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澜鑫

《飘》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成名作，《飘》中女主角斯嘉丽·奥哈拉见证了二十世纪南北战争大时代风云与飘泊的移民岁月，其人生可视为动荡时局的焦虑、苦难记录。从创伤记忆与叙事治疗来看，精神忧虑的斯嘉丽作为叙事者，在叙事中将过去、现在交织陈述，呈现深埋于心底属于共和国的受创经验。

作家瑪格丽特·米切尔凭借长篇小说《飘》获得普利策奖。小说发生的地点设定在亚特兰大及其附近的一个庄园——塔拉，作者从斯嘉丽·奥哈拉将参加威尔克斯家的烤肉宴切入，以美国南北战争为大的社会时代背景，讲述了南北战争时期以斯嘉丽·奥哈拉和瑞德·巴特勒的爱情纠缠为主线的乱世离散。她的父辈真正经历了美国南北战争的创伤，她的故乡——亚特兰大作为南北战争中落入北方将领舒尔曼手中的南方要塞，战火燃烧城市的夜晚成了每个亚特兰大亲历市民们内心无法忘怀的记忆。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父亲曾担任亚特兰大市历史学会的主席，受到父辈们的影响，玛格丽特自小便对那个未知的充满疮痍的战争年代充满好奇，这好奇敦促着她探寻一切历史的痕迹，并将此作为灵感写出了长篇巨制——《飘》。

1 主体性的找寻：重现斯嘉丽挥之不去的创伤之痛

创伤记忆是由对于内心造成强烈影响的伤害造成的，使人陷入自我分裂、自我认知错误的困境，而通过叙事治疗创伤的方式，可以逐步使得经历者建立积极的人格和自我认知，减少创伤记忆的影响。

《飘》中女主角斯嘉丽·奥哈拉在其颠沛流离的人生历程中，经历了多次离散，每一次离散颠沛都给其在精神上造成了创伤，这些创伤的形成也包含了爱情、家庭、国家的变迁，创伤的不可逆性导致了其忧虑气质的形成。

小说中，斯嘉丽·奥哈拉首先经历的是示爱被拒的创伤。十六岁的斯嘉丽是一个美丽自信的女孩，她对于艾希礼的痴迷在经历示爱被拒的创痛后，使得她赌气嫁给了查尔斯，同时，追逐艾希礼也成为了斯嘉丽贯穿全书的执着行为。而追逐艾希礼、不断受挫创伤，正是斯嘉丽多数忧虑气质的来源。她的第一任丈夫查尔斯·汉密尔顿在参加战争后两个月就病死在了前方，随之而来的，是查尔斯的遗腹子——韦德。未婚的少女比起斯嘉丽这样一个失去丈夫带着孩子的女人明显更具吸引性，是他的存在是给斯嘉丽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造成了她焦躁、无视的情绪的膨胀。而亚特兰大市区沦陷，迫使斯嘉丽急切地渴望回到她生长的塔拉庄园，可梅兰尼的生产又十分急迫。斯嘉丽在本我与超我间苦苦挣扎，最终，她在战火中给梅兰尼的接生，直接导致了她亲历战场的残酷。烈火焚烧着断垣残壁，这对她心里的创伤是巨大的，同时，这也是每一个战争亲历者内心的创伤记忆。通过对战争场面的述写和对斯嘉丽逃亡途中的焦虑情绪的抒发可以看出，从这里，斯嘉丽开始摆脱之前少不经事的女孩形象，逐步成长。

回到塔拉的斯嘉丽经历了她人生的第一个巨大的创伤转折——丧母。母亲的死亡让斯嘉丽一度感到绝望，本我意识让斯嘉丽想个小女孩一样对于失去母亲悲痛欲绝，而超我约束又使她很快就认识到塔拉就是她的命运，她的战场，她必须取胜。书中写道：“先辈们都经历过毁灭性的打击，却都没有被毁灭。帝国的覆灭、造反奴隶的刀斧、战争、叛乱、放逐、抄没家产，都不曾把他们压垮。厄运也许可以叫他们头断血流，却休想夺走他们的志气信念。”丧母的创伤转折让斯嘉丽认识到，惟有靠自己，惟有抗争。这不仅仅是创伤后的自我治愈，更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她脱离了对男人的依附性，在之后的情节的叙述中，她将男人更多的不是作为依靠，而是工具，是抗争中可利用的工具。在这次创伤转折中，她已经褪去了女孩的娇弱，理解了祖先先辈们的不屈精神，担起了身上的重任，开始成长为一个强硬却又带着忧虑气质的女性形象。

