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平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民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残酷暴行的代表性事件。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与认知反映了日本社会对整个侵华战争的战争观、历史观与和平观。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与民众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暧昧”理解，与中国民众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伤痛记忆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上的“历史问题问答”页面中，就“关于‘南京事件’日本政府是怎么认为的？”的设问，其回答是:“作为日本政府认为，不能否认日军南京入城后存在非战斗人员的杀害及掠夺行为等。但是，关于受害者的具体人数有各种说法，作为政府很难认定哪个是正确的数字。”①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taisen/qa/index.html。这样的设问和回答，承认了造成平民伤亡和掠夺行为的存在。日本部分教科书也提及日军“侵占”②日本教科书中大多使用“占领”，如《中学校 历史类》（东京书籍出版社，2011年），也有使用“攻陷”，如《市贩版 新版新 历史教科书》（自由社，2015年）。南京，但是在叙述时又有意在受害者死亡数字上加上疑问。这样的表述方式，将南京大屠杀与受害人数完全同质化，将历史事件抽象为数字，回避了南京大屠杀是残杀、掠夺、占领等侵略暴行的本质。近年来，歪曲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通过了日本文部省的审定；③如东京书籍出版的《新社会历史》（2016年）对“南京”的记述为：“战火从华北扩大到华中，同年末日军占领了首都南京，在此过程中，杀害了大量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中国人。”关于“南京事件”同页中的注释为：“该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关于被害者人数，现在进行着各种调查与研究，仍未确定。”再如《市贩版新版新历史教科书》（自由社，2015年），则只字未提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本政府对中国方面《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采取了对抗措施。④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日本政府官防长官菅义伟随即指出“文件是否属实，没有经过专家验证”、“将讨论停止向世界教科文组织交付分担金”等。如果说审定通过教科书是日本政府未尽到引导国民“暧昧”立场的责任，那么针对《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的对抗措施则体现出日本政府明确的政治立场。①《市贩版新版新历史教科书》（自由社，2015年）是首次只字未提日军在南京造成市民伤亡的教科书通过审定。此前，在审定中会被要求加入相关内容，而这次却顺利通过。日本APA集团代表兼CEO元谷外志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公然放置于宾馆一事引起公众关注，日本主流媒体将事件性质引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争论，却毫不关心南京大屠杀史实，这透露出其对中国受害者伤痛记忆的漠视。

透过日本对南京大屠杀认知的一系列动向，不能不让人们对日本政府、社会和民众的战争观及和平观再添疑问。这也凸显出再次探究日本对南京大屠杀认知变化的社会根源的必要性。

笔者长期在日本战争记忆研究中发现，日本的战争博物馆与和平博物馆②关于战争博物馆与和平博物馆，本文关注其在展示战争历史这一共性上，其区别可参照村上登司文《和平博物馆与军事博物馆之比较——比较社会学的考察》（上）（下），《博物馆研究》2008年第3期、第4期。作为展示历史的场所，体现了战后日本的战争观与历史认识，同时也起到构建历史记忆与和平观的作用。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使用公文、传记、日记、影像资料等记录历史，也有通过对死难者的祭祀活动，在“慰灵”中彰显死者的奉献，将战争的历史封存在子孙对祖先的缅怀中，形成国家与民众的共同记忆。③在日语中对死者的祭祀为“慰灵”，而祭祀活动叫“慰灵祭”。国学院大学研究开发促进中心编的《灵魂 慰灵 彰显—对死者的记忆装置》（锦正社，2010年）一书就分析了招魂等仪式的象征意义，也阐明了纪念碑等作为“场所”的作用。无论是战争博物馆还是以和平为目标的和平博物馆，同样是宣扬不再有战争和死亡的理想和平观，但缺少对亚洲各国加害的展示，缺少对战争的反思。南京大屠杀历史理所当然地与以日本人的战场牺牲与本土受害为主旋律的日本的战争记忆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冲突，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日本侵略加害的历史内容正在逐渐消失。本文以游就馆、长崎冈正治纪念和平资料馆、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等展览中的“南京”为例，分析日本社会的战争观、和平观的思想内涵。

