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文俊

1905至1945年，日本在旅顺、大连地区（简称“旅大”）实施直接的殖民统治。日本殖民者在旅大地区创办了大量的新闻媒体。各国学者对于日本殖民时期旅大新闻业已有一些研究，大体上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新闻发达史，纵向粗线条梳理报纸或广播事业之发展史①李相哲『満州における日本人経営新闻の歴史』凱風社、2000年；罔村敬二『満洲出版史』、吉川弘文館、2012年；代珂『┍満洲国┘のラジオ放送事業に関する研究』、首都大学東京博士論文、2015年；白戸健一郎『満洲電信電話株式会社：そのメデイア史的研究』、創元社、2016年；栄元『租借地大連における日本語新闻の事業活動—満洲日日新闻を中心に—』、総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博士論文、2017年。，另一种是新闻统制史，以“自由”与“控制”的二分对立，剖析新闻业与殖民当局之关系史②虞文俊：《旅大租借地媒介统制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它们受制于史料而缺乏系统性，且主题性研究有待开拓。随着满铁资料开放度的提高，史料缺乏的问题基本得以解决。本文利用丰富的中外资料，立足于1905至1945年旅大新闻业的实证研究，试图探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旅大新闻业发展及其影响如何，回答“从何处来”与“到何处去”？二是旅大新闻业与日本殖民统治及日本侵华有何关系？本文以大量统计数据说明旅大新闻业发展实况，进而作出客观评价。

一、内向发展：新闻业的初期

近代日本新闻业发展颇为迅速。随着日本对外武装侵略，日本新闻业不断进行空间上的扩张。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日本不仅将新闻业扩张到旅大，也将台湾新闻经营的经验移植到旅大。在“满洲经营方案”制定者儿玉源太郎（原台湾总督、时任满洲军总兵站监）与后藤新平（原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时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的带领下，从台湾向辽东地区输出新闻经营的经验与人员。

甲午战争后，中国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台湾前五任总督都是曾经参与指挥甲午战争的高级将领，部分参加甲午战争的将领与随军记者也成为台湾首批办报人。台湾总督府打压民间报刊，扶植御用报刊，资助《台湾新报》《台湾日日新报》，将《台湾总督府府报》《台北州州报》《台北市报》等政府公报交由它们出版，拉拢各报负责人担任总督府顾问，充当殖民统治协助者，承担驯化台民的角色，对后续的殖民地起到示范作用。

日俄战争后，中国的旅大地区被迫从沙俄租借地变成日本租借地，沙俄军方在旅顺的《关东报》停刊。新闻经营作为“统治样式”的内容之一①山室信一┍植民帝国·日本の構成と満洲国—統治样式の遷移と統治人才の周流—┘、ピー夕ー·ドウス、小林英夫編『帝国という幻想』、青木書店、1998年、155—156頁。，由来自台湾的日本官员掌控。对于报刊的管理，采用台湾模式——“批准制+保证金”。殖民当局给《辽东新报》提供资金，使之充当御用言论机关，聘请甲午战争随军记者、《辽东新报》创办人末永纯一郎担任“关东州”民政署顾问。1907年11月18日，后藤新平提议创刊《满洲日日新闻》，作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机关报、关东都督府御用报，刊发都督府公文，代为出版《关东都督府府报》《大连民政署署报》《旅顺民政署署报》等政府公报。

与此同时，随着一批台湾的日本官员进入旅大，记者也紧跟其后。这种记者的流动，并非是由资本导向的自发流动，而是一种“统治人才的周流”，他们作为国策先锋部队在日本殖民地内横向流动。在后藤新平的举荐下，台湾总督府顾问森山守次任满洲日日新闻社首任社长，一批台湾报社的编辑与记者纷纷加入，如守屋善兵卫、村田诚治、永田善三郎、田原祯次郎等。同样，旅大第一份中文报《泰东日报》创办人金子雪斋也与台湾关系匪浅，他曾是甲午战争随军记者、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翻译，1908年与大连公议会合作收买《辽东新报》的中文版面，改刊《泰东日报》。

总的来说，日本占领以后，旅大原有新闻业的格局出现改变，创立者由沙俄军人变成日本报人，创办地由政治中心及军事重地旅顺市转移至经济中心大连市。②虞文俊：《沙俄统治下“关东州”新闻事业及其管制——兼谈日俄战争中的新闻战》，《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1期。在台湾经验与人员的支援下，旅大新闻业得以迅速发展。

