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海华

全面抗战时期，以闽粤赣皖浙毗连地区国统区所组成的中国东南区域，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它是中国抗战的前线，又自有后方和腹地。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研究，大都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抗战大后方（大西南、大西北地区），相对忽视了对东南区域（东南国统区）的整体研究。以儿童救济与教养论，为了抢救战时受苦受难、失依失学的难童，不使其成为将来资敌的工具，同时为了便于儿童们的父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没有顾虑开赴前线抗日。战时中国对难童开展了专门的救济和教养工作，学界对此已有一些研究①代表作有冯敏：《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工作概述》，《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孙艳魁：《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救济工作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第5期；苏新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童救济述论——以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张纯：《抗日战争时期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中国东南区域的儿童救济和教养事业，近年学界也有初步探讨。②主要有许雪莲：《抗战时期广东儿童教养院难童保育工作述评》，《广东党史》2005年第3期；郭丽兰：《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国民政府难童救济教养工作》，华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魏娜娜：《抗战时期江西难童救济教养工作研究》，郑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刘建华：《抗日战争时期江西的难童救济与教养》，江西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胡相花：《抗战时期广东难童保育工作初探》，《岭南文史》2014年第3期；许谦：《烽火摇篮——抗战时期浙江难童的救济与教养》，杭州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只不过，以往的探讨大多以省级行政区划为旨归，缺乏对整个东南抗战区域的研究；并且，以往的研究通常是在讨论战时儿童救济与教养事业时，附带叙述了儿童救济与教养机构，或是仅简要梳理了某一类儿童救济机构的历史，难窥全貌。③党洁论述的抗战时期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设立的难童保育所，绝大多数地处沦陷区内。参见党洁《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与抗战时期难童救济》，《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鉴于此，本文以中国东南抗战区域的儿童救济机构为主题，作一专题考察。

一、东南区域的战时儿童保育分会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儿童救济与教养工作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该会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宗旨为“保育战时儿童”①《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简章》，战时儿童保育会编：《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规程》，1938年1月印，第7页。；虽名义上隶属于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②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1937年8月1日由宋美龄等在南京创建。该会成立的宗旨是发动海内外妇女同胞为抗日“输才尽力”，对军队、征属和难胞进行慰劳和服务。据1945年底该会结束时的统计，国内先后成立了41个分会、国外17个分会。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八年工作总报告》，《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但行政上是独立的，工作上人事上两会则是互相配合的③据张蔼真记述，“为了避免工作上的重复并使力量得以及集中起见”，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这三个机构在行政上各自独立，在工作上人事上则完全配合”；这三个机构“一向是一体三位，在工作和组织关系上无可分离”，“战时儿童保育会最初经募的款项只限于儿童本身直接消耗，所有人事行政等经常费用不准开支，结果必需用的工作人员由本会调用，所以在初几年本会的儿童工作便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编：《工作八年》，南京印书馆1946年7月印，前言、第138页。。

战时儿童保育会由宋美龄任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由国共两党、无党派和社会知名爱国妇女56人组成理事会。理事会内设常务理事会，由宋美龄、李德全、唐国桢、安娥、曹孟君、邓颖超、沈兹九、史良、孟庆树等17人出任。常务理事会下设秘书处和设计、组织、宣传、保育、输送、经济等6个委员会。秘书处正副主任分别由张蔼真、陈纪彝担任。④战时儿童保育会编：《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规程》，第34—35、37—38页。后来，常务理事会下改设总干事一人，总揽一切，总干事下设总务、保教、研训三科及会计、视察二室，各科室下视工作需要设股。⑤《战时儿童保育会八年来工作总报告（1945）》，转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战时儿童保育会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该会成立以后，迅速展开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奔赴前线战地抢救受难儿童。二是筹备各地成立分会，扩大儿童保育工作。三是筹设保育院，收容抢救来的难童。四是广泛进行募捐活动，为儿童保育筹集经费。整个抗战期间，总会先后在国内外各地建立了20多个分会，在国内各地建立了61个保育院，保救了3万名儿童。⑥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编：《工作八年》，南京印书馆1946年7月，第139页。

东南各省是建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分会的先锋（见表1）。总会原计划“第一阶段先成立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各省分会”，“第二阶段再成立湖南江西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分会”⑦《本会组织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战时儿童保育会编：《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规程》，第21页。，但实际工作展开却并未完全如此。因各省条件和环境迥异，不可能按照书面计划去执行。