本文使用加引号的“南京”，是基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日本社会关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表述，大部分使用“南京事件”，极少使用“南京大屠杀”，更多的只是提及占领南京，而对屠杀不以固定词汇表述，甚至不提侵华战争及占领南京等情况。因此，南京大屠杀问题不仅是探究历史真实的问题，也是中日之间如何记忆历史，如何跨越历史走向和平的问题。

一、从博物馆展示中构建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如何形成？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通过对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间的关联与差异的分析，强调个人记忆的集体性。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记忆的集合在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分析，阐释民族主义的形成和扩散。当文化的表述和记忆的展示由民族志的工艺与艺术的展示转向国家记忆和战争历史的展示时，展示与纪念的权力性、政治性就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共同体的自我认知相关联，并不断相互作用。

关于战争记忆表象问题的研究，大多从关注其政治性与权力性的结构主义视角出发，这样的视角容易陷入“公共记忆与个人记忆”或者“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窘境。二元对立问题的出发点，往往将战争记忆的不可调和归结为政治的结果，忽视作为战争记忆主体的个人的社会生活及文化实践。然而，正如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场”概念中的“场”，记忆的集合需要通过一定的“场”来表述和表象。④参见[法]皮埃尔·诺拉著，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而博物馆就是这样的保存、展示记忆的“场”，它既为集体记忆的集合与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想象空间，也是个人记忆再构建的契机。

博物馆为谁而展？“真相只有一个”是日本卡通名侦探柯南故事中常常出现的一句话，其实这也是观众希望知道和感兴趣的问题，更是博物馆展示的魅力所在。因此，如何展示展品的故事，如何诠释故事背后的真相？都是展示不能忽视的使命。然而真相真的只有一个吗？博物馆透过展示，将展品从特定的社会或文化背景中抽离出来，也就是展品的“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ation）。同时，在展示信息的整体体系中，展品再次经由其他排列组合，建构不同的脉络，也就是所谓的“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ation）。詹姆斯·克利福德等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对“真相”表示怀疑，对表述和展示的主体提出疑问，指出展示的主体往往不是文化的所有者。①参见[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本文关于日本战争与和平博物馆对南京大屠杀展示的考察，不仅关注表述的内容，也关注博物馆展示信息的脉络及展示背后的主体。

人类对真相总会用个人的方式来诠释，观众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库与认知，不管展览用什么方式诠释，他们还是会透过自己的记忆资讯，找出与展览讯息想符合的连接点。现代博物馆已经脱胎于私人收藏与权力的彰显，逐渐完成了由私到公的演化，公共性、开放性成为理论上对博物馆的界定。正如小川申彦阐述的那样，博物馆不仅是记忆展示之地，而且是记忆生成和重新构建之地，通过某种意图性的脉络，在记忆的集合以及共同体想象中起到构建功能。②小川伸彦┍保存の空問—博物館がもたらすもの┘、『研究年報』1999年（43）、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49—55頁。

荻野昌弘提到“负的文化遗产”概念，指包括自然灾害、战争等所有对人类是一种伤害的、负面影响的东西和事件。之所以将这些负面的影响或遗迹等称为遗产，其研究的重点不是阐释这些事件的负面影响，而在于这些事件之后围绕这些结果或者遗迹，现在社会或者个人是如何阐释其存在或意义的。他尤其提到不同的行为主体，在面对同一记忆的时候，表现出忘却或记忆、废除或保存、沉默或作证等个体实践特征，并且尽管方式相反，但是目的都是对过去的灰色记忆进行“消毒”的过程。所谓“消毒”，就是消除记忆灰色的、负面的意义。③荻野昌弘『文化遺産の社会学—ルーヴル美術館から原爆ドームまで』、新曜社、2002年。

