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渡边久志

芦 鹏译

安村三郎（1891—1970年）是米德社会馆①1908年成立于日本大阪地区的基督教慈善机构。的馆长，1938年12月至1939年2月底，他通过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同盟（以下简称日本YMCA同盟）的引荐前往南京，并被任命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

1939年10月，为开展“大陆事业”，日本YMCA同盟向中国北京、南京、广州派遣了大量传教士，安村与总干事末包敏夫一同再次被派往南京。当时的日本基督教界已经感受到当局愈来愈大的压力，在中国大陆开拓新的事业成为他们寻找活路的一条途径。同时，由于欧美基督教界与日军对立严重，日本基督教界希望能够介入两者之间进行调和，并将这一工作视为自身的使命。日本外务省也希望避免日美关系过度恶化，特务机关则认为有必要加强开展在中国的文化工作。安村的南京之行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他的这一身份鲜为人知，中国方面虽在南京大屠杀相关资料中对其有所记载，但是却存在一些错误。本文拟就安村为何前往南京，以及在南京的活动情况进行论述。

一、南京大屠杀事件与美国基督教徒

1937年11月，随着日军进逼南京，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在市内设立了安全区，由德国西门子公司经理拉贝担任主席，代替无政府状态的南京行使市政职能。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际，据推测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有27人，其中媒体人士5人、民间企业职员8人，其他14人均为美国基督教相关人士。②Suping Lu，They Were in Nanki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4，pp.14—15.基督教人士多从事医疗和难民救济工作，例如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茨，他将妻子丢在日本，冒着空袭的危险，于1937年9月只身一人返回南京。①笠原十九司『南京難民区の百日』、岩波書店、1995年、67頁。日军占领南京后，国际委员会的任务本应该结束，但是他为了保护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而四处奔走，与日军交涉。国际委员会还将诉求与抗议信函递交给日本大使馆，希望改善局面。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2月8日，向驻南京日本大使馆报告的案件数量达444件。这些案件主要都发生在安全区内，均经过了国际委员会委员以及工作人员的调查确认，被称作“南京安全区档案”。这些资料虽不能还原南京大屠杀的全貌，但足以证明日军在占领南京后所犯的暴行。

在南京的欧美人士目睹的南京大屠杀，主要包括日本士兵的屠杀、强奸、抢劫和纵火暴行。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YMCA）干事乔治·费奇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记述说:“掠夺、杀人、强奸的情况持续发生，未见减少。”②洞富雄編『日中戦争史資料』、河出書房新社、1973年、34頁。1938年的时候，欧美方面已经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规模有了一定的统计:

屠杀:根据埋尸团体的记录进行计算，南京城墙以内与外部附近，以及下关地区有6—7万军民的遗体。鼓楼医院医生威尔逊认为死者“保守估计约有10万人”。③渡辺久志┍南京事件Q&A┘（外国人のみた虐殺規模）、『中婦連』37号、98—99頁。

强奸:1938年1月10日，贝茨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能干的德国同事们认为强奸的数量有2万起，我也认为不少于8000起。”④『日中戦争史資料9』49頁。原文收录于Zhang Kaiyuan，Eyewitnessesto massacre：American missionaries bear witness to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jing，M.E.Sharpe，2000，p.14。

当然，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受害者的痛苦，但是却让试图保护中国人的欧美人士承受了心灵的创伤。

