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濛

摘要：在金宇澄创作的《繁花》中，人物众多，关系错杂。所有的人物塑造和场景描写都是为了情感的表达，作者将阿宝这个带有自己面影的形象贯穿全文，并由这一形象引出并塑造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群体。对20世纪60年代纯真善良的女性，作者充满了怀念与追忆。而对于90年代身陷欲望之中的女性，作者则赋予了更为复杂的情感和思考。最终在阿宝和众多女性复杂的情感关系中，将意义指向了生活尽头的虚无，但其中仍灌注了对上海由衷的敬意。围绕这些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作者倾注其中的情感以及《繁花》的创作主旨。

关键词：《繁花》人物形象；都市写作；创作主旨；致敬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8）07-0109-03

上海，历来是一座具有传奇色彩的都市，从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中的十里洋场到张爱玲笔下每一条普通巷子里的冷暖人生传奇，再到当代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所代表的上海女性的独特风韵，甚至于卫慧、郭敬明笔下被欲望、金钱所笼罩的上海，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书写。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有太多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上海情怀，在这些人中有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有的则算是上海的“外来人口”。而《繁花》的作者金宇澄属于前者，他在上海这片土地上长大，也亲身经历了远离上海后又得以重返的欣喜，见证了上海多年来的变迁，就如同大多数作家一样，对故土有着深入骨髓的眷恋。而金宇澄对上海的爱更可谓是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在谈到《繁花》的创作时他曾满含深情地说：“《繁花》的起因，是向这座伟大的城市致敬……在我如今的梦里，它仍然闪闪发光，熟识而陌生，永远如一个复杂的好情人，而不是一个简单懵懂的村姑。”[1]

正因金宇澄对上海这座城市满载着崇敬和爱，所以创作《繁花》的一个最重要的主旨无疑就是为了这种情感的表达，而本文则是要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分析这一主旨。以此为出发点，男主人公阿宝就成为了最重要的突破口。在最初创作《繁花》时，作者曾经将它命名为《上海阿宝》，只因后来觉得这个名字无法表现出书中繁盛的人物和内容，才最终改名为《繁花》。由此可见，阿宝就是《繁花》中当之无愧的男主人公，而在他身上我们也不难看到作者的影子，阿宝就是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滋养下长大的，而且对上海的变迁也从未缺席。他贯穿全书，是作者向人们展现上海、表达情感的窗口。由阿宝所牵引出的众多女性角色，就犹如一朵朵鲜艳欲滴的红玫瑰，组成了书中上海特有的“繁花”一片，凝成了作者口中那一个“复杂的好情人”，成为了作者对上海情感的外化。所以从阿宝对待他身边不同的女性人物的情感中，我们就可以窥见金宇澄对上海的情感变迁。

一、60年代的上海：纯真少女

金宇澄在《繁花》中独具匠心地设计了一个双线平行结构，单章用繁体标出，展开的是六七十年代的上海画卷，双章则用简体，描绘的是90年代的都市风情。其中用阿宝作为线索人物贯穿始终，将文章结成了一个整体。但是在这两个不同的年代里，阿宝身边围绕的是截然不同的女性群体，其中所涉及的情感自然也大为不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宝尚是一个少年，在他身边出现的女性，不论是青梅竹马的蓓蒂，还是纯洁美丽的雪芝，都是涉世未深的少女。她们自身都纯真而不染尘埃。阿宝对她们的感情同样真挚而深刻，是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美好。

蓓蒂是在《繁花》的正文中最早出现的一个女性形象，“阿宝十岁，邻居蓓蒂六岁……”[2]13一开篇作者就点出两人的年龄，可以算作是最纯真的童年时期，在这样的年纪背景下，读者不由自主地就会用无添加的视角去看待他们的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可能这远不能算是爱情，但却能切切实实地抓住读者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而对于蓓蒂的描写，作者则花费了更多的笔墨去表现她的喜好，比如：蓓蒂跟着阿宝收集邮票，是因为爱邮票上刻印的美丽蝴蝶和漂亮的皇后公主图画；蓓蒂收集电影说明书，是来纪念父母因电影结缘的如同童话般美好的爱情。而作者描写蓓蒂用心最多之处则是讲述她的钢琴。对于那架钢琴，作者甚至认为它是有心跳的、有灵魂的。在笔者看来，钢琴不仅象征着蓓蒂，更象征着作者眼中的上海——拥有无与伦比的优雅。这时的蓓蒂似乎就是作者记忆中的那个在60年代还没有经历那十年动荡洗礼的上海，是留存在心中永远的美好。也正是因为这种非同寻常的珍视，作者给蓓蒂安排了一个全书中唯一令人匪夷所思的童话般的结局。他让姝华做了一个“梦”来告诉所有人，消失的蓓蒂变成一条金鱼游走了。这个结局在现在看来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是作者刻意而为的美化。我们从与蓓蒂身处同一时代的姝华，大妹妹等女性的命运就可以想象，等待着蓓蒂的结局不是死亡就是沦落。可是作者却选择用一个童话来“逃避”对蓓蒂命运的揭示，这是因为爱得太深，才不忍面对。只有这样，60年代的蓓蒂和60年代的上海才能够像一条金鱼一样永远在作者心中游动，鲜活而美丽。