透过战争与和平博物馆展示中的“南京”，本文一方面试图探讨日本社会对侵华战争的记忆构成，另一方面考察战争记忆的“消毒”过程，也是对其战争观、和平观的解构。

二、战争与和平博物馆中的“南京”记忆

游就馆：真实的“南京”被掩盖游就馆位于日本东京靖国神社内，取名源于荀子《劝学篇》:“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然而，与荀子劝学、劝善不同，游就馆所展览的主题是“战争”。馆内保存、展示从西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近现代战争史，主要展品有日本在近代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军人遗物、战时资料等约10万件，军人遗照约5000余帧。该馆分19个展示室:1.武人之心、2.日本武之历史、3.明治维新、4.西南战争、5.靖国神社之创始、6.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7.日俄战争、8.日俄战争到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9.招魂堂、10.支那事变④日本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侵华战争称为“支那事变”。、11.大东亚战争1、12.大东亚战争2、13.大东亚战争3、14.大东亚战争4、15.大东亚战争5、16.靖国神社之诸神1、17.靖国神社之诸神2、18.靖国神社之诸神3、19.靖国神社之诸神4。

1877年西南战争结束时，日本政府就开始考虑“尊祭神遗德，展示古来之武具的设施”，1882年，游就馆开馆。经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1910年，明治天皇颁布赦令:“需将其作为知武器之沿革，保存收集物件，以作军事参考之用之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游就馆展示战场上缴获的中国军队或盟军的武器。这种功能一直延续到1945年战败。

1945年9月7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等16名大臣批准陆军海军提议的“关于靖国神社附属游就馆废止之事”。而1985年7月，经过改建，游就馆重新开馆。

关于南京大屠杀，游就馆在展示室“大东亚战争1”中有几张图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关键资料只有日文介绍，没有英文介绍。这样有针对性的展示方式，体现出陈列者为谁而展的观念。展览对“南京”记述如下:

1937年12月，日军包围南京，松井石根大将将用红色水笔标注有外国人相关设施和安全区的地图分发给他的士兵。松井告诉他的士兵要严守军纪，违反纪律将受到严惩。败退的中国军队逃到作为退路的下关，被歼灭。但是南京城内，一般市民的生活恢复了和平。

正如上述对“南京”的记述，“士兵要严守军纪，违反纪律将受到严惩”、“歼灭”的是“败退的中国军队”、结果是“一般市民的生活恢复了和平”等文字表象，虽是为了掩盖杀戮的本质，却显露出肯定战争、肯定暴力的“和平”展示理念。

长崎冈正治纪念和平资料馆：真实再现南京大屠杀长崎冈正治纪念和平资料馆成立于1995年，属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NPO）。该馆为纪念终身奉献于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冈正治先生、自发筹集资金设立，旨在通过图片、证言等，呼吁日本政府和国民正视战争加害责任，承担应尽的战争赔偿义务。全馆史料分为“侵略与‘皇民化’”“强制劳工”“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部队”等板块，其中众多史料由亲历过战争的日本老兵提供。2000年，资料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缔结友好关系，通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的大量图片资料，包括日军在长江边屠杀中国军民、日军焚尸灭迹、幸存者李秀英的照片等，展示了南京大屠杀的野蛮行径。

在中文版《参观指南》中写着:

在对中国的侵略过程中，日军的许多野蛮行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其中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占领后，日军杀人、强奸、放火、掠夺，多达30万的中国人被夺去了生命。长崎冈正治纪念和平资料馆遵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精神将这起虐杀事件的事实告诉给日本社会。①《长崎冈正治纪念和平资料馆参观指南》，1995年，第24页。

正如长崎冈正治纪念和平资料馆“建馆宗旨”所言:“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死难的外国人士们，50年后的今天，仍然被遗忘于角落，未得到任何的赔偿。”当日本教科书中没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详细记述，当国立、公立历史博物馆不展示“南京”时，就意味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排除在日本社会关于战争的集体记忆与公共记忆之外，而对于日本民众来说也失去了个人与历史交互的契机。

