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守积极防御思想

2018-10-21刘永海

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8年3期

摘要：宋代各级军事将领、军事理论家以大量的军事斗争实践为基础，总结了许多城守思想，其积极防御思想，在这些思想中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有备无患、先策御敌思想;第二，守中有攻、攻防结合思想;第三，依靠百姓、发动民众思想;第四，敌变我变、变在敌先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宋军取得了不少城守战的胜利。然而，由于军政的腐败及长期奉行消极防御战略，这些优秀的作战思想，在宋朝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宋代;城池;积极防御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8）03-0001-08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3.001

积极防御是一种与消极防御相对立的防御性思想。毛泽东同志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1]76这段话把什么是积极防御，什么是消极防御作了原则性的区别，划清了两种防御思想的界限。在我国古代，有关积极防御的论述起源甚早，《孙子·军争》云“避其锐气，击其惰归”[2]129，强调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初来时的锐气，待其士气衰竭时再行出击，便有从防御中伺机进攻的含义。墨者更是积极防御的倡导者，主张在防御中要尽可能采取积极攻势行动。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力量，设计、制造大量杀伤力强大的战具，创立多种守城战法，无非是力争在尽可能保存自己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

宋代军事家同样具有丰富的积极防御思想，这些思想在城守作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宋代城守的积极防御思想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有备无患、先策御敌思想

在军事上，只有备于事先，遇到战事才能神闲气定。反之，应于事后，必定支左诎右，漏洞百出。早在先秦时期，军事家孙武已经提出“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2]146的思想，强调用兵法则是，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做好充分准备;不要寄希望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拥有使敌人无法进攻的力量。其“未战而庙算”[2]16的思想，也包含着未战先谋，早作准备的含义。《左传·宣公十二年》也提出过“有备不败”[3]588的可贵思想。《孙子·计篇》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2]10，则是从反面说明防备的重要性。《墨子》一书，“非攻”而不“非守”，不断告诫小国人民积极备战。该书《七患》篇说，“备者国之重也”[4]29，将守备视为维持国家存亡的三大工具之一，是一国之中最重大的事情。又说：“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4]29再一次明确指出，国家没有储备充足的兵力资源，即使是正义战争也不能制止非正义战争;没有全面的守御设施，就不能守御城池。

《墨子》中有11篇是讲守备的（若加上亡佚的《备钩》《備冲》《备堙》《备空洞》《备GFEAA辒》《备轩车》6篇及4篇篇名不可考者，《墨子》城守应为21篇，占总数71篇的三成），如“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蚁傅”诸篇，依托于“备”，立足于“守”，探讨如何以城墙为主体进行防备，构建积极防御战的守备体系。其他如《孙膑兵法·见威王》提出“事备而后动”[5]20思想，《韩非·亡征》有“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6]111等思想，都是先秦积极守御思想的突出代表。

两宋之际，伴随着攻城作战能力的极大提高，城池守御体系也日趋完善，战前准备变得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对此，时人有着清晰认识。

宋代军事家许洞在《虎钤经》卷一《三才随用》中说：“善用兵者，有动必备。”[7]4 “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7]5他认为任何军事动作都必须建立在扎实准备的基础上，善于用兵之人，一定要在“未乱”与“未急”的时候，于“防”和“备”二字上出大气力，做足文章，以防不测。许洞极为看重“欲谋守据，先谋储蓄”，若“反是而用兵”，“未有不为损利而趋害者也。”[7]18这些卓越见识将前人的备兵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对加强城池防备意识发挥推动作用。