而到了70年代，少年时期的阿宝已经因那十年的动荡而被打压到了上海的“下只角”，但就在他最为落魄的时候却遇到了另一个美好的女子——雪芝。作者在一开始就用极美的语言把雪芝描绘成了一个如冰雪一般潔净而又透着灵气的女性。在阿宝的眼中，第一次见面的雪芝“清幽出尘，灵心慧舌，等于一只白梅”[2]295。阿宝用最圣洁的情感爱着雪芝，但是也早就意识到他们的爱情在那个年代是注定不会有结果的。雪芝是电车的售票员，单位所属的集体是全民的，而当时的阿宝，因为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被分配到曹杨新村的加工组，家门上还挂着“认罪书”。身份上的巨大差异，让他们之间的爱情遭受着重重阻力。可是雪芝是一个坚韧而勇敢的少女，她独自顶着来自家中父亲和兄弟姐妹的反对，执意要和阿宝在一起，最后的放弃也是因为阿宝的退缩。在这段情感里，阿宝是被动的、逃避的，但雪芝却是勇敢的、执着的。在说分手的时候，阿宝只敢写一封信，而雪芝却坚定地要见阿宝最后一面，亲口跟他道别，告诉他：“坐我的电车，永远不要买票。”[2]372作者对阿宝和雪芝分别场景的描写是全书中讲述六七十年代上海的最后一个场景，可以说是过去的上海留给阿宝最后的记忆。作者极其细心地去勾画这个场景，从雪芝身上精心搭配的服饰到空气中淡淡的樟脑气息，就连窗外照进屋内的阳光都被作者带着一种祭奠的意义精心地布局，像是六七十年代老上海的一个剪影，永远被作者铭记。这里面透出的整体感情基调是悲伤的，但沉淀下来更多的是怀念与追忆。

六七十年代的上海是作者青年时代的记忆，随着时间的累积，更多的美好经过记忆的筛选被留存下来，沉淀为作者心中一种深厚的上海情怀。所以对这个时期的上海，怀念和追忆成为永远的主旋律。

二、90年代的上海：多姿妇人

而在《繁花》温情脉脉讲述的60年代的上海中，穿插描写的是更为现代化的90年代上海大都市。众所周知，此时的上海，已经乘上了快速发展的列车，物质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而在这其中对于金钱名利的欲望也不可避免地开始滋生。在当代一些作家的笔下，上海作为这种欲望的载体甚至已经被妖魔化。在《繁花》中作者并没有回避这种书写，但也没有因此消减掉心底里对上海的那份崇敬与痴迷。只是在有了更多人生经历的基础上，对上海的爱变得更为复杂，也因为爱而多了一份思考。

在描写90年代上海的时候，作者突然换了一副笔墨，之前温情脉脉的笔调和对上海如数家珍的描写都变得急促而喧闹，主要场景也变成了一场接着一场的饭局。对此作者给予过这样的解释：“现实就是这样，中国式的世界，人多，大圆台子吃饭，人人就这样热热闹闹讲故事，你一言我一句，然后就散了。”[3]282

作者在文中曾提到过“上海女人三字真经，作，嗲，精”[2]79，但笔者认为这只是迎合了大众对上海女人一种表面看法。比如故事中的汪小姐，她虽然和阿宝没有过什么深刻的情感纠葛，但她却是由阿宝引出的人物，阿宝几乎见证了她生命中所有的重大转折点。从表面看来她最后的结局，那怀在她肚子里的怪胎，似乎就是她自作自受的结果，可是稍加思考就可以发现，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缘于作者最初就已经交代的一个原因——只是想养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她和老公宏庆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是因为都市生活压力没能养在身边而亲情淡薄。所以汪小姐就想要再生一个可以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开始了她在外人眼中显得“作”的一段历程。她假离婚，又假结婚，还有和常熟徐总的一段风流韵事，让她终于怀上了孩子，可是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在这整个过程中，两个男人只是一味地盯着汪小姐肚子里的孩子，却没有人真正关心汪小姐。最后医生诊断出这孩子可能是个有两个头的怪胎，作者形容汪小姐隆起的肚子像是一座坟，阴森恐怖。阿宝一进入汪小姐的病房就觉得窒息，一刻也不想多待。可是汪小姐在这种阴诡的氛围中却感受到了希望，想着“但我总算呢，又要做娘了，我希望做娘”[2]437。作者为我们揭示了在荒唐行为之后每个人都要付出代价的道理，但同时也在反思，只是一个平凡女子的普通愿望，为什么在这座城市里就演变成了一个如此惨烈的结局。