其一，种类齐全。与沙俄时期形式单一不同，日本占领后，旅大租借地逐渐建立起门类齐全的新闻业，报纸、杂志、通讯社与广播电台先后创办。报纸以刊登时事与否分为两种，前者刊登时事，如《辽东新报》《满洲日日新闻》《泰东日报》《英文满报（Manchuria Daily News）》等，后者不刊登时事，如《满洲重要物产商况日报》《大连株式商品日报》等。最早的杂志《大连实业会报》创刊于1907年2月18日，《大连教会月报》《交通时报》《Manchuria》等日、中、英文杂志随后陆续创刊。最早的通讯社成立于1920年8月，日本电报通信社在大连创立支社，出版《日本电报通信》。1921年5月27日，津上善七在大连创办日满通信，出版《日刊满洲通信》。同时期，日本帝国通信、日本新闻联合社、日本电报通信社等在大连、旅顺成立分社或分局。广播电台成立时间稍晚，1925年8月，关东厅递信局组建大连放送局。与日本国内放送局一样，大连放送局在成立初期将教化与娱乐置于首位，轻视新闻报道。随着战争对传播媒介影响的加深，大连放送局开始承担更多新闻报道的任务。

其二，总数庞大。与沙俄时期报纸纯粹作为官方御用机关不同，日本殖民当局将发行报纸、杂志视为一种产业，依据《营业取缔规则》加以规范与管理。旅大新闻业在自封“国策先锋”的同时，也标榜为商业机构，以发行与广告为盈利手段。作为一种利润颇丰的产业，发展迅速。1910至1930年，旅大报纸、杂志发展速度呈逐年增加之势，1930年达最高水平，日刊36种、周刊11种、月刊114种、年刊26种、不定刊3种，合计190种（表1）。

其三，内容多元。旅大报纸与杂志类型多样化，新闻时事、财经金融、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生活服务、家庭女性等栏目，样样齐全。大连放送局平时播音230分钟，节假日播音160分钟，以新闻报道、股市财经与生活服务为主，其中生活服务包括广播体操、演艺、职业介绍、讲座、气象通报等等。为了吸引中国听众，增加了汉语播送的讲座、中国戏剧等具有地方色彩的节目。

其四，受众广泛。随着旅大新闻业的发展，新闻受众规模与范围也不断扩大。报纸、杂志的发行与销售由各报社、新闻店或杂货店负责。满洲日日新闻社于1927年特别成立满洲日日新闻联合贩卖店，后改组为株式会社。在它们的努力下，旅大报纸被带到租借地内各地区。同时，各报在中国与日本及其殖民地遍设分支机构，将报纸远销东亚、西伯利亚乃至欧美各地。虽然旅大报纸发行量低于日本，但是高于中国其他地区。据日本外务省调查，1929年中国发行量超1万份的16种报纸:上海5种，大连4种，广州3种，天津2种，南京、北平、奉天各1种；发行量超5万份的5种报纸:大连3种、上海2种。①『外国に於ける新闻·昭和4年版（上巻亜細亜の部）』、外務省、1929年、1—118頁。旅大报纸名列前茅，前5名中，有3份是旅大报纸（表2）。从发行量来看，1929年末报纸杂志在旅大租借地发行量总数576907份，日刊报纸271490份。①『関東庁統計書·昭和4年』、満洲日日新闻社、1929年、2，344頁。当时旅大总人口1225788人，即100人中47人拥有报纸或杂志，100人中22人拥有日刊报纸。当时日本6人中1人读报，中国400人中1人读报。②黄天鹏：《中国新闻业》，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163页。与各地区相比，旅大的数据颇为可观。在广播方面，大连放送局播音覆盖范围颇广，连北海道、桦太等地区都可清晰收听。1925年底，关东厅辖区申请架设收听设施者达1800人，1926年底2500人，1927年12月增至3050人。③『満蒙年鑑·大正16年版』、満洲日日新闻社、1917年、197頁；『満洲の電政』、満洲日報社、1930年、431頁。尽管这数字低于日本国内放送局的听众人数，但却远多于此时上海Kellogg Radio的听众人数，该电台1926—1928年听众600人。④China Handbook，1937—1943，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1943.p.278.两者相比，说明当时旅大广播的发展处于中国的领先地位。