二、侵华战争与日本基督教徒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基督教联盟立即表态支持日本政府的声明称:“为了应对事态的发展，有利地引导我国基督教会的立场，将专注于各种事业。”⑤┍日本基督教連盟常議員会（総括的）報告┘、日本基督教連盟編『昭和十三年基督教年鑑』┍歴史編┘、35頁。这些事业指的是日本政府的“精神报国运动”“皇军慰问事业”“文化工作与宣抚事业”。其中，“文化工作与宣抚事业”以“纠正国际舆论运动”为导向，以在华传教士“正确认知”为目的，通过向海外寄送“明确表明日本立场的出版物”、进行中日“两国基督教联盟修好”活动等形式开展工作。⑥┍日本基督教連盟常議員会（総括的）報告┘、日本基督教連盟編『昭和十三年基督教年鑑』┍歴史編┘、59—64頁。然而，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发生了新的情况。上海派遣军占领上海后，11月19日越过制令线，扩大了战线并向南京进军。当时，有近6000名欧美传教士分布在中国各地活动，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传教士们目睹了日军的进攻和占领，并把情况传播出去，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引发了限制向日本出口战争物资的制裁，另一方面，日军占领地的教堂、基督教团体经营的设施，如同没有发生战争一样正常运作，使得许多日军士兵产生了反感。于是，日本基督教界感受到了作为双方中间人的“使命感”，认为有必要“善导”在华欧美传教士，让他们接受日本的立场。⑦日本基督教連盟総主事、海老沢亮┍国民精神運動と我国教会の新使命┘、日本基督教連盟編『昭和十四年基督教年鑑』┍思想編┘、9—10頁。当然，这些方针全部是按照日军既定方向运行的，日军特务部及报道部也涉足其中。

安村三郎所在的米德社会馆与YMCA虽无直接关系，不过他受日本YMCA同盟时局特别事业部的委托，从1938年3月下旬开始的三个月期间，与日军华北派遣军报道部一起前往中国活动。1937年底，神户YMCA总干事奈良传（Nara Tsutae）为了取得前往华北、内蒙古慰问的许可，拜访了在北京的日军司令部。日军报道部人员在会谈中建议奈良传作为“军方无薪委托人”，以便开展与新教教会的接触。于是，奈良向其推荐了“西伯利亚出兵经历者”安村三郎。①奈良伝『千里の道』、創元社、1974年、128—129頁。安村曾作为日本YCMA同盟的一员，参与了出兵西伯利亚时的军队慰问工作。

《1939年基督教年鉴》中这样写道:“在日本YMCA同盟的介绍下，安村三郎前往华北军报道部工作，负责与出差前线的传教士及中国教会进行联络。”（《历史篇》第27页）这就是安村与中国产生联系的缘由。

安村于1938年7月末曾返回日本，10月，根据外务省美国局第一课的要求，并受日本YMCA同盟的委托，他与日本YMCA同盟干事永井三郎等人组成第六慰问班，再次前往中国。此时日本政府非常担心美国基督教界与日军紧张的局面会导致对美外交关系的恶化。奈良传回忆道:“当时，在华美国传教士与派遣到中国的日军，特别是占领地的日军发生了冲突，他们通过外交渠道不断向日本抗议，数量达到350多件，军部方面切实感到难以处理。外务省美国局、参谋本部第二部美国班的干部们都认为，要绝对避免与美国开战。”②奈良伝『千里の道』、90頁。

奈良传所说的“当时”并没有明确时间，可能是1938年至1939年期间，“冲突”指的应该是在南京发生的事情。就在安村出发前往上海之前的10月25日，美国局第一课石井课长致函驻上海、南京、香港等地的总领事，发出了安村等人访华的介绍信。在这份名为《关于向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同盟委托人安村三郎提供便利一事》的文件中，记载了旨在与英美传教士进行接触的旅行目的，其中写道:“此次，在与陆军方面协商的基础上，主要计划与英美传教士团体进行联系。为了开拓我国基督教徒与英美传教士的相互协作渠道，预定花费数月时间前往华中方面开展工作（华北方面已经完成了工作）。”③┍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基督教青年会関係┘、『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基督教青年会関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36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夕ー）、Ref.B04012549000。