尽管每年来馆的参观者不足1万人，而且公立学校不会将学生带到长崎冈正治纪念和平资料馆参观，但是仍有众多私立学校的学生以及一般市民前来参观。从2001年起，该馆每年都组织市民前往南京开展民间交流活动，让日本市民在南京大屠杀现场感受历史的真实。

长崎冈正治纪念和平资料馆展示的是在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中被当作“毒”消除掉的历史，是不被日本社会集合的“加害”记忆的表象，也是对作为他者的中国民众“被害记忆”的尊重。

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南京”在展览中消失大阪国际和平中心成立于1991年，是由大阪府与大阪市出资建立的公立和平博物馆。展览由“大阪空袭与人们的生活”“15年战争”“和平的愿望”三个展厅组成，在“15年战争”中又分为“中国部分”“朝鲜部分”“东南亚各国”。建馆的理念之一是“对于那些变成战场的中国及亚洲各国的人民、以及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台湾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不能忘记”。

2015年大阪国际和平中心的展览更新前，“中国部分”中以“南京大屠杀”为标题，配有江边被遗弃的遇难者尸体、被斩首的头颅、活埋中国人的场景等照片，对“南京”的记述如下:

在上海陷入苦战的日本军，1937年12月13日刚进入南京城，就杀害了数字惊人的中国人。刺杀、活埋、拷打、斩首……几个星期中被杀害的市民据说有数万乃至数十万。该事件以“南京大屠杀”被报道为世界所知，但是，直到战争结束没有让日本国民知道。①2009年笔者实地调查资料。

然而，2015年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全面更新展览，主题从“展示战争与和平的相关资料”转变成“展示以大阪空袭为中心的大阪人们的战争体验资料”。新展览分为“A.昭和20年大阪被烧尽”“B.世界处在战争中”“C.战争下的大阪生活”“D.大量牺牲，变成废墟的大阪”“E.坚强的大阪”等六个部分构成，强调在美军的猛烈空袭下“顽强不屈的国民形象”。在新展览中，包括朝鲜人强制征用及南京大屠杀等内容的照片都被删除。只是在最后10分钟的视频资料中提及“南京”“重庆空袭”，而且将其与所谓“通州事件”并列解说。

从1991年正面展示日本侵略战争中的暴行，到2015年全面更新后删除加害内容、集中展示空袭受害，一方面是大阪地方政治权力更替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阪市民对历史问题的淡漠。

1990年代初的日本，细川护熙、村山富市等从自民党手中取得政权，中央政治呈现民权主义色彩，对外政策上体现出对亚洲侵略战争的反思，强调与中韩的历史和解。

然而，多年来，保守团体却一直对大阪国际和平中心的展览进行攻击，指责其“偏向”等等。2008年，桥下彻当选大阪府知事，2011年与众多具有右翼思想的大阪市议员结成“大阪维新会”，利用控制文化行政补助金的权力，全面干涉展览内容。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前职员在评价桥下彻时说:“桥下本来对部落问题很敏感。在具有右翼思想的维新会及相关者的影响下，逐渐开始使用‘自虐展览’等词汇。结果，不仅删掉了加害的历史，而且变成渲染右翼思想的展览。”

2011年9月14日，桥下彻在记者会上说:“为了增加参观者，将其变为教育设施，希望开创性地更新内容。”明确提出更新展览。之后，“大阪维新会”的议员陆续参观展览，提出展览是“自虐性的”。

2013年2月14日，身为“大阪维新会”干事长、大阪府知事的松井一郎在记者会上明确指出展览更新的方向，即“在制定更新预算时，很多人提到以前的展览是‘自虐’的。我希望更新后多考虑大阪大轰炸被害者的慰灵。”展览的更新成为“大阪维新会”修改“自虐史观”的契机。尽管大阪府、大阪市与公益财团法人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在展示内容上商定“以大阪府内的中学中多数使用的教科书为基准”，但展览的目的变成“追悼大阪空袭的牺牲者，祈祷和平，以大阪空袭为中心，向下一代传递‘战争的悲惨性’‘和平的重要性’，培养向往和平的丰富的心。”