表2：1929年中国报纸发行量万份以上者统计表（单位：万份）

有学者指出，1928年东北易帜前，在“满”日本人关注点在于内部问题——“满铁系与非满铁系的对立”。⑤高媛┍租借地メデイア『大連新闻』と┍満洲八景┘┘『Journal of Global Media Studies』第4号、2009年、21—33頁。这种观点在旅大新闻业的发展上也得到印证。如前所述，日本统治初期，旅大新闻业重点在于租借地内业务，从各项数据来看，得到较快发展。但是，我们要看到新闻业成长背后的各种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亚经济景气，大量日本人与日本商品涌入旅大地区，新闻广告需求的高涨给当地各报带来了丰富资金，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可以说它们本质上是日本殖民统治旅大的副产品，快速发展的数字背后隐藏的是其殖民性与侵略性。

第一，旅大新闻业由日本人绝对垄断。在旅大，中国人占总人口数的大部分。然而，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所有报纸、绝大部分杂志及广播电台却由日本人把持，由中国人创办经营的仅限于一两份杂志。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大部分报刊杂志由中国人创办经营。在日本殖民地朝鲜与台湾，也有当地人创办的“民族纸”，如台湾的《台湾民报》、朝鲜的《东亚日报》。

第二，旅大新闻业接受日本殖民者扶植。旅大报纸无一不受日本的政策扶植或经济津贴。《辽东新报》不仅得到殖民当局政策支持，初期获得关东总督府12000圆的补助，后来代发关东都督府的公文、公告而长期获得一定数额广告资金，而且接受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每月100圆的津贴。《满洲日日新闻》由满铁直接创办，获得关东都督府支持；《泰东日报》除了每月接受大连彩票局450圆、华商公议会500圆补助外，也接受日本资本家的经济援助。

第三，旅大新闻业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从表面来看，财阀立场的《辽东新报》、民间立场的《大连新闻》、官方立场的《满洲日日新闻》三足鼎立、相互竞争，但在鼓吹“经营满洲”“开发满洲”等殖民论调上并无本质不同。它们毫不忌讳地自称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代言人，标榜为“满蒙开拓者”。不同于日本人在其他国家创办报纸以减少身为移民者的孤独感为目的，这些报刊超越了“拥护移民权益”的战前“海外邦字纸”的地位①『企画展┍海外邦字紙┘と日系人社会』、日本新闻博物館、2002年、1頁。，绝非单纯的海外移民报刊，而是真正的殖民地报刊。

二、外向扩张：新闻业的中期

伴随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的爆发，中国关内与关外的新闻业，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遭到毁灭性打击。与之相反，旅大租借地新闻从业者却认为这是“报效新国家”与“进入华北”的大好时机，在发展租借地内业务的同时，纷纷走向东北与华北，旅大新闻业进入扩张期，即以“报效新国家”为诉求的北向发展与以“进入华北”为诉求的南向发展时期。

诚然，1905至1930年间，旅大新闻业得到“较好”发展，但是，由于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东三省中国官方对旅大新闻业走出租借地限制颇多。1923年12月6日，张作霖发布新闻取缔令，对于违禁者，不问中外，均处以禁止发行；1927年10月11日，张作霖以“时局不稳”“外国人经营的新闻宣传赤化，扰乱治安”为由，发布不得“阅读由外国人经营的汉字新闻”——“《泰东日报》《满洲报》《关东报》”的禁令。在中日对立的情况下，旅大新闻业要想将业务开展到租借地及满铁附属地以外地区绝非易事。不过，在关东军非法占领全东北后，旅大新闻业走向全东北的企图得已实现。

日本学者将九一八事变视为日本新闻业的转折点②池田一之┍記者たちの満州事変—日本ジセーナリズムの転回点┘、人問の科学社、2000年。，笔者认为它也是东北新闻业的转折点。它对于中国新闻业而言，带来的是灭顶之灾，各地中国报纸遭到摧残，保留下来的不是汉奸报纸，就是名目犹昔而实质已非③《哈埠新闻界之厄运》，《新闻报》1931年12月29日，第8版。。但是，对于旅大而言，带来的却是发展时机，在“影响国际舆论”“指导中国住民”及“为满洲建国、官民融合与制度组织的完成而指导舆论、统一民论”等口号标榜下，租借地内的新闻业进一步发展，1931年底旅大与满铁附属地报纸、杂志总数260种，比前一年增加11种，一次发行量达667646份，比前一年增加80784份。④『関東庁統計書·昭和6年版』、満洲日日新闻社、1931年、23頁。