安村的职务写的虽然是“同盟委托人”，但是在他返回日本后提交外务省的报告中，却变成了“南京特务机关仕宦/军方委托人”的身份。1938年10月31日，安村等人乘坐“长崎丸”号轮船前往上海，11月1日抵达上海时，受到了驻上海的日本YMCA的迎接。此后，安村离开第六慰问班单独行动，与上海的华中宗教大同联盟一起工作。其工作内容不仅包括处理英美传教士的问题，也包括开展对中国民众的宗教宣传。此时的大同联盟期待能够在中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安村在大同联盟机关报《开拓者》1938年12月号（第43页）上写道:“安村三郎氏近况:与慰问班一同渡航中国后，作为日本宗教大同联盟本部的一员，出差前往没有常驻工作人员的各地，积极从事与外国传教士的沟通、联络工作，入住在阿斯塔酒店。”

文中的“日本宗教大同联盟”可能是“华中宗教大同联盟”的误记。由日军特务部创办的“华中宗教大同联盟”，是为了将在华日本宗教团体按照“遵从国策的必要”统一管理，最终达到“日华宗教大同团结”的目的。这一联盟包含了神道、佛教、基督教等宗教。④┍中支宗教工作要領┘、┍民衆指導工作諸規定送付の件┘、『昭和十三年 陸支密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夕ー）、Ref.C04120655800。该文件中附有《中支宗教大同联盟趣意书》和《规约要纲》。据推测，联盟正式成立时间为1939年。第六慰问班于11月26日离开上海回国，安村此时没有离开中国，而是开始进行前往南京的准备。永井三郎在《开拓者》1939年1月号（第45页）上写道:“与我们同行的安村三郎根据军方的委托，将前往南京方面执行重要任务。”

三、安村三郎在南京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自1938年2月18日起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此后，米尔斯接替回国的拉贝担任主席，金陵神学院的休伯特·索恩接替回国的乔治·费奇，担任总干事。1938年，国际上传出了各种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报道。7月初，田伯烈的著作《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在英国伦敦出版，其中匿名收录了费奇的《南京日记》、索恩的书信，以及《南京安全区档案》中精选的资料，这是第一本反映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书籍。驻伦敦的日本大使馆于7月12日向英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停止销售该书。英国方面则以该书内容基本属实为由拒绝了日方的抗议。①Suping Lu，They Were in Nanking，p.63.南京的“维新政府”对此还展开了侦查，试图调查该书的作者究竟是什么人。

日军占领南京后，恢复了曾被取缔的毒品贩卖行当，贝茨等人对此开展了调查。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罗森曾就此致函德国外交部称:“美国传教士调查了鸦片的出售渠道，发现源头在日本浪人手中，而这些人的老巢就在与日军特务机关有关系的建筑物内。暗黑世界的邪恶商人与日军联手摧毁民众的手段，对了解华北、满洲地区现状的人来说并不陌生。”②石田勇治編集、翻訳『ドイツ外交官の見た南京事件』、大月書店、2001年、239—240頁。

贝茨于1938年11月22日公开了一份关于南京毒品问题的材料，即《关于南京售卖毒品的报告》。③Zhang Kaiyuan，Eyewitnessesto massacre：Americanmissionaries bear witness to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jing，pp.37—41.一系列的事情导致1938年冬季至翌年春季，日军与南京基督教会以及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极度恶化。贝茨于1939年11月28日给海外友人的信中写道:“1938年的冬天到今年春天，基督教会以及在南京外国人团体遭受了敌对的日军所带来的众多灾难。”④Zhang Kaiyuan，Eyewitnesses to massacre：American missionaries bear witness to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jing，p.49.日本宪兵与“维新政府”的警察抓捕了7名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人员，一直关押到第二年4月22日，审讯内容涉及费奇与田伯烈所著书籍的关系等。斯图尔德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维新政府命令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委员离开这里，并且逮捕了6名中方工作人员。中国人之间的相互嫉妒、日军对贝茨最近发表的毒品相关报道的愤怒，以及委员会所谓的政治野心、谋杀新任命维新政府市长的企图等混杂在一起，使得事情变得相当复杂。”⑤George A.Fitch，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Mei Ya International Edition，1967，pp.460；斯图尔特日记摘自Zhang Kaiyuan，第322页，当时的日记资料中记载的逮捕人数是6人。