2013年9月13日，《展览更新基本设计（中期报告）》公布。此后，对展览内容变更抱有危机感的市民团体开始向大阪府、大阪市政府相关部门及大阪国际和平中心馆长等发去请愿函。如大阪历史科学协议会委员长村田路在“关于和平大阪展示更新及组织改变的请愿函”中指出:“1991年的设立理念是以大阪空袭中受到巨大毁坏以及众多人员伤亡为起点，诉说15年战争给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人们及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台湾的人们带来的巨大危害，在这样的历史史实基础上，本馆作为大阪战争死难者的追悼场所，面向和平开展新的地区性活动。这样的理念在今天仍然给与我们重要的方向。”提出应该在亚洲、太平洋战争的世界史观中思考15年战争，以及在战争中“加害”与“被害”的两面性。该请愿函明确指出，新的展览设计存在严重问题，不应仅仅描述一般性的战争状况，而应该详细阐释为什么发生战争等时代背景。

2013年4月28日，长期从事战后赔偿问题及和平运动的“南京大屠杀60周年大阪执行委员会”“日军‘慰安妇’问题关系网络”等10个市民团体，联合组成“思考和平大阪危机联络会”。同年5月，该会向大阪国际和平中心提出召开展览更新构想说明会的要求，被拒绝。6月，又提出12条问题，也被拒绝。

2015年，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展览指南写道:“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以实现‘和平之都’大阪、为世界和平作贡献为宗旨”，“如今世界仍然战争不断，我国也曾经通过战争给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与痛苦，另一方面，作为唯一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国家，我们也失去了无数宝贵的生命。”①“大阪国际和平中心的致辞——以重新布展开启新的里程”，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展览指南，http：//www.peace—osaka.or.jp/pdf/pamphlet-ca01.pdf。而“思考和平大阪危机联络会”会员在评价变更后的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展览时说:“虽然不像靖国神社那样完全强调近代战争的正当性，但貌似东京九段的昭和馆的氛围，幻化出对战争时期生活向往的一种幻象。”

原先的展览理念中“对于那些变成战场的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以及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台湾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不能忘记”的内容被删减掉了。展览分为 “A.昭和20年 大阪被烧尽”“B.世界处在战争中”“C.战争下的大阪生活”“D.大量牺牲，变成废墟的大阪”“E.坚强的大阪”等6个部分，其中“B.世界处在战争中”部分，在“暧昧”地回避战争主体问题的同时，其他5个部分又极力凸显出“受害”“坚强”的大阪主体形象。而就其内容“幻化出的是对战争时期生活向往的一种幻象”，而不是对战争加害行为的反思。

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研究事务局长林博史认为:“‘和平大阪’开馆以来，作为真正展示日本造成的战争加害为数不多的公立博物馆，被民众广为了解。但这次更新之后，展览的相关内容大幅减少，可能会让国外认为‘日本不能面对加害的历史’”。②┍旧日本軍の行為展示大幅縮小案大阪の平和博物館┘、『朝日新闻』、2013年9月9日。在针对大阪府、大阪市以及大阪维新会回避战争加害的历史民粹主义问题上，大阪市民的努力最终未能阻止展览内容的改变。

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南京”表述被缩减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于1955年建成，经历1975年和1994年两次扩建和改造，2016年再次更新，形成现在的规模和展示内容。1945年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城市毁坏，大量人员伤亡。为了在城市复兴建设中得到更多国家支持，并且摆脱广岛的“军都”形象，广岛市制定并于1949年颁布了《广岛和平纪念都市建设法》。该法第1条规定:“作为真诚实现永久和平的理想象征，将广岛市建设为和平纪念都市。”第2条规定:“建设纪念永久和平的设施及其他与和平纪念都市相符的文化设施”。据此，从1949年开始，广岛和平都市纪念碑、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等设施开始建设，最终形成现在的纪念空间。