此外，许洞提出了守备的协同联动问题。他说“善守者如环，使敌不得其间而入焉”[7]23，认为理想的守备体系，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像一个密闭的圆环，无懈可击。他还将防御体系比作人的身体，“血脉往来通畅于四肢，则安宁矣”“或一脉不来，一气不通，未有免于病者”[7]23，强调善于布置城防的人，也应令城池防御如人体血脉通畅于四肢，井井有条，环环相扣，前后衔接，首尾相顾。许洞还分析《易》之“豫”，“预也，取预备之象，为难之用也”[7]5，强调用兵者应审于预备，以便沉着应对一切突发情况。若“我师为敌所围”，许洞认为只有在“人士劲勇，刍粟丰备”和“城池完固，民人富庶”[7]27“营垒高厚，城坚沟深，粮食众多，地利险阻”[7]44等条件下，城池才可以力守，所谓“善守者，敌不知所攻”[7]44-45，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相反，诸如“粮宽而柴水不供”“垒薄而攻具不足”“人户疲悴，修缉末就”[7]44等情形，都是不可守的迹象。表明许氏对城池防备环节的重视。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主导“庆历新政”，而“修武备”思想是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武经总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反映了宋仁宗时代重视武备及军事思想的特征。该书吸收先秦以来《孙子》“恃有以待攻”以及《墨子·备城门》“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4]494等优秀守城思想，强调守城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必要的条件。在《武经总要》看来，所谓准备，主要是“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亲，五曰刑严赏重。”[8]524同时，还要占有“高不近旱”“下不近水”“因天财，就地利，土坚水流，险阻可恃”[8]524等有利形势。如此，才能“守则有余”[8]524。书中《守城》部分，始终贯彻着“切勿弛备，当益加守御”[8]525的思想，所介绍的守城方法与守城器械，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代表了唐至宋初阶段城池防备的最高水平。

宋代兵书《百战奇法》十分强调军事上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重要性。书中《忘战》篇论及“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之深戒”“天下无事，不可废武”“虑有弗庭，无以捍御”及“内修文德，外严武备”，以“戒不虞”等思想[9]287，虽系宏观视野下的治国经验，于一城一障之守御，亦有重要作用。该书基于《孙子·虚实篇》“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2]105的思想，提出“知战地，知战日，则所备考专，所守者固”[9]96的观点，阐述预先掌握作战地区和作战时间，是准备充分、防守牢固的前提。这一思想对城池守备具有指导意义的。书中还指出“凡出师征讨，行则备其邀截，止则御其掩袭，营则防其偷盗，风则恐其火攻。若此设备，有胜而无败”[9]89，揭示出不论部队处于行进或静止，结营或出兵等任何状态下，将兵者都应处处加强防备的必要性。只有既善于运用突袭，给敌人以打击，又善于防备和击败敌人的突然袭击，才算是高明的战争指导者。《行军须知》也突出了“防城战具敌栅楼橹完壮，以备应急使用”及“广设备御，昼夜无停”的作用[10]2321，说明宋代军事家大都对城池守备问题的重要性有足够认识。

在宋代诸多军事家中，陈规的有备无患和先策御敌思想最为突出，也是最有特色的。其思想一方面寓于他对靖康之耻的悲愤总结之中，另一方面体现在他杰出的守城理论与实践中。

靖康年间，金军南犯，宋军一溃千里。东京开封城，“以都城之大，壕堑深阔，城壁高厚”[11]1，禁旅卫士众多，竟然顷刻瓦解。陈规得知消息后，痛心地指出，开封失陷，很重要的原因是未能预先准备，没有做到未雨绸缪。陈规以为，在城池防御问题上，必须坚持的“上策莫如自治”“事贵制人，不贵制于人”[11]7的原则，丢掉任何幻想，积极防备。他主张，守城的一方在敌人尚未进攻前，应该做好物质和精神上的各种准备，周密考虑守城的计划。“每见敌人设一攻械”，守城者应有“无数策以拒之”[11]9，像开封那样的都城大邑，“若已先策定险备”[11]2，合理加固城池，添筑多重城壕，加强城上防备，准备充足物资，动员全城军民，同仇敌忾，加之临战时指挥有法，措置有方，称得上势如金汤，断无可犯之理。纵使敌军登上城墙，甚至攻入城中，也不必恐慌，倘若充分使用御敌器械，很容易令敌人死无葬身之地。陈规相信，只要按照他所提供的防备方案去做，“敌兵虽多，攻械百种，诚可谈笑以待之”[11]7。他撰写《靖康朝野佥言后序》的目的，“惟在乎守城之人于敌未至之前，精加思索应变之术，预为之备耳”[11]10，从中不仅可以窥视陈规的积极防御思想，更可窥见其拳拳报国之心。