然而，“维新政府”的市长12月13日下达的国际救济委员会解散令，到15日时又被取消了。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4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5页。

安村在1938年12月来到南京，恰好发生国际救济委员会中方工作人员遭逮捕等问题。斯图尔德在此前的日记中提到了对安村的期待:“据说日本基督教青年会派来的一名日本人牧师，将负责与国际救济委员会之间的联络，解决现在的问题。委员会同意增加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无政治色彩的市民，将更有利于澄清问题，现在的成员都来自美国、英国和德国。”

安村在《基督教“工作员”第二次报告》中写道:“国际救济委员会进行了改组，我将作为日本方面的委员加入其中。”红卍字会副会长许传音也与安村共同就任委员。委员会并不知道安村与日本外务省、特务机关的关系，只是将其看作是日本YMCA派来的成员加以接纳。魏特琳在1939年1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安村）说，他与军方没有官方联系，但做事必须得到他们的允许。”⑦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4册，第429页。安村到南京之后，逐步解决了国际救济委员会面临的问题。魏特琳在1938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似乎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困难正在逐渐被解决，很多误解也正在逐渐消除”，“安村牧师在解决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困难时帮了很大的忙。”①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4册，第406页。魏特琳接着在19日的日记中称，根据机密情报显示，准备释放狱中的国际救济委员会中方工作人员，这是日本人要求他们那样做的。毫无疑问，安村在这件事上发挥了作用。关于此事，安村在此后的报告中写道:“1938年12月16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中方工作人员刘怀德等5人因妨害治安嫌疑被逮捕，由于沟通需通过中国人进行英语翻译，工作甚为困难，导致我方陷入被动局面。很遗憾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②┍基督教工作員第二次報告┘、┍中国ニ於ケル諸外国ノ伝道及教育関係雑件/米国関係一般並雑┘、『中国ニ於ケル諸外国ノ伝道及教育関係雑件/米国関係』（外務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夕ー）、Ref.B04012580900。

安村的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日军与国际救济委员会之间的矛盾。据报告书称，他已经得到了中国方面，即国际救济委员会干事韩湘琳和许传音二人协助“日华携手”、“新东亚建设”的承诺，接下来将主要开展对第三国传教士的工作。他写道:“根据前面所述，接下来将对第三国传教士为主要对象开展工作。特别是与作为南京传教士领导层的北方长老会的米尔斯、美以美会的索恩、基督会的麦卡伦和贝茨、圣公会的福斯特（以上皆为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等人进行商谈。同时，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将进行改组，我将成为日本方面的委员。米尔斯经常来我的宿舍拜访，双方进行了两到三个半小时的会谈。我向其分析了世界与东亚的局势，告诉他‘日华携手’的东亚建设是世界和平的一大条件，双方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理所当然应该为达成此事而合作。”

很难想象曾目睹日军掠夺等暴行的米尔斯会认为“‘日华携手’的东亚建设是世界和平的一大条件”，不过报告中可以看出安村很想强调对中国及美国传教士的拉拢工作。安村在《开拓者》1939年4月号刊登的《新东亚建设与基督教》一文中总结了1938年4月至1939年3月的工作感想，然而与其报告中的口吻大相径庭。安村写道，日本的东亚建设与基督教的主张是一致的，“需要谴责吞并、榨取等霸道行径，凭借共存共荣、相互沟通融合的精神，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传教士中有人跟我讲述了华中的真相，我无法反驳”。安村还指责“日本商人”的垄断经营现象，表达了对来南京的日本人蛮横态度的不满。他认为“贪图不当之利者”甚多，即便与特务机关有关，也让人为之愤怒。在华“宗教中除了基督教之外全都没有势力”，“但是第三国基督教传教士的献身精神，使得基督教在事变之后受到了更大的信赖，并以此获得了民心。”安村应该是想以此言论鼓舞日本基督教徒奋起直追。他原本谈论的是“新东亚”建设，但是文中却直率地揭示了与现实相背离的情况，这在当时出版的文字中是较为罕见的。