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在2016年4月26日之前的展览，以“南京陷落灯笼游行”为小标题，配有广岛市民提灯上街游行庆祝的照片，对“南京”记述如下:

日中战争过程中，日本军不断占领中国城市，1937年12月占领了当时的首都南京。坚信“圣战”的国民于是欢呼雀跃，广岛市民也提灯笼上街庆祝。但是在南京，当时很多中国人被日军虐杀。（关于牺牲者的人数，根据地域、时间的不同，有数万、十几万等不同的说法。中国方面主张牺牲人数为30万人。）

而2016年展览更新之后，只在“战争、军队与市民”的板块中提到“南京”:

战争长期化，很多日本士兵倒在战场上，没能回到家人身边。另一方面，像南京事件那样，不仅是中国士兵、俘虏或平民，孩子也牺牲了。

展板上没有了广岛市民提着灯笼上街游行庆祝的照片，而是一张市民送远赴战场的第五师团士兵的照片。此外，安装在展厅内用于查询的触摸屏资料中，收录了对“南京事件”的如下记述:

日军当时攻击了中国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占领了南京。在这过程中，很多作

为非战斗人员的中国平民被杀害，被称为南京事件或者南京大屠杀。士兵、平民的牺牲者总数

有各种推算，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提出的是30多万人。当时日本国内只通报战胜的消息，对于

事件本身却没有报道。12月12日，在广岛市内，很多人提着灯笼庆祝南京陷落。

然而，尽管在触摸屏的资料库中包含了以上记述，但就笔者实地调查（不同时段3次，每次2小时）的结果，没有一个人阅读该资料。由此可知，在展板中对于南京大屠杀内容的缩减，直接的影响就是减少了参观者对于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接触机会。

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虽然比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建立得更早，但展览“南京”也是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的，而且两者都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公立和平博物馆。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正如其通俗称呼“原爆资料馆”，是以展览广岛原子弹爆炸受害为主，宣扬“废除核武器，寻求永久和平”。1991年该馆开始实施展览内容的更新，1994年更新后开放。如同上面提到的，在1990年代初期日本中央政府民权色彩的强化与民众和平运动发展的背景下，反映日本战争加害的内容随着和平博物馆的发展而有所增加。此外，1994年亚运会在广岛召开，为了向亚洲各国运动员及来广岛的外国人展现广岛开放性、爱好和平的态度，增加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对亚洲国家战争历史的记述。

然而，随着2010年广岛市制定“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展示休整等基本计划”，参观线路由原来的从历史到被爆真相的顺序，改变为先进入被爆真相展区，后进入历史展区。同时，变化的不仅是路线，广岛的历史以及为什么广岛被投下原子弹等内容的介绍被大幅度减少。在展览更新之前，一楼几乎一半的空间用于展示广岛“军都”的历史及战争下学生、市民的生活。而更新后，这样的内容被缩小到不足原来的八分之一。而且在“原爆的真相”以实物为主的展厅中，强调“从被爆者的视角”，突出被害的惨烈以及被爆者与家人的痛苦、悲伤。参观路线的变化虽然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但是在日本社会民粹主义以及广岛保守政治风气的环境下，不得不让人担心在强化“广岛原子弹爆炸受害”的同时，弱化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脉络。这样的展览内容与参观路线的变化，直接的影响就是将参观者引向广岛的原爆受害上。