为了吸取血的教训，陈规格外重视“先策”御敌。甫任顺昌知府，便着手“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12]11644“广籴粟麦实仓廪”[12]11645，东西筹应，从容而办，积极备战，最终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胜利。《四库提要》谓其著述《守城机要》，“皆论城郭楼橹制度，及攻城备御之方”[13]512，道出了该书的本质特征。要之，陈规主张准备充足，皆有以备之，“则人心安固，城无可破之理”[11]16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城池防御战史乃至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鉴于陈规在军事守备理论及城池守御实践方面的突出贡献，《四库》馆臣给予其“善于备御”[13]512的评价，是中肯的。

然而，陈规所在的南宋，在城池守御方面，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先期防备问题。据华岳对当时情况的描述，淮水以南二十余郡中，只有山阳、合肥、浮光、濠梁、历阳、黄冈、扬州、仪征、德安、郢州数州州治近年来才修有城墙，稍微像个样子。其他如龙舒、濡须、盱眙、安丰各州，名义上虽有城墙，实际上墙基低下简陋，砖石蹋倒，还不如富贵人家的墙壁。县治修有城墙的，天长、六合、南巢、应城数县，稍具规模。其他如舒城、霍丘、六安、庐江、京山、孝感、淮阴、宝应各县，所谓城墙，却断断续续，若有若无，连猪狗都挡不住。由于平时没有高垒深沟的准备，一旦有了紧急情况，百姓只有四散奔逃[14]639-640。华岳痛斥这种“守其地而复無其备”[14]563的状况，称其为当时十大弊端之一。这些记述，反映了南宋时期城池筑建及防御的真实状况，更从反面揭示了先期备御思想的可贵。

二、守中有攻、攻防结合思想

现代国防理论认为，防御性和积极性是积极防御思想的两个本质属性，它们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只讲防御而没有积极的内容，是消极防御;只讲积极而没有防御的内容，是盲目的积极”[15]97-98。因此，守中有攻、攻守结合是积极防御的题中应有之意。

事实上，唐宋时期的军事家们已经对进攻和防守的辩证关系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例如，唐太宗认为，“攻守二事，其实一法”[16]76，二者虽然是相互对立统一的方法，但对于敌我双方，毕竟分为攻防两个方面。我方运用得当，敌人就会失败;敌方运用得当，我方就会失败。从得失成败的结果如何，可以分出敌我作战指导水平的高下优劣。只有将进攻和防守统一起来，才能百战百胜。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6]77，讲的就是这个对立统一的道理。李靖赞成并深化了太宗之说，他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16]77-78就是说，进攻是防守的转机，防守是准备进攻的手段，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最终统一到夺取战争胜利这一点上来，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攻守。如果把攻守孤立乃至对立起来，不仅割裂了攻守的关系，也分开了攻守的职责。

宋人对此有着更为精当的认识。《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守城》说：“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敌国之道也。”[8]523将守城之道概括为战前加强防备，我军主动出击，多备御敌之策，屡次出兵骚扰敌军，敌攻我守、敌退我追等几种情况，基本涵盖了守城法之精髓。书中还特别提醒了两点，一是“若得敌人称降及和，切勿弛备，当益加守御，防其诈我”[8]525。二是对各种守城法都应“见利而行，不可羁以常检也”[8]525。要求守城将士既时刻保持警醒，又不迷信成法，一切从守城实际出发，缜密分析战局，制定作战计划。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北宋文人秦观在其《淮海集》卷十八《边防下》中说，知攻守者，能正确运用战略战术，“以守为攻，以攻为守”“虽大敌而可擒”“虽危城而可保”[17]670。北宋军事评论家何去非也说：“兵有攻有守，善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当攻而守，当守而攻，均败之道也。”[18]443-444何去非强调进攻或者防守都应该遵从“所宜”的原则，当攻则攻，当守则守。这就要求指挥将领对复杂多变的战争进程有十分精准的把控，正确分析形势，做出或攻或守的判断，才能取得胜利。相反，无论是当攻而守，还是当守而攻，都非取胜之道。

