选择对外开放程度(opdit)、金融转化效率(fdlit)及不良贷款率(nplit)。

(二) 样本数据与变量选择

1.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创业选择(encit或lnencit)，用地区每万人拥有的企业法人单位数进行衡量；居民收入差距(indit)，以城乡收入比与居民基尼系数来衡量。其中，创业选择在模型(1)是被解释变量，但在模型(3)-模型(5)中则为解释变量。

收入基尼系数的计算步骤如下：首先，分别计算出城镇与农村的收入基尼系数，根据臧日宏《经济学》的计算测得城镇与农村的基尼系数[34]：

G=1+∑YiPi-2∑(∑Pi)Yi

其中，Yi表示第i组人口总收入占全部人口总收入的比例，Pi表示第i组人口数占全部人口数的比例，∑Pi表示累计到第i组的人口总数占全部总人口的比例。

其次，根据Sundrum(1990)[35]提出的“分组加权法”计算总体的基尼系数。

(2)解释变量。最主要的解释变量是金融包容指数(ifiit)。理论分析部分提到影响金融包容的信贷准入成本ψ、监管成本χ以及杠杆率λ三个约束参数在实际中难以精确计算，但可以找到解决这些参数的政策依据。如广设分支机构有助于减小准入成本ψ；拓宽抵押品范围、实行联保贷款制度，可使λ值增加；加强金融机构竞争，提高金融效率，可降低监管成本χ和贷款利率，提高低收入者贷款可得性。借鉴Sarma(2008)[36]的做法，从渗透性、使用效用性与可负担水平3个维度共10个指标对金融包容水平进行测度。渗透性是指一个地区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的渗透程度，是从供给角度来保证该地区的金融服务可及性，渗透性维度包括：每万人金融机构数、每平方公里金融机构数、每万人拥有的金融从业人员数、每万人拥有的金融资产总额4个指标；使用效用性用以衡量一个地区的金融服务使用程度，使用效用性维度包括：存款/gdp、贷款/gdp、保险深度、保险密度4个指标；可负担水平用以衡量一个地区的包容性金融服务的价格，价格越低，越有利于金融包容水平的提高，可负担水平维度包括：一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不良贷款率2个指标，这2个指标均为逆指标。在对指标归一化与逆指标正向化后，本文利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综合加权计算得到各地区的金融包容水平，参考Chakravarty和Pal(2013)[37]的计算方法：

其中，k为测度指标的个数，xi、maxi、mini表示第i个指标的样本实际值、最大值与最小值，r为金融包容的敏感度参数，在(0，1)之间，参考陈三毛、钱晓萍(2014)[38]，本文取0.5进行计算。

财富水平(wlit)是另一个重要解释变量。财富水平为家庭的总资产与总负债之差，总资产具体包括家庭耐用品和贵重品资产、住房资产、生产性固定资产、金融资产，总负债具体包括家庭正式或非正式负债等。由于数据难以获得，且财富水平与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本文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利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相应的人口比例计算得到。来衡量财富水平。

(3)控制变量。在不同的模型中，控制变量有所不同。本文的控制变量有：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eduyit)、对外开放程度(opdit)、老龄化(oldit)、居民财富水平(wlit)、金融转化效率(fdlit)、不良贷款率(nplit)。

2.样本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创业选择(encit或lnencit)、居民收入差距(indit)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地区数据部分；金融包容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中，原始指标金融机构数、金融从业人员数、金融资产总额、保险深度、保险密度以及一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5-2015年各地区的《金融运行报告》，其中，一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根据《金融运行报告》中的人民币贷款各利率浮动区间占比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估算；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数据来源于wind宏观行业经济数据库；受教育年限、老龄化、居民财富水平等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地区数据部分。计算基尼系数的5项指标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各省年度数据。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31个省市自治区，由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没有地区企业法人单位数2010年以前的数据，在涉及创业选择变量的模型中，研究区间为2010-2015年，2012年各省市自治区企业法人单位数缺失，使用2011年与2013年的平均值；不涉及创业选择变量的模型中，研究区间为2005-2015年。另外，居民基尼系数有部分省市数据缺失，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如样本描述性统计表所示。

3.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列出了变量的定义、样本数、各变量均值、标准差、最大值及最小值。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创业水平差异巨大，创业选择指标最大值为305.45，最小值只有10.12；2005-2015年，城乡收入比最大值为4.59，基尼系数最大值为0.48，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较大，金融包容水平的最小值为-0.92，最大值为2.43。

表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进一步对金融包容、创业选择与收入差距的时间趋势进行分析。从图2中可以看出，创业水平自2010年以来呈快速上升趋势，金融包容水平在2005-2015年保持着一个波动上升趋势，而收入差距则呈一定下降趋势。利用341个样本进行相关分析显示，金融包容水平(ifi)与创业选择(enc)的相关系数为0.825，呈高度相关性；金融包容水平(ifi)与城乡收入差距(ind)的相关系数为-0.480，创业选择(enc)与城乡收入差距(ind)的相关系数为-0.531；金融包容水平(ifi)与收入基尼系数(gini)的相关系数为-0.659，创业选择(enc)与城乡收入差距(gini)的相关系数为-0.711。结合理论分析，初步可判断，金融包容有利于提高创业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提高创业水平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

(三)实证结果分析

1.财富水平与金融包容对创业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验证财富水平、金融包容对创业选择的影响，本文采用了面板回归模型对样本进行估计。在回归之前，F检验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使用混合回归模型，Housman检验支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表2也展示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1)-模型(2)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接近90%。