表1 抗战时期儿童保育会东南区域分会及所属院概况表

说明：1.据下列资料编制而成。2.有的保育院院长并非首任院长。资料来源：朱剑华：《江西儿童保育工作的回顾》，《江西妇女》第4卷第2期，1940年10月10日，第41、44页；贵畹兰：《浙江的儿童保育工作》，《浙江妇女》第1期，1939年8月15日，第12页；戚铮音、严金明、许为通：《战时浙江儿童保育分会和两个儿童保育院》，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页；雷砺琼：《三年来广东的保育儿童工作》，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第2册，1991年印，第208—214页；潘锦端：《一年来的广东第一保育院》、徐蕙仪：《广东第三儿童保育院在塘湾》、李朝晖：《最弱小的一颗幼苗广东第四儿童保育院》、郑坤廉：《九月来的第五儿童保育院》、戴振雄：《广东第六儿童保育院》，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第8册，1991年印，第433、453、457、458、463页；《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广东分会历史简介》，任真主编：《我们在抗日烽火中成长：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战时儿童保育会北京会友联谊会1988年印，第49—50页；《各保育院收容儿童数及负责人名录》、《战时儿童保育会分会数目》，战时儿童保育会编：《战时儿童保育》，1938年12月30日，第3—4页；沈成：《十个月来安徽妇女动员工作（1938.11）》，安徽省档案馆编：《安徽省动委会档案史料选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页。

未被列入第一阶段计划的江西省首先响应，于1938年4月4日儿童节（民国时期的儿童节）这天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江西分会，这是全国成立的第一个分会。①《战时儿童保育会八年来工作总报告（1945）》，转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战时儿童保育会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分会推举傅以睿负责，不久以后改由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夫人顾柏筠出任负责人，组织系统与总会（分会成立后，称战时儿童保育会为总会）相同，成立以后的分会加紧筹备保育院工作。5月5日母亲节（民国时期的母亲节）这天，在南昌附近的万寿宫，分会正式成立了江西第一保育院，同时在丰城成立了分院。1939年3月，日军侵入赣北后逼近南昌，江西分会不得不随省政府各机关撤退到吉安，不久又迁到遂川，第一保育院则迁到赣西永新县东门外的台上村。②朱剑华：《江西儿童保育工作的回顾》，《江西妇女》第4卷第2期，1940年10月10日，第41—42页。随着难童的增多，1941年1月1日，分会又在赣县创设第二保育院，由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担任院长，陆采莲任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③朱剑华：《抗战中的江西保育工作》，《大路月刊》第7卷第5期，1942年7月31日，第65页；张锡纯、伍攀桂、岳山飞：《江西第二保育院在赣州的回顾》，政协赣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赣州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第67页。

1938年4月22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广东分会在广州宣告成立，上官德贤、伍智梅、林苑文、吴菊芳、陈明淑等17人为常务理事。分会先后由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夫人吴菊芳、王孝英等实际主持工作。广州沦陷以后，分会先迁香港，后迁到粤北的曲江。从1938年7月到1939年7月，一年之中分会先后在香港、四会、兴宁、茂名、西营、罗定创办了6所保育院（见表1）。1940年至1941年间，以战事和经费等原因，6所保育院先是缩编为5个院，后又缩编为4个院。1944年冬，日军完成大陆交通线战役后又发动打通粤汉线战役，分会被迫从曲江随省政府东迁兴宁。第一保育院随即从连县经英德、翁源、龙川，迁到五华县的河口；第二保育院经南雄、江西三南、信丰、和平，迁到五华锡坑；第三保育院迁址和平彭寨；第四保育院迁址和平林寨。1945年5月，四院奉令并入一院。①《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广东分会历史简介》，任真主编：《我们在抗日烽火中成长：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战时儿童保育会北京会友联谊会，1988年，第50—51页。