南宋思想家陈亮在攻守问题上看重的是二者之间相互依存与转换的关系，其《龙川集》卷五《酌古论·刘备（先主）》云：“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为守，以守为攻，此兵之变也。攻专用攻法，守专用守法，其败也固宜然。守专用攻法，攻专用守法，亦焉得而不败哉？”[19]58意思是说，所谓攻法与守法，皆兵家常法，当然为将兵者所必知。若攻则攻矣，守则守矣，或守以攻法，攻以守法，皆囿于常法，偏执于攻守一端，非取胜之道。用兵的精髓乃是从常法之中求变法，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攻守兼顾，神鬼莫测。此说与何去非的“攻守之所宜”之说，在文意上相仿佛，在精神上是贯通的。

与赵宋政权长期奉行消极防御战略相反，南宋将领岳飞一贯坚持守中有攻，转守为攻。早在赵构未称帝时，岳飞便上书数千言，力主借金军“谓吾素弱”之机，“乘其怠击之”[12]11376。他进一步提出以汴京为中心，恃河而守，“凭据要冲，峙列重镇”，倘“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12]11376的战略思想。岳飞亲自部署、指挥的守城战，都是攻守结合思想的典型战例。例如绍兴十年（1140年）的郾城大捷，岳飞便是采用骑兵与步兵的密切配合，转守为攻，一举击敗金军主力的。岳飞虽没有专门的军事思想论著，但其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12]11376的观点，是基于诸多军事实践的精妙总结，显示出其杰出军事家不拘泥于成法，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是宋代积极防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池防御固然以防守为本，但孤立的、单一的、机械的防守，势必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难以取得城池防御战的胜利。从宋代成功的城池守御战例来看，只有防御性和积极性相互结合，相辅相成，才能取得御敌实效。

绍兴十年（1140年）宋金顺昌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城邑防御战。宋军胜利的原因固然很多，如官兵士气高昂，军民同心协力，准备充分，知已知彼，利用金军轻敌心理等，但最主要的是成功地运用了守中有攻的战术，即抓住金军远来疲惫的短板，以逸待劳，积极出击，以攻为守。特别是充分利用了金军不习惯酷暑、阴雨和疾病流行的弱点，突然出击，轮番偷袭，使敌攻城受挫，最后遭受重大损失而撤兵北归。在顺昌之战中，南宋主将刘锜利用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积极防御思想，抓住战机，设计诱敌，出奇制胜，将夜袭劫寨战术利用得炉火纯青。他周密安排，巧妙布置，数次劫击敌营，均大获成功。南宋学者罗大经（1196-约1252年）在《鹤林玉露》甲编卷一《守城》中说：“守城必劫寨，刘信叔（案：刘锜，字信叔）守顺昌，以数千人摧兀朮数十万众，是劫寨之力也。守城不劫寨，是死守尔。”[20]8既是针对刘锜作战功勋的肯定，也是对其作战思想的总结。

另据《襄阳守城录》记载，守将赵淳在气势汹汹的金军面前，全面部署城防，挖掘城壕，阻止敌军进攻，并趁敌立足未稳，不熟悉地形的机会，常常主动出击，或焚毁敌军攻城战具，或偷袭敌营，或截击敌军运粮车船，或伏击敌小股部队，先后出击几十次，为取得襄阳保卫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在稳固城防基础上的积极进攻，是襄阳保卫战的重要经验。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面对金军的大举进攻，宋军主将率兵依城拒守淮西江防要塞六合，守将毕再遇积极布防，出奇兵袭扰金军，使金军日不得息，于是引兵撤退，同样是转守为攻思想的杰作。