斯嘉丽人生中的第二个创伤转折是梅兰尼的逝世。梅兰尼和斯嘉丽这两个女性形象是作者玛格丽特的分裂书写，一方面，她支持斯嘉丽这种独立自我的新南方女性，而另一方面，她又缅怀梅兰尼这样温柔、善解人意的旧南方女性形象。 在帮助梅兰尼生产时，斯嘉丽在本我与超我间苦苦挣扎，一方面恨不得抛下她回到塔拉，一方面又不愿意不顾梅兰尼自己逃亡。而现在“梅丽就要去了，将带走斯嘉丽多年来不知不觉依仗的那种力量”，梅兰尼死亡给斯嘉丽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梅兰尼的死使她失去了支撑的力量，再也没有人会无条件的永远拥护她。梅兰尼的死亡促使斯嘉丽明白，她对于艾希礼的喜欢，肤浅到“我爱的只是自己造的一尊偶像，无生命的偶像......我就一昧地爱那套漂亮衣裳——而不是他本人”，她内心以为的多年的爱而不得落了空，斯嘉丽是惆怅的，她对这种结论感到忧虑。文尾，最后一次的创伤转折是瑞德在斯嘉丽恍然大悟后毅然选择离开和他们的女儿的死、斯嘉丽的流产一起对斯嘉丽造成了心理上的巨大痛苦。

斯嘉丽的忧虑是因为她在自我与本我之间的挣扎，她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私欲，还有生活的重担，塔拉的未来，和对先辈们留下的精神、土地的热爱。斯嘉丽经历了如此多的创伤，她早已不再是十六岁那个狡黠娇弱的女孩，她已经在创伤中成长为独立自我又带有忧虑气质的女性形象。

2 身份认同的迷失：从个体创伤到集体的失落

美国南方的历史被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分为了二个阶段。内战前，南方与北方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经济制度，而且在生活方式、思想、习惯等方面也迥然不同。美国内战给南方人深重的心理缺失，由黑奴可窥见一斑：斯嘉丽曾经在街上遇见过“被解放”的黑奴彼得，在彼得看来“他们没有解放我。我用不着这种一钱不值的解放”，他在塔拉中干活，并不觉得是受苦，而是将这当成了自己的生活，南北战争高喊的“自由解放”的口号于他来说是破坏他生活的无用号角。对于南方的奴隶群体来说，为地主阶级工作是他们的荣幸与使命，南北战争的爆发使得他们的固有观念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飘》中，一开始奥哈拉家的仆人和富家小姐之间的爱情被所有指责，一直到后来，斯嘉丽主动接纳受伤的士兵威尔，康复后的威尔不仅帮助斯嘉丽管理庄园，还和苏埃伦结了婚。斯嘉丽也在不断的创伤中从一个娇弱的小姐成长为挑战资产阶级强者。对于斯嘉丽来说，在南北战争导致的创伤中，惟有土地，斯嘉丽生长的塔拉庄园才是她疗伤、得以慰藉的地方，斯嘉丽在文尾说到：明天总是个新日子。玛格丽特通过叙事治疗不断地外化、重写，将斯嘉丽在战争、情感、生活中所受到创伤一一抚平，并赋予了她积极的人格和自我认知，而斯嘉丽作为个人的遭遇投射到战时的南方社会，也是群体历史的隔断与失落的体现。

托马斯·沃尔夫曾在《远方的群山》中写到：“十分奇怪，这场战争已不再是一了百了的事， 也不再是撂在一邊为人忘怀而成为被埋葬了的往事，却成了一件重新充满新的活力的已死事实，人们把它看得比生命本身更珍责。它所引起的神话 及时地获得了一种几乎是超自然的制裁力量。它成了一种民间宗教。在它那抚慰人的、超俗的符咒下，南方开始转过脸去，不理睬它周围日常生活的冷酷而丑恶的现实，并且逃进了已经消逝了的繁荣的美梦之中。这繁荣是想象的，是从来不曾存在过的。”作者通过不断地叙事重复、再现“南方地域上历史时间的断裂、自我的解离、代际之间创伤的传递和对话，创伤人物不可言喻的创伤经验和自我的重新塑造过程”等历史记忆，形成了南方群体创伤后的重要话语。

3 创伤的愈合：在叙事“疗救”中构建未来

作者通过对斯嘉丽这一形象的叙事，同时治疗了南北战争亲历者的人生创痛。虽然玛格丽特不是战争的亲历者，但她笔下的故事却是由亲历者所叙述的事件所改编。作者通过叙事，使创伤外化、解构，通过挖掘特殊意义事件联结、迁移的重写方式引导受创伤者获得新的自我认同感，在本我与超我挣扎的叙事中建构新的自我。

虞建华在《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中指出：“旧南方随着战争“死去”了，但同时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顽固地 “存活”着。“死去”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南方，“存活”的是文化的、心理的南方。”作者玛格丽特通过叙事治疗的方式，将旧南方人从闭塞、专制向新南方人的宽容、理解建构。玛格丽特借小说隐晦表达了她对南方重新建构的看法：南北战争，北方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使得南方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为资产阶级在南方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旧南方的传统行为模式和道德准则已经不再适应经济模式的转变，人们更需要建构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来继续他们的生活。

《飘》中斯嘉丽一系列个体的创伤记忆同时也是南北战争亲历者群体的创伤记忆，在南北战争以及之后的社会进程中，玛格丽特以叙事治疗的方式抒写女性的受创史，展现了以斯嘉丽为代表的南方人在本我和超我间挣扎而形成的独特忧虑气质，同时也隐喻了对于建构新南方的意义，在奴隶主社会消亡与资产阶级社会兴起繁荣的时代，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必然出现。

指导教师：罗昔明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