浙江分会在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夫人蔡凤珍的领导下，于1938年6月5日在金华召开成立大会。大会推选蔡凤珍、李家应、戚铮音、贵畹兰等15人为理事；理事会推选蔡凤珍、黎沛华等7人为常务理事，处理日常会务，并推举蔡凤珍为理事长，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省财政厅厅长黄祖培夫人黎沛华。常务理事会下的组织系统也与总会相同。分会成立之后，一边创设各县支会，一边设立保育院，收养难童。7月1日，在丽水碧湖成立第一临时保育院，由彭惠秀出任院长，3个月后由李家应接任；次年5月，第一临时保育院正式改名为第一保育院。1938年7月15日，在第三行政区专员贺杨灵夫人卢继芳的领导下，成立绍兴支会；1939年2月5日，在第一行政区专员夫人张惠华的领导下，成立于潜支会；5月12日，又成立萧山支会。②贵畹兰：《浙江的儿童保育工作》，《浙江妇女》第1期，1939年8月15日，第11—13页。1939年10月，分会在云和县河上村创办了第二保育院，后因粮食采办困难等原因，该院于1941年4月迁到松阳县的赤岸；浙赣战役中，迁到福建松溪县的大浦，战役后迁回云和县小顺；1944年又奉命迁至平阳县的腾蛟堡，1946年奉命停办。③戚铮音：《第二保育院一年八个月来的保育概况》，《浙江妇女》第5卷第1期，1941年8月30日，第22页；戚铮音、严金明、许为通：《战时浙江儿童保育分会和两个儿童保育院》，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287页。1941年4月，日军进攻浙东，第一保育院由丽水碧湖分迁到云和县河上村、松坑口等地；浙赣战役中，碧湖保育院旧址尽成瓦砾，于是决定部分老师带高年级儿童，回到碧湖重建家园，其余中低年级儿童仍留在云和县河上村，成立第一保育院分部。④李家应：《半年来的第一保育院——最近工作概况报告》、戚铮音：《第二保育院一年八个月来的保育概况》，《浙江妇女》第5卷第1期，1941年8月30日，第21页；戚铮音、严金明、许为通：《战时浙江儿童保育分会和两个儿童保育院》，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页。

福建和安徽的分会及保育院设立、活动情况不很清楚（见表1）。据1938年底战时儿童保育会所编的宣传小册子，当年，福建分会和第一保育院均在福州创立。1945年，福建分会驻设南平，由陈淑圭主持工作，第一保育院设在建瓯。⑤《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暨所属会院负责人及地址一览表（1945.10）》，转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战时儿童保育会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1938年5月5日，安徽也建立了分会，但未建立保育院。

二、东南区域的民间难童救济团体

除战时儿童保育会外，当时全国还有其他一些从事难童救济的全国性社团，其中一些社团在东南抗战区域成立了分支机构，或者开展了难童救济与教养工作。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尽管其工作重心在抗战大后方，但在东南区域的上饶成立了分支机构。1938年2月，该团体在武汉成立，许世英⑥许世英（1873—1964），安徽省至德县（今东至县）人。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抗战时期，任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长。为理事长，马超俊、谷正纲为副理事长。“协会的宗旨，和战时保育会是相同的”。⑦《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社会服务周报》第9期，1943年4月3日，第6页。据1940年1月的统计，该会在湖南的乾城、浦市、东安、凤凰，以及四川的万县设立了儿童教养院，共收容教养2477名儿童⑧《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所属各儿童教养院概况表》，《社会服务周报》第1卷第2期，1940年，第32页。；到1943年，该会在湖南的乾城、浦市、东安、凤凰，四川的万县，以及江西的上饶等地成立了6个教养院，安置并教养从战区抢救来的儿童⑨《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社会服务周报》第9期，1943年4月3日，第6页。。

财政部盐务总局总办缪秋杰，抗战以来先后在南雄⑩《南雄县调查报告（1940.8）》，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广东统计汇刊》第2期，1940年10月，第3页。、宝鸡、桐梓、五通桥、芷江等处办了8个保育院，收容了两三千名难童，抚养难童的经费由盐务公益费中支出。随着几千个小孩子越长越大，要给他们安排职业。1941年底，缪秋杰委托胡兰畦①胡兰畦（1901—1994），四川成都人。抗战前中期，曾任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1939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到江西吉水县砖门乡江头村办理农场；1942年3月，财政部盐务公益费管理委员会江西保育院农场正式开办。当年中秋节后，广东南雄慈幼院调了92名12岁以上的难童到农村学习和生活，这些难童都是广东沦陷区的。②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7—498、503、522—523页。盐务总局在浙江办理了天台慈幼院，1938年夏由两浙盐务管理局具体负责创办，称为总院；后来，又在永康、安吉孝丰、临安天目山分别开设第一、第二、第三分院，最多时收容了1100多名难童；1941年，受战火影响，三个分院合并，迁往龙泉县金沙寺；后来又一度迁移福建松溪。③高德治口述，叶全新整理：《难童》，《杭州日报》2012年8月28日，第15版；蔡凤珍：《浙江保育工作之回顾与前瞻》，《浙江妇女》第2卷第6期，1940年6月15日，第6页。另有资料记载，到1944年，两浙盐务管理局还在浙江的天台、龙泉保留了两所慈幼院，继续从事着难童救济与教养事业。④姜容熙等：《三年来之本省社会福利事业》，《浙江社政》第4期，1945年6月，第13页。