可以说，岳飞、刘锜、赵淳、毕再遇等指挥的城邑守卫战，都是积极城守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基本上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水平。而有宋一朝，对积极防御城守理论上贡献最大，实践上成就最高的要数陈规。

首先，陈规认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要敢于以弱抗强，有守有攻，争取主动，转弱为强。靖康年间的宋金之战，宋军败多胜少，尤其是京城失陷后，举国上下弥漫着消极情绪，“中国势弱，敌势方强”“用兵无益”[11]1等论调甚嚣尘上。陈规对这种投降主义倾向给予有力回击。他说：“强弱之势在人为，若不用兵，何术以壮中国之势？”[11]1在金军数以百计的抛石机轮番轰击下，很多宋朝官兵畏敌如虎，心理上完全崩溃，过多地强调金军“攻城之能”[11]3，而不承认自己“一时失计”[11]4。陈规直言，对于“善守”者而言，包括砲击在内的敌方种种攻势，均可一一破解。诸如太原、开封等城市的接连失守，完全是守御无方所致，不能以敌军攻势凶猛和我军力量不足来推卸责任。

其次，陈规指出，城池防御战，要“善守”，而非“死守”[11]2。从精神层面讲，动员全城军民同仇敌忾，死守阵地，血战到底，与城池共存亡，可以激发斗志，增加战胜来犯之敌的信心，当然是必要的。但在技战术层面，“死守”需要的是勇气、毅力，以及视死如归的气概，技术含量低;而“善守”考验的是守城者的智慧与谋略，技术含量远高于前者。实践起来，前者虽然慷慨壮烈，但多以失败告终;后者艺术性更高，难度也更大，但多有捷报。历史上的城池防御战，“死守”者众，“善守”者寡，原因就在此处。这正是陈规“善守”说在理论上的亮点。

一味死守，绝非良策，陈规明确反对。有人说，寿阳区区小城，金军三万之众砲轰石击，竟难以攻克，以为寿阳“城小而百姓死守”是取胜之钥。陈规力驳此说，认为“守城人中有善为守御之策者”，“寿阳之人，可谓善守，而不得谓之死守”[11]2。至于“寿阳城小易守”之论，更是靠不住的。陈规说，若措置得法，“城愈大而守愈易”[11]2。以寿阳为例，所谓的“死守制胜”论、“城小易守”论，都是障眼法而已。持此论者，试图掩盖太原、开封等城池守御者，战前防备无方，战时措置失序，战后推卸责任等诸多事实。陈规毫不客气地说，京城失守，“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11]3，既显示了他对开封城陷落的悲愤与无奈，也表明了其倡导的积极防御、善于防御的一贯主张。

再次，城池守御不能一味防守，要守中有攻，攻守结合。陈规大胆地对城墙、女墙、城角、城壕、马面、敌楼、吊桥、羊马墙、城门、瓮城的全面改建、增扩、删减，都不是单纯从守御着眼，而是从守中有攻的原则出发的。以城门守御为例，在敌军来临之际，守御者通常“诸门多闭”，更有“以土实者，止开三两门通人出入”[11]7。陈规认为此法殊为不妥。他说，“为守之计，不独大启诸门，仍于两门之间，更开三两门，使周围有门数十座。”[11]7既便于我方军民随时开濠运土，又有益于随时出击敌军。陈规还以史实说明，成功的城池守御战多以此法克敌，强调“此乃守中有攻，可谓善守城者也。”[11]7并希望后来之守城者，积极效法。这一观点，当承接古人“对敌营，自凿城内为暗门，多少临事，令五、六寸勿穿。或于中夜，于敌初来，营列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无备，袭其不意”[21]3896之说，与同为宋代军事著作《行军须知》“绕城多设突门，暗出勇骑人马，放《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四册（卷八千三百三十九），第3874页引《行军须知》，“放”，作“攻”，当是。其不意之处”[10]2319的思路，也不谋而合。

