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嘉越

[摘要]利用Novy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中美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的成本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06-2015年中美服务贸易成本整体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却出现了后期成本下降动力不足的局面。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新形势下降低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成本的建议。

[关键词]引力模型：服务贸易成本：金融服务贸易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其在对外贸易（货物和服务进出口额之和）中的比重持续攀升，由2011年的10.3%上升至2016年的18%。2016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34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2%，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6.7%的实际增速和8%的名义增速。据中方统计，美国作为中国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2016年中美服务贸易额为1181.3亿美元，同比增长4.7%，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18%。

金融服务作为重要的生产性服务，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16年，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29.5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增长了6.4个百分点。其中，金融服务贸易出口21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9.5%，进口111.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2.1%。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也日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不断出现大量与之相关的研究文献。但这些研究普遍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上，而忽略了对金融服务贸易成本的考察。事实上，贸易成本的重要性早已在国际贸易的经典文献中被验证，Obstfeld和Rogoff（2000）认为“贸易成本是开启所有其他开放宏观经济学之谜的钥匙”，由此可见其学术价值。因此，本文将通过对中美金融服务贸易成本的测算来揭示中美金融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

二、中美金融服务贸易现状

据美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见图1），中美金融服务贸易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2006-2015年十年间中美金融服务贸易额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从2006年的72600万美元迅速增长至2015年的358000万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金融服务的出口增长较快，尤其是2009年和2010年，增速分别高达56.98%和60.88%。而中国对美国金融服务的出口总体是增长的，但增长势头较缓；第二，中国对美国金融服务贸易存在巨额逆差，且逆差整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2006年该逆差是63000万美元，到2015年已经高达248800万美元，增长近4倍。

三、中美金融服务贸易成本的测算

（一）测算方法

目前，学术上对贸易成本的测算主要有价格法和贸易法两种方法。其中，价格法更适用于有形商品贸易成本的测算，而对服务贸易成本的测算则更多采用贸易法。用贸易法测算贸易成本的一个经典模型就是引力模型。由于传统引力模型在测算贸易成本中存在种种缺陷，Novy（2006）对其进行了改进，考虑到了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且融入了Samuelson（1954）冰山型贸易成本和Krugman（1980）的垄断竞争框架，使该模型更方便易行。改进后的引力模型方程如下：

其中，EXP和EXPK分别表示j国对k国的出口额和k国对j国的出口额；GDPi和GDPk分别表示j国和k国的实际产出；EXPi和EXPk分别表示j国和k国的总出口额；si和s。分别表示两国的可贸易品份额。为了测算方便，Novy在模型中假定两国的可贸易品份额相等，即si=sk=s；p是替代弹性表示j国和k国之问的双边贸易成本。

上述被改进的引力模型可以变形为：

由式（2）可知，双边贸易额，即EXP或EXP的增加会使贸易成本下降；而任意一国非贸易部分的产出，即（GDP-EXP）的增加会使得双边贸易成本上升。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由于本文测算的是金融服务贸易的成本，因此，在式（2）的基础上需对其中的变量进行行业内的细化，将模型设定为：

（三）测算结果及分析

如图2所示，中美金融服务贸易成本在2006--2015年这十年间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其变动幅度也基本上处于负值。

2006年，中国加入wro五年后，随着对外开放承诺的逐步兑现，开放给贸易成本的降低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也逐步显现。因此，2006-2011年这六年间中美金融服务贸易成本下降较为明显，从2006年的0.6406迅速下降至2011年的0.5865。贸易成本下降幅度最大的2010年高达3.2851%。2008年，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该年中美金融服务贸易成本下降幅度仅有0.6331%。

2011年之后中美金融服务贸易成本则相对稳定，维持在0.58-0.59之间。由此显示，中国加入WTO对金融业的开放使得中美金融服务贸易成本下降的利好到2011年已经将其作用发挥至极限，中美金融服务贸易成本的下降面临瓶颈，亟须金融变革、创新等新动力来推动金融服务贸易成本的继续下降。

四、降低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成本的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

在确保我国经济运行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让更多的外资金融主体进入中国市场，这有利于降低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成本。因为：第一，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经历过若干周期，他们知道如何通过内部管理、风险管控等实现风险最小化。其进入我国市场会产生一定的“技術外溢”效应；第二，我国目前还处在一个“新兴+转轨的金融市场体系”阶段，由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金融市场许多规则还不能完全与国际接轨，由此存在一些投机行为。而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可以促使我国尽快制定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规则；第三，由于中国金融市场长期以来开放程度较低，国有金融机构在我国处于垄断地位，垄断带来的是其运营效率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因此，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可以通过引入更多竞争带来我国金融市场的优化和繁荣。

（二）加强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新一轮的金融全球化浪潮来临，给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有更稳健、更高效、更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作保证。夯实金融基础设施是中国做大做强金融产业的关键环节，也是中国提升全球金融影响力的重要保障。加强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但要注重支付清算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监测系统等“硬件”系统的建设，更应该注重定价机制、金融法律、规则体系等“金融软实力”的建设。

（三）坚持实体经济与金融服务贸易共生共荣共享共融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立业之本。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也确定了我国未来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让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金融服务贸易也应以服务于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为己任，只有发达的实体经济才能带动发达的金融服务贸易，降低金融服务贸易的成本。而发达的金融服务贸易又能反过来推动实体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形成良性循坏，建设一条彼此利益共享，利益融合的大价值链。实现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服务贸易“共生共荣共享共融”。

（四）加快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布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正在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和企业“走出去”等国家战略。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3.7%。与此同时，对“走出去”有关的金融需求也相应地上升，而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布局却难以满足企业不断上升的跨境金融需求。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提供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总计有22家中资银行开设了1298家海外分支机构，覆盖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因此，我国内地的金融机构应继续扩大其在全球的布局。且金融机构的海外布局不仅要着眼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要着眼于我国企业投资比较集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金融业不发达，更需要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