最早关注我国儿童保障事业的本土社团，当属中华慈幼协会。该会成立于1928年，抗战以前一直致力于儿童教养、救济、保障、卫生、研究等。抗战以后，更是集中全力从事难童扩大救济与教养工作。但不知何故，整个抗战时期，该协会没有在东南区域创设儿童教养院，只设立了儿童保育院。据1939年底统计，该会在沦陷区建立了34所保育院，其中东南抗战区域约有16所，分别为浙江省12所、皖南2所、江西1所、广东1所。⑤《中华慈幼协会沦陷区保育院及儿童数统计表》，《难童教养》第1卷第2期，1940年，第32页。

除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财政部盐务总局、中华慈幼协会等机构外，从事难童救济与教养的全国性社团还有世界红卍字会中华各会联合办事处、中国天主教医药服务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等。⑥《全国性社会服务机关团体概况调查表》，《社会服务》第20期，1943年12月15日，第35页。还有一些全国性社团，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主要在东南各省沦陷区展开难童救济与教养工作。⑦据党洁研究，1938年12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了专门的难童救济机构——难童救济委员会；到1939年5月，协进会在杭州、嘉兴、苏州、松江、湖州、宿州、芜湖、南京、宁波等9个城市设立的难童保育所超过30个，救养难童至少2759人；1939年6月，协进会在全国各地救养难童增加到4195人；同年10月，协进会在山东、河南、江西（九江）等省的教会，以及浙江的绍兴等地，新设了难童保育所。参见党洁：《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与抗战时期难童救济》，《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此外，东南区域的地方性社团和私人也有很多从事难童救济与教养方面的工作。如福建省，1939年，该省的大田、莆田、晋江、德化、泰宁等县均有私立的儿童保育和教养机关。⑧《各县区慈善机关及团体概况统计（1939.3）》，福建省政府统计处编：《统计副镌》第9号，1939年5月31日，第93页；周一鹗：《省振济会第一周年工作述要》，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编：《闽政月刊》第5卷第5期，1940年1月31日，第60页。另有资料显示，1940年，福建省有晋江的开元慈儿院、莆田的荔城惠儿院、德化的凤林慈儿院等众多的民间难童救济与教养机构。⑨《全省救济及慈善事业（1940年）》，福建省政府统计处编：《统计副镌》第33号，1941年5月31日，第273页。

在浙江省，有奉化孤儿院和国际灾童教养院、金华竹马难童教养团、镇海茅洋山难童教养所、宁海私立恤孤院、绍兴难童教养团、兰溪难童教养所，以及黄岩、衢县、遂安、永康、遂昌、上虞、海宁等县的儿童教养机构等。⑩姜容熙等：《三年来之本省社会福利事业》，《浙江社政》第4期，1945年6月，第13页；蔡凤珍：《浙江保育工作之回顾与前瞻》，《浙江妇女》第2卷第6期，1940年6月15日，第7页。其中，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系从沦陷后的上海迁到奉化松岙清山泰清寺，由奉化籍的上海绅商竺梅先发起组织，他和夫人徐锦华出任正副院长，收容难童总数超过600人，1943年6月解散。⑪⑪ 金普森、孙善根主编 ：《宁波帮大辞典 》，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⑫镇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镇海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出版社1994年版，第907页。镇海茅洋山难童教养所，1940年由镇海人唐爱陆私人创设。⑫⑪ 金普森、孙善根主编 ：《宁波帮大辞典 》，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⑫镇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镇海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出版社1994年版，第907页。

三、东南区域的政府难童救济机构

与上述民间难童救济与教养机构并存的，是国民政府办理的难童救济与教养机构，其中大多数是赈济系统办理的。1938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中央赈济委员会，总揽全国的救济事业；11月，行政院颁发《各省赈济会组织规程》，通令各省市成立赈济会，由省政府主席兼任主任委员，统一主管全省的赈济事务。依照该规程，各省市对本省市的救济机构进行了重组合并，统一成立省赈济会，主管战时的救济事业。