当然，城池守御情况复杂，实际作战时未必都以陈氏之说为圭臬，但其守中有攻、攻守结合、积极守御的城防理论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三、依靠百姓、发动民众思想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精辟地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2]511古今中外，杰出的军事战略家无不重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城池守御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离开了广大民众的配合与支援，单靠守城官兵，要保卫和坚守城池是办不到的。因此，能否动员民众参与，是城池保卫战胜利与否的关键。历史上，墨子、管子、商鞅等人对动员民众，举国皆兵思想都有过深刻的论述，宋代军事家们承接前人这些可贵的思想，又有发展创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内涵，使其在各种复杂的城池守御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先守其心”，“斯为善守之策”。

组织城池保卫战，需要民众的大力支持;但是，慰安民心，深得民众拥护，才是其走上战场的前提。靖康年间，关于京城的守与弃，朝中有过激烈争论。白时中等人认为，开封城不具备守备条件，不可坚守，主张迁都，此论调遭到李纲等主战派的激烈反驳。李纲说，普天之下，没有比都城开封更坚固的城市，况且开封是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若能激励将士，慰安民心，与之固守，岂有不可守之理？”[23]5可见，主战派一直把守城与争取民心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开封的失陷，的确与未能充分发动民众有关。

南宋军事家华岳对守城与民心的关系做过系统论述。他说：“三蜀之地，人心在关”，“一关苟失，则三蜀之民皆无自存之心”[14]578;“京淮之地，人心在城”，“一穴可攻，则三军之众皆无自守之策”[14]578。究其原因，人心之所恃者，在关与城。“关之与城既不足恃，毋怪其彷徨而无计也”[14]578。故此，华岳认为，“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而不失其所恃焉，斯为善守之策矣”[14]578。华岳把民众的安危与城守结合起来，较之单纯从关爱百姓角度谈论守城与民心的关系，更加切合实际。

宋代军事思想家认为，城池保卫战，必须充分发动民众，举全城力量，同仇敌忾。《武经总要》卷十二《守城》把“上下相亲”[8]524视为五种保全城池的条件之一。陈规于靖康元年（1126年）年底至次年初，组织德安守御战，击退王在、党忠等人的进攻，重要经验就是“选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诸门，上城御敌”[11]22，招集茶客、僧行、百姓出战。开禧二年（1206年），王允初以一万二千人主持德安防务，抗击金军十余万人进攻。其中，民兵、茶商、乡绅土豪的人数有八千多人，占守城军民的四分之三。《开禧德安守城录》多处记述民兵的作战情况，如茶商饶彧等募其徒及土豪市兵，凡二千人;安陆、云梦、孝感、应城四邑民兵，二千二百人;茶商市兵，二百八十有五人;宣效勇锐并茶商、土豪等二百余人。这里的茶商、土豪、土军等等，都是民兵。在城外负责救援、送情报、联络的也大都是民兵。时人已有“论德安之守，士民之力居多”[24]423的说法。同年的襄阳守城战，守将赵淳组建以普通市民、小商人为主体的敢勇军，成为保卫战最重要力量。嘉定十四年（1221年），金兵大举进攻蕲州，太守李诚之修城聚粮，团结民兵、义甲、市兵、茶商、弓手会等愿效死战者，竭力抵抗二十五日，终因弹尽援绝，城池失陷。但全城军民戮力对敌，极大地削弱了金军的战斗力。