1939年2月8日，在南京第14兵站医院工作的麻生彻男与安村在首都饭店偶遇，他所听到的安村来南京的理由，与官方文件中的表述明显不同:

据称，安村来南京受到了外交大臣广田（弘毅）的特别委托，执行极为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与南京失陷期间发生的日军针对中国民众的暴行有关，他与当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史迈士博士、马吉牧师等人会面并进行了交谈。这些暴行不同于针对投降的中国士兵进行的大规模屠杀，主要是指对中国平民、妇女犯下的暴行。史迈士博士和马吉牧师认为，此类暴行公然发生在国际人士眼前，不仅是受害者，目击暴行的孩子也会遭受严重创伤。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是在美国国旗的保护之下遭遇那一切的，因此，日本政府让安村牧师充当基督教青年会成员赴南京，作为与美国和中国沟通的桥梁，试图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③麻生徹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石風社、1993年、114頁。从1938年夏至1939年5月，马吉一直在美国，此处麻生的记忆有误。

根据麻生的记述，安村是在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前提下开展活动。安村在1939年3月回国后，向外务省等递交了《基督教“工作员”第二次报告》，3月27日在美国局第一课介绍了视察的经过。

1939年，日本YMCA同盟策划了“大陆事业”，倡议者之一的奈良传以“为了基督教青年会能够存在下去，必须前往中国大陆”的理由，说服了总主事斋藤惣一。①『千里の道』、89頁。

“大陆事业”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从全国的YMCA中挑选合适的干事，派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每地常驻1—2人；二是在日本侨民中设立YMCA组织，开展国际文化活动；三是与中华YMCA合作，争取获得其帮助、理解与协作；四是在华数千名外国传教士与当地日军之间起到缓冲作用。

根据这四项方针，日本YMCA同盟向北京、南京、广东等地派遣了干事，安村三郎也在1939年10月再次被派往南京。1939年10月13日，军务课向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发出书面通知:“在华美国传教士的反日亲华言论报道，是导致美国对日舆论恶化的重要原因。以此为鉴，采取反向引导的必要性是毋容置疑的。去年秋天以来实施的效果显示，日本YCMA同盟及各教派逐步派遣‘工作员’前往南京（安村三郎、末包敏夫）、北京（奈良传）、广东（近森一贯等两人此前已派驻）等地，他们作为我方与美国、加拿大方面的中间人，开展了联络沟通工作，使对方了解我方建设东亚的意义。”②┍在支米加宣教師指導の件┘、『昭和十四年 陸支密大日記』陸支密受第1199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夕ー）、Ref.C04121686000。

与安村一同被派往南京的京都YMCA干事末包敏夫在出发前曾因塔奇尔事件而被捕，被关押在京都下鸭警察署。1939年，世界学生基督教联盟驻远东地区干事卢瑟·塔奇尔（Luther Tucher）访问了日本，末包敏夫是他在京都地区的接待向导。塔奇尔曾经邮寄过反战的邮件，还曾是急进的“社会性基督教徒关西联盟”的领导者，这些案底使得他一直被特别高等警察监视。10月12日，塔奇尔从神户乘船离开时，因丢弃了类似笔记的物品，被日方以间谍嫌疑逮捕，发现他曾经在YMCA等组织传播反战资料。根据12月20日发往宪兵司令官平林盛人、陆海军大臣、陆军参谋部、海军军令部的文件可知，塔奇尔从上海携带了十二三册《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的日文版进入了日本。③┍1939年12月2日付，憲兵司令官平林盛人の陸·海军大臣、陸軍参謀部、海軍軍令部他関係者宛て通牒┘、『憲高第1065号米人宣教師の謀略的宣伝行為報告』昭和14年12月2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夕ー）、Ref.C11111989800。《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中，青山和夫的序文写于1938年7月24日，当时鹿地亘在汉口就任国民政府对敌宣传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顾问（郭沫若：《郭沫若自传第四卷 洪波曲》，贵州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4页），因此该书的日文版应该是第三厅出版发行的版本。该书的中文版（译者：杨明）则是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参与下，1938年由国民出版社出版。1938年12月17日，塔奇尔还曾拜访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日记》407页）。该书由在华的“对日反战同盟”人士鹿地亘、青山和夫作序，因此宪兵也介入了该案。末包敏夫因此受到牵连，被关押在下鸭警察署接受审讯，要其交代有无藏匿该书。“末包敏夫称，他在上海看到过这本书，但是坚称不了解该书内容，也未持有，最后他在理事牧野虎次的担保下，两周后被释放。”④野村武夫『京都YMCA七十年史』、京都キリスト教青年会、1975年、226頁。据池田鲜的口述，末包曾被施以手指夹铅笔的刑罚逼供。⑤池田鮮『曇り日の虹』、教文社、1995年、422頁。末包前往南京前也应该了解一些南京大屠杀的情况。