旅大新闻报刊强调服务关东军，为关东军募集资金，联合声明支持军事行动，对抗中国报纸的报道，大肆传播“中国违反规约，搅乱和平基础”“日本正当防卫，维护我等生活权”等歪曲言论⑤┍支那の規約違反を指摘す平和の基礎を攪乱す┘、『満州日報』1931年10月23日；┍満洲事変と大連重要商品我等が生活権の擁護┘、『満州日報』1931年11月11日—11月17日。；同时，标榜“报效新国家”，参与“新天地”建设运动，召开“全满言论机关时局恳谈会”，抑或结成“在满言论机关有志团”，不时举办各种聚会，组织日本游说团，声援日本的对“满”政策。一言以蔽之，事变后，旅大新闻业为了“以期关于对华外交之国论一致”，⑥┍声明┘、『満洲日報』1931年10月13日。出力不少，以引导舆论贡献己力于“满洲国家”的建设运动。

另一方面，紧跟关东军的铁蹄，旅大新闻业向东北各地渗透。其一，在关东军收买与兼并言论机关政策的怂恿下，大力兼并东北各地新闻报刊，将它们变成自己的附属。《满洲日报》在奉天、哈尔滨拥有子报《奉天日日新闻》《哈尔滨日日新闻》，并向《盛京时报》注入资本。《满洲报》社长西片朝三于1934年8月以6000圆收买奉天的中文报《东亚日报》。大连市议员若月太郎则乘战乱之机，强占奉天中文报《东三省氏报》的社址与设备，发行中文报《奉天公论》。其二，积极拓展东北各地发行业务。它们主动在东北各地新增支社、支局，扩大发行量，占领各地报纸发行市场。1932年3月《满洲日报》扩充原有的27家支局，新设7家支局。同月，伴随所谓“满洲国家”的建设，在奉天支社及满铁沿线21家支局的基础上，新增新京、哈尔滨两支社，并首次将支局、通信部开到满铁线路以外的地方。其三，旅大记者加入东北各地报纸杂志社。不仅各新闻社主要干部成为东北各地改版或新办报纸主要负责人，而且许多普通中日记者在事变后北上加入各地新闻社而成为主要负责人。对于这些人而言，事变给他们提供了一次事业上升的绝好机会。

在广播的建设与发展方面，“满洲事变发生之际，一时各局悉数不得不停止放送时，独有大连放送局宣明事变之真正意义。”①『満洲放送年鑑·昭和15年』、満洲電信電話株式会社、1940年、6頁。与东北各广播电台遭到关东军毁灭性打击相反，大连放送局伴随着“满洲独立国家建设运动”，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在广播设备上，1931年10月16日，大连放送局调整频率及波长，从波长395米、频率760千赫变更为波长465米、频率645千赫，随后又变更为频率650千赫。鉴于与南京中央电台的频率660千赫出现混信干扰现象，1936年7月1日又恢复到频率760千赫。同时，发射功率从500瓦增至1000瓦。为扩大广播覆盖范围，1930年代新建两座75米高的自立式铁塔，敷设了辐射状地网，不仅覆盖南满，而且越黄海、渤海可达朝鲜及华北。

在节目编排上，大连放送局在九一八事变后提高新闻播送频率，增加转播日本放送局节目，1931年10月至1932年9月转播达170次，放送延长时间达317小时11分钟。鉴于外国人很少从“满洲”广播获益，大连放送局特别针对外籍人士播音5分钟英语新闻与1个小时音乐节目。

在广播宗旨上，大连放送局事变前与日本国内放送局无异，服务日本听众，以播送教养与慰安节目为主，标榜“公益”广播。事变后，大连放送局充当新角色，被称为国策代行机关，开始“宣传放送”，“广播与报纸的路径一样，从商业性质的企业变成国家的重要情报宣传机关”②春山行夫『満洲の文化』、大阪屋号書店、1943年、296頁。，为报效“新国家”，协助建设“新天地”，承担“特殊使命”——“对抗北方苏联、南方中国之反满抗日广播，且通过广播指导国内民众，实现治安确立之大使命”③『満洲鉱工年鑑·昭和17年版』、亜細亜書房、1942年、3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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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司令部确立《对“满洲国”通信政策》，满铁经济调查会参与全满洲电信及放送事业统制会议，制定“放送事业统制方案”，由关东军接管与改造东北广播电台。1933年9月，为实现所谓“王道乐土满洲建国的大理想”，关东军出于“政治上、军事上及产业开发、文化发展上之必要”的考虑④『ラヂオ年鑑·昭和9年版』、日本放送協会、1934年、435頁。，合并“关东州”“满铁附属地”与“满洲国”三地电信事业，成立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作为特殊会社垄断经营三地广播事业，将大连放送局的经验复制到东北各地，标志着日本广播事业从旅大一地扩张到东北全境。