为了抵抗金军进攻，岳飞十分注意联络太行山区及山东等地的农民抗金队伍，组建较为广泛的抗金武装，为积极防御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岳家军对百姓秋毫无犯，军队纪律严明，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12]11394，既打造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又团结了百姓，赢得了民众的无比爱戴，保证了抗金斗争的胜利进行。与岳飞同时代的南宋杰出将领刘锜非常重视激发守城士兵与民众的斗志，他或申明战时纪律，或积极布防，打消军民的恐慌心理，激发“军士皆奋，男子备战守，妇人砺刀剑”，纷纷表示要勠力同心，“为国家破贼立功”[12]11401。南宋的另一位抗金名将吴玠也将“安人心”[12]11410置于城邑守御战的重要地位。其军守卫关中诸城，深得当地百姓拥护，“凤翔民感其遗惠，相与夜输芻粟助之”，吴玠则“赏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民众为此受到金军打击，甚至冒着被杀及“保伍连坐”的风险，但“冒禁如故，数年然后止”[12]11410。支持宋军的热情如此之高，足见吴玠军与百姓之间的鱼水深情。吴玠能在抗金斗争中屡获佳绩，与民众的支持密切相关。

总之，爱国军民的团结作战，尤其是民兵誓死保卫家乡，是两宋时期城池保衛战的重要形式。

第二，“因计以求材，因材以制用”。城市防御作战最终还是依靠人的作用和力量。人的才能和技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可一概而论。因此，选拔守城技术人才，要注意发挥一技之长的思想，早在《墨子》城守诸篇中已经论及。宋代军事家吸收了这些思想，主张军事人才的使用，不论是将领，还是士兵，都要遵循唯才是举，唯才是用的原则。

《武经总要》开篇即云：“择将之道，惟审其才之可用也，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诈而疏，不以罪而废。”[8]19选拔先锋时，倡导“使各使所能，无不尽力致敌”[8]47;招募士兵时，提倡“使人各当其分”[8]43。对待各种人才，“但负一能，军中皆有以用之，不可弃也”[8]48，主要精神都是围绕着对待人才要不拘一格，使各得其所。

这些观点与另一位宋代军事家华岳的军事人才思想十分一致。华岳说：“夫有一技则生一材，有一材则济一用，因技以求材，因材以制用。”[14]569在华岳眼中，不论是偷瞒商税的私贩，还是有过前科的逃犯，只要武艺无敌，都应“广行招致，随材任用”[14]569，“兼收并蓄，悉无所遗”[14]570。他给朝廷建言：“招军取士不拘于一门，兼收并蓄不徇于一节。故随所遇以用人，随所用以成事，使在彼无弃材，在我无遗用。”[14]734约成于宋仁宗时期的《行军须知》，承认人的性格、品行、能力存在差异的同时，提出“士无贵贱高下，有一德而可用”[10]2257的思想，与华岳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现实军事实践中，存在“每务其多学，而舍其偏技”的倾向，许洞认为，“非良术也”[7]11，必须纠正。他说：“兵家所利，随其长短而用之也。”[7]11“故我大众之内，有善有恶，无弃人焉。人无所弃，斯不怨则动有功矣”[7]13。在许洞看来，选用人才，尤其选用军事人才，不能只注重博学多识而忽视那些在某一方面有特殊才能、特殊技艺的人才。兵家用人要根据人的长处和短处而合理地选用。他列举种种情况，说明具有不同特点的人，应该有不同的使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人尽其才，各有所用，善恶皆用，长短不弃，人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充分发挥作用，展现才能，这样的军队才会在战争中建立功勋。

岳飞治军，以善于用人，各用其所长著称。据岳珂记载，在岳军十数万部众中，不乏“四方亡命、乐纵、嗜杀之徒，皆奉令承教，无敢违戾”[25]758。岳飞用人不问出身，兼收并蓄，看重的就是这些人有着共同的保卫家乡的意愿，在抗金斗争中能发挥巨大作用。又谓其“用人有方，举劾各得其当”，不论是以马羽守蔡，以苏坚守西京，还是以赵秉渊守淮宁，“皆有干城牧众之功”[25]789，真正实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四、敌变我变、变在敌先思想