而另外一个女子梅瑞，她的感情一直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徘徊，为的只是给自己寻找一个更好的未来。起初她同时和沪生以及另一个有房子的男人交往，见到阿宝之后，又放弃了沪生，想要与阿宝亲近。可是此时的阿宝早已看透了这世间的情爱，对她的接近闪烁其词，梅瑞无奈只得与有房子的男人匆匆结婚。在她觉得家庭不幸福，终于为自己鼓足勇气从旧家庭中挣脱了出来，可是还没获得一秒的自由就又陷入了姆妈和继父小开畸形的三角关系之中。生活对梅瑞就是这样，从一个牢笼中挣脱就又陷入了另一个泥潭。在书中的第二十八章，梅瑞在“至真园”大宴宾客，可谓风光至极。可是梅瑞终究也只是这繁花中的一朵，当它开到最繁盛之时注定也就是它的衰败之际。梅瑞最终被她的亲姆妈背叛，折戟沉沙，变成了上海滩最吓人的“女瘪三”。这样的梅瑞是令人惋惜的，她所有的努力不过就是希望在上海可以找到一个真心实意对她好的人，能够成为她的依靠，给她幸福的生活。但是在这个男性占据更高位置的都市中，她想要变成一个“独立的人”的愿望，最终只得到了沦为别人手中玩物的结局。

不论是汪小姐还是梅瑞，两人在故事的开始都只是公司的小职员。心甘情愿也好，无可奈何也罢，最终都被生活的大潮裹挟，身陷欲望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她们两个人的结局是书中最惨烈的——一个想生一个想死，但似乎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实现的。她们的命运就如同是作者给上海的一个警告，现在的上海已经被太多的欲望包裹，而人类因为本性使然，不会轻易停下追求的脚步。

三、“上帝不响”：指向生活尽头的虚无

在《繁花》中所有女性形象都是截取生命中的片段来描写的，只有阿宝的生活是一条流动的河流，没有截断。从阿宝10岁到中年，有太多的女性，从他的生命中走过。对于阿宝来说，如果在六七十年代的他还真正付出过爱，不论是对蓓蒂还是雪芝，那都成为了他一生中永远的记忆。可是到了90年代，阿宝已经变成了情感中的过客，不愿意再为谁付出真心。他整日流连于一个又一个饭局，成为生活中一个冷静的看客，认为“面对这个社会，大家只能笑一笑，不会有奇迹了”[2]442。

作者并不是在《繁花》的最后才突然将情感引向这种虚无境地的，在书中的字里行间早就可以找到这种情感的蛛丝马迹。在书的扉页上就印有“上帝不响”四个字。在所有的故事还没展开的时候，作者已经引入了“上帝”这个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最为虚空的形象，以及“不响”“这两个字作为题记，是体现一种无奈和虚无”[4]。这四个字无形中就给全书定下了虚无的基调。而沪生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说出了关于“斗敗的蟋蟀”的观点，认为蟋蟀再强悍，再斗，也终究是要死的，而人也是一样，所以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同样姝华也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注定荒凉的旅行。所以作者眼中的人生并不是一棵深深扎根于泥土中的大树，而只是一片会随风飘零的树叶，最后都会是不知所终的结局。

不论是对上海还是对生活在上海中的人们，作者都一直在探寻。可是越探寻就越发现这一切的虚无和深不可测。在这样的城市中生活，人和人之间仿佛永远隔着一层，谁和谁都无法真正的了解，就连和阿宝从小一起长大的沪生都无法真正知晓阿宝心里的想法，当然，阿宝对沪生也是一样。可是到了故事的最后，作者已经无意去探求自己对这个城市的情感究竟是怎样的，因为哪怕我们做了所有的努力，也不能阻挡生活继续向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是在提倡虚无，在全书的结尾，作者仍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阿宝接到了来自雪芝的电话，就如同那遥远记忆中的上海，穿过时空又来到了阿宝的面前。这时又有歌声传来：“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2]442作者有意在告诉读者，人生就是如此，有虚无有悲哀。在我们苦苦追求的时候，不妨放慢脚步，珍惜时光。因为“经历的一切，无论多么的无意义，多么的虚无，到后来都是有用的，都是有意义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