1938年，行政院核准并颁发中央赈济委员会拟定的《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实施方案》。依照该方案，东南各省赈济会一边创设直属的儿童保育所或儿童教养院，一边通令各县区将原有的育婴所、育婴堂、育婴局等收养婴儿的机构改成儿童保育所或儿童教养院，有条件的则可新建。如江西省，1939年改组成立后的省赈济会工作之一就是“就原有孤儿育婴院所，整理改组”，同时“先后筹办江西省儿童教养院泰和本院，及吉安萍乡分院”；到1941年10月左右，全省共设立“儿童保育教养所28所，婴儿孤儿院24所，难童学校11所，难童教育班117处”。①许德缓：《十年来之江西振济事业》（12），江西省政府《赣政十年》编委会编：《赣政十年》，1941年，第6、8页。1939年，蒋经国出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他在赣南有着宏大的建设计划，中华儿童新村就是该计划内容之一。1943年6月30日，赣南中华儿童新村在赣州市近郊的虎岗创立，新村的主体是正气小学，此外还有幼稚园、托儿所、感化学校、儿童乡公所等；新村开办后，江西第二保育院、原南城迁到赣州的儿童教养院和广东一慈幼院均纷纷迁入。②笔者认为，江西第二保育院、原南城儿童教养院等虽迁入中华儿童新村，只是和新村一起办理保育和教养，其编制还是独立的或保留的，其经费还是仰仗于原系统；否则难以解释为何抗战结束前后战时儿童保育会、赈济委员会还有关于江西第二保育院和赣南儿童教养院的统计信息（参见表3和《战时儿童保育会复员后建设计划（1946.2）》，转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战时儿童保育会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第58页）。分别参见侯动河《中华儿童新村》，政协江西省委员会、政协赣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蒋经国在赣南》，1989年，第243—245页；张锡纯、伍攀桂、岳山飞：《江西第二保育院在赣州的回顾》，政协赣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赣州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第70—71页。除中华儿童新村和江西第二保育院外，赣州还有贫儿教养院、义童教养院、中正教养院和托儿所等儿童收容教养机构。③卿华：《江西第二保育院》，《江西妇女》第5卷第2期，1941年4月10日，第28页；。

到1939年底，福建省赈济会在崇安、建瓯、闽清三县分别设立第一、第二、第三儿童教养院，并拟在闽南安全地区，筹设第四、第五儿童教养院。同时依照《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实施方案》，“将各县（区）原有育婴堂所，一律改组成立儿童教养所或保育所。如无此类堂所之县（区），则视实际需要，参酌地方财力，分别筹设”。到1939年底，全省改组成立儿童教养院或保育所的，有建瓯、古田、南平、建阳、龙溪、霞浦、屏南、浦城、松溪、诏安、泰宁、福鼎、顺昌、崇安、宁德、德化、上杭、福清、政和及水吉等20县区，“以上各院所之儿童，以招收战区退出之难童为主要之对象，并兼收抗战阵亡将士遗孤，出征军人家属子弟，及贫苦孤儿”。④周一鹗：《省振济会第一周年工作述要》，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编：《闽政月刊》第5卷第5期，1940年1月31日，第60页。

浙江省办理的儿童保育机构有省立贫儿院和第一、第二儿童教养院。其中，贫儿院创立于1913年4月，原在杭州泗水坊桥河下，抗战军兴后随省府迁驻金华，1938年8月迁驻缙云仙都镇，后又移驻宣平。⑤姜容熙等：《三年来之本省社会福利事业》、洪滌尘：《三年来之浙江振务》，《浙江社政》第4期，1945年6月，第13、19页。第一儿童教养院原名芝英战区儿童教养团，1938年4月在永康芝英创立，1942年夏移驻宣平曳岭脚，1944年秋再迁洪潭。第二教养院原名浙西战区儿童教养团，1940年3月在桐庐横村埠创立，1943年1月迁驻于潜青山殿。1943年秋，由省政府令改为第一、第二儿童教养院。①姜容熙等：《三年来之本省社会福利事业》，《浙江社政》第4期，1945年6月，第13页。