先秦时期，军事家孙武已有“因敌而制胜”思想[2]111，《墨子·号令》云：“视敌之居曲、众少而应之，此守城之大体也。”[4]588表明墨者已将这种思想直接应用到守城实践中。

受前人影响，宋代军事家纷纷著书立说，弘扬古训，阐发己意。许洞云：“用兵之术，知变为大”[7]14;“兵家之利，利在变通之机”[7]101。突出了用兵过程中，“变”的重要作用。又谓：“善用兵者，能以变合于事，事合于时，时合于理，无强弱，无利害，则败势可以为胜，胜势可变而为败，苟知人事之胜败者，是虚其机以应人者也。”[7]43强调了“变”字乃兵家之灵魂。

宋神宗时期，出现大张旗鼓学习和研究古代兵法的热潮，武学教授何去非在《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一]瞬目，而兵形见矣。”又说：“守一定之书，以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18]471何去非倡导正确对待古代兵法，不仅具有军事上的普遍意义，对城守作战也有现实指导意义。

鉴于守城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指挥员必须具有随机应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做到敌变我变，变在敌先，只有这样，才能时时立于主动地位，因敌而制胜，达到用兵如神的境界。《百战奇法》发挥孙武“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思想，说：“凡兵家之法，要在应变。好古知兵，举动必先料敌。敌无变动，则待之，乘其有变，随而应之，乃利。”[9]282-283无独有偶，《行军须知》也强调临机而变在城守中的重要性。该书在突出防城之法，重在“广设备御，昼夜无停”的同时，强调只有“巧施谋策”，“变其虚实，临机应变”，城池才“可以保全”[10]2321。

《武经总要》指出，守城者应该针对敌情的发展变化，采取适当的战法。书中强调，当“敌来逼城”，气势正盛，但未到我方打击范围时，要“静默而待”，“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临，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若得敌人称降及和，切勿弛备，当益加守御，防其诈我”;“若敌攻已久，不拔而去，此为疲师，可蹑而袭之，必破”[8]524-525。这些军事城守思想，无不突出一切战法都要根据敌情而变，不可囿于成法的重要性。

陳规反对所谓“利不百者不变法，功不十者不易器”[11]8的陈词旧说，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以今城池之制观之，虽利不至于百，功不至于十，然自古圣人之法，未尝有一定之制，可则因，否则革也。”[11]8陈规大胆改变城池旧制的思想，为火器运用于攻城的背景下，如何改变城郭楼橹制度和城池守御实践，探索出一条新路。清朝《四库》馆臣说，《靖康朝野佥言后序》，系陈规感慨于金人攻汴，而条列的“应变之术”[13]512，可谓深得要旨。陈规坦言，其书“止据金人攻城施设，略举捍御之策”[11]9。其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他强调，守城者要在敌人到来之前，精加思索，预先准备好多种应变之术，做到敌人采用某一种攻城方法，我有数策以拒之。书中所列守城器械都是针对攻城方法而创制的。这些都是其敌变我变、变在敌先思想的最好表现。

在宋代军事史上，不乏成功的城邑防御战例，诸如靖康元年（1126年）年底至次年初的德安守御战、绍兴元年（1131年）的和尚原战役、绍兴四年（1134年）的仙人关大捷、绍兴十年（1140年）的顺昌大捷等守城战的胜利，都是奉行积极防御思想的成功战例。然而，由于军政的腐败及长期奉行消极防御战略，在与契丹、西夏、金政权的军事斗争中，无论是田野作战，还是城守作战，宋军胜少负多。靖康年间，以“壕堑深阔，城壁高厚”著称，加以约七万禁旅守卫的北宋东京开封城，更是顷刻瓦解。这充分说明，无论宋代城守积极防御思想多么先进，没有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没有积极进取的军事战略，这些思想也往往是纸上谈兵，英雄无用武之地。即使有个别城守战的成功，也改变不了宋朝先后两次被灭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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