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瀚

摘要：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上海怀旧”大致可以1990年代中期为界分成前期和后期。前期的“怀旧”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全球化趋势中尚未充分现代化的上海寻找“镜像”，透露出上海及其中产阶级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寻求身份认同的迫切需要。后期的“怀旧”开始关注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试图建立昔日上海生活与当下生存状态的“对话”，但受到消费文化裹挟，多重上海形象亦受到遮蔽。如何处理“怀旧”对象的“上海性”与“世界性”，是“上海怀旧”书写必须应对的问题。

关键词：“上海怀旧”;文化认同;“对话”

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上海想象可谓洋洋大观，“张爱玲热”方兴未艾，又出现“上海怀旧”热潮。单就文学创作而言，起初是程乃珊的《蓝屋》《女儿经》吹起微澜，而后王安忆、王晓玉、赵长天、沈善增、陈丹燕、孙颙、王周生、殷惠芬等作家纷纷加入创作队伍，掀起“上海怀旧”风潮。[1]继王安忆《长恨歌》轰动文坛之后，金宇澄的《繁花》再次引发热议，并于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面对文学中的“上海怀旧”现象，我们不禁要问：作家们“怀”的什么“旧”？为何要“怀旧”？这种“怀旧”有何价值或存在哪些问题？

一、城市历史的追寻：记忆与遗忘

1990年代中期之前，文学中的“上海怀旧”风潮看似铺天盖地，“风暴眼”实则相对稳定。首先，从作家们追怀的历史时期来看，“上海怀旧”作品的故事时间相对集中。王晓明在论及王安忆的小说《富萍》时指出，之前“上海怀旧”作品的“视线始终流连在20和30年代，仿佛那之前和之后的事情都不曾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