第四，动物园并未配备麻醉枪，但是麻醉枪在本案中是否起到关键作用？就算有麻醉枪，是否能对老虎起效？在本案中，因为麻醉枪对于老虎并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所以在本案中无法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基于本案中参考对象是老虎，麻醉枪对于其作用不大，是特殊个体，所以应该仍列入参考范围之内。

旅大新闻业1931年后解决了北上问题，却终止了南下业务，直到1935年华北事变后才陆续恢复。华北事变后，响应日本对华北实施宣传战的号召，《满洲报》《泰东日报》与《关东报》等积极拓展关内业务，特别是《满洲报》标榜以读者为本位，以增加发行量为目标，借助华北伪政权与商会之力，开展所谓“促进东亚和平，以谋人民之幸福，秉公言论，维持东邻完成亲善之邦交”的宣传，使当地读者“更能彻底时局真谛”⑤满洲报天津总分社：《为推销满洲报等事致天津市商会的函》（1936年2月18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号：401206800—J0128—3—007159—034。，其中《满洲报》社长西片朝三任命张步黉为天津满洲报分社长。这些旅大报纸在日本全面侵华前就开始在关内各地鼓吹“东亚共荣”，自觉地配合日本的对华政策，充当着服务日军协助者的角色。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日军就制定《宣传计划》，强化华北言论统制，采取各种手段收买、恐吓抗日报纸。①『宣伝計画』軍主任参謀起案、1937年7月8日、5—12頁。7月19日，日军胁迫张自忠、张允荣签署《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要求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结果，华北新闻业遭到严重打击，根据日本方面相关调查，1938年2月北京中文报纸、通讯社由事变前的44家、28家分别减少至30家、15家，其中14家报纸的发行量减少约一半；天津中文报纸、通讯社由事变前的37家、7家分别减少至17家、2家②大屋久壽雄┍北支新闻·通信界の解剖┘、『將軍談話会月報』第227号、1938年6月20日、90—95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及其殖民地新闻社纷纷杀到华北。满洲日日新闻社为强化对战争的报道，连续两年额外支出所谓的“事变费”54070圆、23929圆③『満州銀行会社年鑑·昭和14年版』、満洲日日新闻社、1939年、730頁。，不仅派遣大量随军记者，还将大连印刷好的报纸空运至华北各地发行。随后新设北京总局，充当华北总局，另设北京直销所，在天津、青岛、张家口、归绥、大同、太原、济南、芝罘等地设支局，与当地新闻社一起，在日军的“指导”下，以“亲日反共”为宗旨，鼓吹“日满华共存共荣”。

旅大其他新闻社在响应“关东州”会社进入华北的号召下，也全面进入华北地区。《泰东日报》宣称“期东亚民族协和，满洲三千万大众文化向上与产业进展为南针”④The Directory of Manchoukuo 1938，The Orient Publishing，1938，p.66.，伴随冀东伪政权成立而开辟《泰东日报》冀东版，且高举“本报社为负日华满文化贯穿及消息遁通使命”的大旗⑤北平市社会局：《社会局令各中、小学及所属机关订阅“泰东日报”的通令和大连泰东日报北京分社致社会局的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2—003—00674。，加大对“蒙疆”、天津、青岛等地分社的投入，在各伪政权与团体发布的类似《社会局令各中、小学及所属机关订阅〈泰东日报》《关于请〈泰东日报〉照原订数目寄给的函》等公文的支持下，扩大在北京、青岛等地的发行量。除此之外，七七事变后，滞留华北的中国记者人数锐减，如北京由事变前的650人减至95人⑥『北京ニ於ケル新闻社、通信社並検閲機関、同業団体ノ現况』、大連満鉄総裁室弘報課、1938年、2頁。，这些空缺由来自日本及其殖民地的人员填补，以株式会社蒙疆新闻社为例，该社公布的16名干部，5名曾任职于旅大新闻社（满洲日日新闻、大连新闻、满洲报、满日印刷所）⑦┍人名錄┘、『蒙疆年鑑·昭和16年版』、蒙疆新闻社、1941年、1—41頁。。