值得关注的是，2000年代随着森喜朗内阁、小泉纯一郎内阁、安倍晋三内阁掌控日本的政治权力，因为“参拜靖国神社”“新历史教科书”等问题，有关战争的历史记忆不断通过大众媒体出现在民众的生活话题中。令人失望的是，在持有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自虐史观”的政治家掌控话语权的背景下，回避战争加害、漠视受害者，日本民众的和平运动逐渐被边缘化。2015年大阪国际和平中心、2016年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都进一步强化地域的受害，前者是大阪大轰炸，后者是原子弹爆炸，而且逐步弱化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行为，将对战争的记忆封闭在对日本人死难者的“慰灵”与对其“殉国”功绩的彰显上。

博物馆不仅是展示展品的地方，展品的收集、展品内容的选择以及展览脉络的书写等，都体现出展览方的认知和希望给与参观者的信息。通过剖析日本战争与和平博物馆中“南京”记忆的特征与变化，可以折射出日本社会对南京大屠杀认知的变化及其和平观的本质。

三、日本战争与和平博物馆展示“南京”的特点及其分析

日本战争与和平博物馆展示的“南京”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对“南京”表述的不明确性。前述之游就馆、长崎冈正治纪念和平资料馆、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等，是日本战争与和平博物馆中为数不多展示“南京”的战争博物馆或和平博物馆。但不同的是，游就馆展示的“南京”不含有对南京市民加害的内容，回避了侵华战争的加害责任。长崎冈正治纪念和平资料馆作为民间博物馆，从正面展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历史。

相对于游就馆和长崎冈正治纪念和平资料馆否定与肯定的两极，作为公立和平博物馆，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在设立之初使用“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积极地展示日本侵略加害行为，而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在1994年展览更新后，尽管对人数的表述仍然“暧昧”，用“南京事件”描述众多中国人被虐杀。2015年，“南京”被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从展览中全部删除。2016年，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更新后，虽有“不仅是中国士兵、俘虏或平民，孩子也牺牲了”的表述，但“牺牲”一词显然不能表达受害者被虐杀的性质。

第二，缺乏加害主体的战争观。游就馆只是以时间为维度，将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历史展现在观众面前，并没有涉及侵略的本质，这与其他展示遭受日本侵略中国民众受难的图片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如此，游就馆的展示手法，为日本侵略扩张高唱赞歌，无视被侵略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淡化了日本作为侵略主体的历史事实。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强调受害主体为大阪市民，而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强调受害者是广岛市民。在战争加害方面，2016年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更新后，没有直接指出造成“牺牲”的加害主体。

之所以日本战争与和平博物馆在“南京”的展示中出现“不明确性”，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后日本保守势力的延续。美国保留了天皇制，以维持日本社会的稳定。在美国保护下，日本没有来自海外的压力，其结果就是日本保守势力一直未从根本上否定侵略战争，继续以日本受害为历史记忆的对象，而漠视因侵略造成的对他国的加害。

第二，战后日本教育思想对战争观与和平观的影响。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在《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的影响下，推进民主主义教育。20世纪50年代初，冷战格局形成，日本走上保守主义道路，保守化倾向在历史教育领域体现为回避侵略历史，历史教科书问题随后出现。世纪之交，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在日本学界和政界日渐高涨，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宣扬“皇国史观”，日本政府通过修改《教育基本法》，将战后初期日本教育的“民主主义”逻辑转化为“国民国家主义”逻辑。董炳月教授指出，战后70多年间，在日本教育思想的特定逻辑与脉络中，官民共谋的“教育修宪”行为在思想与精神层面瓦解了《日本国宪法》。①董炳月：《战后日本教育思想的逻辑与脉络—以〈教育基本法〉为中心》，《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历史认知的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也不断深化。在历史展示中，日本国家成为叙事主体，“殉国者”成为历史的主体，而诸如南京大屠杀等加害行为则逐渐被忘却。