图2 金融包容、创业选择与收入差距的趋势

模型(1)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包容水平ifi的系数为正，在5%水平下显著，表明提高金融包容水平能够有效地提高一个地区的创业水平，这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结果相吻合；财富水平wl的系数为正，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家庭可支配收入越高，积累的财富越多，越有可能支持个体或家庭进行创业，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结果相吻合。

加入金融包容与财富水平交互项的回归见模型(2)。模型(2)的结果显示，在加入交互项后，主要解释变量均显著。交互项ifi*wl的系数为负，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金融包容与财富水平的相互作用，对创业选择影响为负。究其原因，相对于初始财富低的家庭与个体，我国金融体系更倾向于支持初始财富高的家庭与个体，尽管单项来看，金融包容、财富水平与创业选择正相关，说明我国的金融包容还存在结构性问题。意味着我国的金融包容还需要进一步下沉，实现对10分位数或者5分位数以下低收入群体的精准包容。

从模型(1)的控制变量来看，金融转化效率fdl的系数为正，统计上不显著，这与我国国情相关，在几个特大或者一线城市，存款量大，金融资源富余，并没有投入实体经济，金融转化效率不足；老龄化old的系数为负，统计上不显著，表明老龄化降低了地区的创业水平；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eduy对创业选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eduy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其平方项edu2系数为负，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开始能够提高地区的创业水平，但随着受教育水平达到一定的阈值，人的冒险精神下降、对生活稳定性的追求上升，地区的创业水平下降。模型(2)的控制变量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2.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对收入公平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

(1)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经过F检验与Housman检验后，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并控制了稳健性标准误。模型(3)-模型(6)对被解释变量的程度平均超过了60%。

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包容ifi的系数为负，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金融包容显著地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创业选择enc的系数为负，在5%水平下显著，更高的创业水平降低了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这些结论表明金融包容、提高创业水平有利于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与前面的理论分析结果相吻合；模型(5)同时纳入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变量，金融包容与创业水平均能够有效地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来看，金融包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模型(6)加入了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包容ifi、创业选择enc的系数为负，且显著性水平上升至1%。而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交互项ifi*enc的系数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与财富水平与金融包容对创业选择影响的实证结果类似，表明在现阶段尽管金融包容与创业水平的提升均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降低，但金融包容与创业水平还存在一定的不相容性，金融包容主要支持的是财富水平较高的那一类创业者，而对财富较低的众多创业者支持力度不足。

表2 财富水平与金融包容对创业选择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t统计值；*、**、***分别代表P值在10%、5%、1%的程度上显著。

从控制变量来看，模型(3)-模型(6)的结果均支持，提高居民的受教育年限eduy、对外开放程度opd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老龄化old的系数为负，在模型(3)-模型(4)中在1%或者5%水平下显著，而在模型(5)-模型(6)中不显著，老龄化降低了劳动人口数量，有利于就业率提升与就业工资增加，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2)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对居民贫富差距(基尼系数)的影响

经过F检验与Housman检验后，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并控制了稳健性标准误。其中，模型(10)对被解释变量的程度达到了62.6%。

模型(7)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包容ifi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金融包容显著地降低了贫富收入差距；模型(8)的回归结果显示，创业选择enc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金融包容也显著地降低了贫富收入差距，同时纳入ifi与enc变量时，模型(9)的回归结果也得出这两个变量在相应水平下显著。这些结论与前面理论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表明金融包容、创业水平提高都有利于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但在加入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交互项ifi*enc后，模型(10)的回归结果表明，虽然ifi、enc、ifi*enc均在1%水平下显著，但ifi*enc的系数为正，说明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有利于降低贫富差距，但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还存在一定的结构性排斥，金融包容主要受益者是50分位数以上的那部分创业者，对低收入的创业者的支持不足。

总体分析，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及其交互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居民基尼系数的影响在符号上是一致的，表明金融包容对收入公平分配影响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金融包容理论，构建数理模型，阐述了“金融包容—创业选择—收入公平分配”的作用机理，并根据2005-2015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家庭或个人的财富水平越高，选择创业的概率越高，一地区创业水平也越高。居民为创业所能获得的信贷额度主要决定于家庭财富水平，许多有创业精神但担保资产不足者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我国广大农村贫困偏远地区的居民尤为严重。金融包容能够有效地缓解财富水平较高创业者的融资约束，但对财富水平较低的创业者金融支持不足，因此，财富水平与金融包容的交互作用对创业选择影响是负向的。

表3 金融包容、创业选择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t统计值；*、**、***分别代表P值在10%、5%、1%的程度上显著。

表4 金融包容、创业选择对收入基尼系数影响的回归结果

第二，金融包容既能直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能间接通过促进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创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居民贫富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的的公平性。但是，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金融的逐利性又天然排斥低收入群体，导致金融体系更多地是服务于财富水平较高者，而对大部分需要金融资源的较低收入群体是排斥的，因而，金融包容与创业选择的交互作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负向的。利用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均支持上述观点。

以上结论表明，我国要形成金融包容与收入分配的良性互动，应重点解决金融包容的结构性问题，加大农村地区金融改革力度，发展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和创新信贷技术，推动农村金融步入高效发展阶段，实现城乡金融协调发展，切实解决农村居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促进农村居民积极创业，提高农村地区收入水平和促进财富积累，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因此，构建我国包容性金融体系，重点在于金融结构优化以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