安村等人抵达南京后着手组建南京的日本人YMCA组织，这一计划取得了日军当局、欧美传教士、中国教会人士的理解与支持。在选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设在乔治·费奇的住宅，在驻沪美国YMCA干事等人的协助下，最终于1940年3月如愿借到了费奇位于保泰街21号的房屋。⑥┍大陸事業の一ヵ年┘、『植民地社会事業関係資料集┍満州·満州国┘編』、近現代資料刊行会。4月14日，各界代表来参加了成立仪式，第三国代表中包括“金陵女子神学院院长普莱斯、美国YMCA的索恩、金陵大学教授斯图尔德夫妇、传教士赫尔”。可以看出，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给予了安村不少协助。此后，安村等人除了从事YMCA的工作外，还继续协助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并承接了华中学生医疗班的工作，开设了南京朝天医院。①『曇り日の虹』、423—424頁、奈良常五郎『日本YMCA史』、日本YMCA同盟、1959年、337—338頁。末包于1941年前往上海后，干事一职由安村和井口保男担任。此后，安村以日本基督教团南方派遣传教士的身份，假扮海军军属，前往印度尼西亚西里伯斯岛的望加锡。②原誠┍日本基督教団南方派遣宣教師とインドネシアの教会┘『キリスト教研究』第56巻第1号、35頁。

战后，末包敏夫编辑出版了世上第一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受害者证言集。这本名为《天降巨响》的书一度曾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禁止出版长达一年多时间，最终于1949年4月问世。在题为《青草之芽》的后记中，他提及了广岛原子弹爆炸与南京大屠杀的关系:

1939年11月，我作为日本YMCA同盟的志愿者前往南京，负责我军肆虐南京后的善后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协助（国际救济委员会）救济战祸中的十多万中国难民，还协助日本YMCA同盟的一个小医院运营。在冷漠的日本人与傲慢的军人之间，我抱着祈求宽恕的忏悔之心，一路向他们跪求。③末包敏男『天よりの声—ヒ口シマ·被爆二年目の手記』、日本YMCA同盟出版部、1983年、168—169頁。

末包曾对池田鲜说:“如果不来南京的话，就不会知道大屠杀有多残忍，我要是不来就好了。”④『曇り日の虹』、422頁。末包的口述是战后直接告诉池田鲜本人，并由笔者采访池田鲜所得。虽然不知道他在南京了解了些什么，但是在广岛的惨状面前，他的脑海中一定浮现出南京的惨状。

四、结语

安村三郎担任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的时间并不太长，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也不在现场，因此他和南京大屠杀的关系并没有多少人了解。当时，日本基督教界遭受“不敬罪”和治安维持法的思想禁锢，被迫融合于国家神道及“日本精神”之中。然而，仍然有安村、末包等日本基督教的领导者质疑日军所作所为的声音，而且他们一定程度上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情况。至于他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如何知道的等问题，暂且作为一个课题留待今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