第三，日本民众对侵华战争历史认知的缺乏。山根和代在《日本的和平博物馆与和平研究》中指出，日本的和平博物馆较少涉及日本侵略历史。日本和平博物馆的主题为:世界和平、保护环境、人权、稳定发展、其他。②山根和代：《日本的和平博物馆与和平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虽然1990年代之后，以日本侵略为主体的展览逐渐增多，但这样的展览受到来自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使博物馆面临大压力。同时，年轻人虽有必要了解反战运动与和平主义，但是教科书却没有涉及。不难看出，战后日本教育思想对战争观与和平观的影响，直接体现在日本和平博物馆是建立在日本为战争受害者基础上的，即使涉及日本对他国的侵略，也仅仅限于历史过程的表述，缺乏侵略加害行为的记述。

当今的日本人怎样看待南京大屠杀历史？不少日本人把历史与和平紧密联系在一起思考和传播。但也有不少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表示漠然，还有部分日本人不仅不承认侵略战争与南京大屠杀等加害史，而且也不愿再提二战中的受害史，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广岛、长崎原爆资料馆参观。他们热心于关注战后史，宣扬日本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日本人的这种漠然态度，令正直和有良知的日本人深为忧虑。种种偏颇的教育动机，不能不引起邻国的警惕和忧虑。③朱成山：《南京大屠杀已经发生79年当今的日本人对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知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4日。

四、余论

从前述博物馆展示中可以发现，大部分博物馆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使用“南京事件”，极少用“南京大屠杀”，更多的只是提及占领南京，而对于屠杀不做固定词汇的表述，甚至不提侵华战争及占领南京等史实。

1990年代初期，反映日本战争加害的内容随着和平博物馆的发展有所增加。2000年代，随着森喜朗内阁、小泉纯一郎内阁、安倍晋三内阁掌控日本的政治权力，因为“靖国神社参拜”、“新历史教科书”等问题，战争的历史记忆不断通过大众媒体出现在民众的生活话题中。

因此，研究日本的战争与和平博物馆展示的“南京”，不仅在于考察日本社会对南京大屠杀表述的多样性，而且考察日本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知，同时也是理解日本社会战争观、历史观与和平观的概念体系。

日本和平博物馆设立的目的符合和平学的要义，但并未真正发挥揭示真相、彰显正义的重要作用。重视对正义的思考和关注，从和平学的视角审视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受二战后反战和平运动的影响，日本设立了众多和平博物馆，其中重要的博物馆组成网络，形成“和平博物馆运动”。日本和平博物馆的最大特点是，强调通过历史进行和平教育，而不像西方和平博物馆更注重通过案例介绍如何化解冲突的技巧。日本和平博物馆设立的目的在于悼念战争死难者、祈祷永久和平，对战后日本的和平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受政治与教育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保守势力的干涉，日本的和平博物馆在展览内容方面较少涉及日本侵略历史，过于强调“被害”意识。将和平的要义与人类学视角结合起来，不难发现权力背后的保守势力与从事和平运动的市民之间的力量博弈。战争与和平博物馆不仅是展示的“场”，也是一个各方力量交涉的“场”，还是日本战后战争观与和平观反复构建的过程。

日本战后的战争认识与日本社会思想构造，受到保守派政治上的长期掌控与对外政策不延续的影响。本文正是在充分理解战争表象的政治性和历史性前提下，进一步关注战争记忆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文化性，以及作为行为实践主体的个体性。

和平人类学立足于“实践和平”的行为活动。和平人类学要呈现的就是历史现实本身存在的多样性，记录那些促进和平的行为。实践和平的行为是多样的，既有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有战后为化解矛盾而进行的反思。长崎冈正治纪念和平资料馆不仅从正面展示南京大屠杀历史，而且还组织日本市民前往中国参加和平活动。“思考和平大阪危机联络会”由长期从事战后赔偿问题及和平运动的“南京大屠杀60周年大阪执行委员会”“日军‘慰安妇’问题关系网络”等10个市民团体组成。这些活动在一定历史时期受到政治力量的打压，活动空间逐渐缩小。但是从日本政治的反复性，以及中日民间交流的历史积累来看，他们是日本社会构建反思加害历史的重要力量，也是维持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