1939年8月，广东儿童教养院在战时省会曲江黎市沙园正式成立，由中央赈济委员会和广东省赈济会主办，但具体办理则由吴菊芳领导的广东省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负责，到1940年底先后在全省开办了7所儿童教养院。其中，第一儿童教养院在连县星子，第二院在连县龙咀，第三院在连县元村，第四院在连县保安，第五院在仁化江头，第六院在南雄休仁，第七院在乐昌罗家渡。第一、第二、第三儿童教养院经费由中央赈济委员会筹拨，算是中央直属的教养院，但具体办理由广东地方负责。另外，吴菊芳还领导办起了力行中学（由实验中学改名而来）、实验小学、培德小学、江村师范学校、北江农工职业学校，以及工艺院、农艺院、砖瓦厂、牙刷厂、新生火柴厂等共20多个儿童救济与教养机构。②吴菊芳：《“管、教、养、卫”儿教院 力行志锐育英才》，李浈编著：《幸余生——抗日时期难童人生纪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5、103页；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战时粤政（1939.1—1945.9.1）》，第111页。到1941年初，7个教养院和工艺院、农艺院，以及实验中学、实验小学、培德小学共收容儿童8000名。③《广东儿童教养院简报（1941.7）》，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第8册，1991年，第402、408页。广东省社会处成立以后，在全省建立救济院系统，省里开办了实验救济院，该院分残老与幼童两部，其中第二部收容儿童。1943年社会救济法实施后，该院分为安老、育幼与残废教育三所，并在南路筹设救济分院，收容人数为100名。抗战后期，全省有封川等27县成立了救济院。④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战时粤政（1939.1—1945.9.1）》，第108页。

在东南区域，除上述地方政府办理的难童救济与教养机构外，还有中央赈济会直属的儿童教养机构。从1938年开始，中央赈济委员会先后在全国各省组设儿童教养院、教养所和儿童保育院等31个；后因各种原因，到1941年只剩24个直属院所，东南区域有7个，分别分布在广东、江西和皖南地区。1943年，旌德儿童教养所裁并入太平儿童教养院后，在东南区域，直至抗战后期，均有6所儿童教养院。⑤《赈济委员会直属儿童教养感化院所校一览表》，《难童教养》第2卷第5期，1941年6月1日，第30页；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辑：《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一）》，《革命文献》第96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58—59、70—71、83—84页。

四、结论

综上所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区域的儿童救济机构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半官方的社会团体，即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该团体在东南区域的江西、浙江、广东、福建、安徽都成立了分会，分会下大都开办了数量不等的保育院或教养院。二是民间社会团体，如在东南区域开展活动的全国性社团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中华慈幼协会、世界红卍字会中华各会联合办事处等；还有东南区域内部的地方性社团，如福建省晋江的开元慈儿院和莆田的荔城惠儿院、浙江省奉化的国际灾童教养院和镇海的茅洋山难童教养所等。三是国民政府办理的难童救济机构，其中大多数由政府的赈济系统主办。如福建省赈济会在崇安、建瓯、闽清三县分别设立的第一、第二、第三儿童教养院，浙江省赈济系统办理的贫儿院和第一、第二儿童教养院，广东省赈济会主办的7所儿童教养院，中央赈济会在广东、江西和皖南办理的6—7所儿童教养院等。也有由地方政府主办的难童救济机构，如江西第四行政区办理的赣南中华儿童新村等。

战时的三类儿童救济机构虽有办理机构的性质之别，但半官方和民间的社团大都和政府关系密切，都是在战时为政府分忧解困。如东南各省战时儿童保育分会的负责人大都由各省党政军领导的夫人出任；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的理事长许世英和副理事长马超俊、谷正纲等，都是国民政府高层官员。财政部盐务总局在东南各省办理的保育院或慈幼院，其经费都来自于盐务公益费；而晋江的开元慈儿院、莆田的荔城惠儿院，其经费既有自身产业的利息或社会乐捐，也接受了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①如开元慈儿院经费“除由省库及县款拨助外，其余由基金利息移充”，莆田荔城惠儿院经费“每月开支约360元，有省库县库拨助及产息公款等拨充”，参见《全省救济及慈善事业（1940年）》，福建省政府统计处编：《统计副镌》第33号，1941年5月31日，第273页。上述社会团体人事、经费等与政府的关联，本身就说明了它们在战时为政府分忧解困的作用。退一步说，即使儿童救济机构和政府无人事、经费等关联，其对难童的救济与教养行为亦足以表明它们承担了现代政府理应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责。

抗日战争既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比拼战，也是一场持久的社会动员战。以闽粤赣皖浙毗连地区的国统区所组成的中国东南抗战区域，既是中国抗战的前线，又自有后方和腹地，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该区域存在的多元难童救济机构，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战时东南区域社会保障和社会动员的事实。这种多元机构和保障动员机制，无疑有利于集聚政府和社会各方力量，为中国东南抗战暨整个中国持久抗战服务。在论述国统区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时，不应忽视东南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