在广播方面，1937年7月13日起，大连放送局为“对抗南京的国际广播”，开始面向中国中南部、南洋及海峡殖民地广播，每晚九时起广播日、汉、英三国语一小时，“旨在以正确之态度向世界宣明中国事变之真相与日满两国之正义”⑧山根忠治┍吾が国放送業務の概况（二）┘、『宣撫月報』第56号、1941年9月1日、18—19頁。。同时，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也在事变后全面进入华北，不仅以资本形式渗透华北电信事业，投资华北电信电话株式会社，而且派遣人员参与重建华北广播事业。1937年8月，关东军应天津驻屯军请求，指令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带领人员与器材南下华北，参与天津、通州、北平、承德、张家口、唐山等地广播电台的接收与重建。

在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与日本放送协会的支援下，北京、唐山、天津、承德、张家口、济南、青岛、石门、太原等地成立日本放送局，它们的宗旨是——“压制中方之虚构煽动广播，阐明皇军战胜、民众宣抚善导之真相，知晓今次皇军出动之大义，进而将华北应实现的真正的日满华亲善提携之新政治形态宣扬于中外”。⑨『北支那放送暫定処理要綱』、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1937年11月25日。与此同时，日军将广播作为一种“特殊兵器”，依托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从大连、新京等地输入的设备器材，在天津、北京、保定、大同、绥远、济南等地装置电波干扰机，发射干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信号的电波，防堵华北民众收听来自南京的“中国抗战之声”，另一方面在华北各地装设转播机，转播大连、新京、东京等地的节目，播送所谓的“日本正义之声”。随后，总社位于大连的满洲收音机普及社也在北京设置营业所，向华北中日民众推销收音机。

日本将不利于日本控制东三省的传播内容视为“抗日反满”，修正《关东州及南满洲铁道附属地输入或移入出版物取缔规则》，颁布《关东州及南满洲铁道附属地不稳文书临时取缔令》，启用《战时检阅取缔规定》，防堵与审查进入租借地的传播内容。与之相反，日本却鼓励日本新闻业积极向外扩张。旅大新闻业伴随日本侵略军的步伐快速向各地区扩张。在这个过程，旅大新闻业扮演着宣传先锋部队的角色，即侵略之开道者，试图以宣传来协助日本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

三、走向灭亡：新闻业的末期

1937年12月，日本正式宣布满铁附属地行政权归还“满洲国”，意味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直接统治区限于“关东州”，新京的地位取代大连，旅大在对华扩张的位置中走向边缘。在大背景变化的同时，旅大的媒介环境也出现大变动。1937年后日本提出“一县一纸”，在日本国内操控新闻社的兼并。与此相呼应，旅大也提出“一都市一新闻”。

首先，旅大新闻社并入伪满洲国的新闻系统。早在1935年11月，旅大的满洲日日新闻社、英文满报社与伪满的11家机构联合成立满洲弘报协会，1936年9月改为株式会社，投资经营“满洲国”与“关东州”两地的新闻业，作为“满洲国”法人，新京设总社，大连设支社。1937年7月，在“关东州厅”的干预下，中文报《泰东日报》《满洲报》《关东报》被迫终止独立经营的状态，《泰东日报》兼并其他两报后加盟满洲弘报协会，由此旅大主要新闻社彻底失去独立性。

其次，旅大新闻社从日本法人变更为日“满”双重法人。1937年12月，伴随着日本“治外法权”撤废、满铁附属地行政权转让与伪满洲国颁布新《会社法》，株式会社满洲日日新闻、株式会社泰东日报、股份有限公司英文满报在保留日本国法人的同时，成为“满洲国”普通法人。

第三，旅大新闻社由租借地内北迁伪满洲国境内。1938年12月1日，满洲日日新闻总社由大连北迁奉天，原大连总社改支社，出刊《满洲日日新闻》大连版，后改大连日日新闻社，出刊《大连日日新闻》。作为满洲第一报的《满洲日日新闻》北迁，无疑是旅大作为满洲新闻中心削弱的直接体现。1939年11月1日，承担关东军向西方国家宣传任务的英文满报社也由大连市北迁新京市。

1939年12月末，旅大“年刊29种、月刊121种、周刊11种、日刊11种、不定刊16种，合计198种”。①『世界年鑑·昭和17年版』、創美社、1942年、271頁。1940年报纸、杂志总数185种远低于1935年的237种。纵向梳理旅大租借地报纸及杂志发展史，可以发现，1909至1940年中1935年是转折点，1935年前逐年增加，1935年达最高峰，1935年后逐年减少，1940年降至1929年水平。同时，伴随战争对外贸的破坏，严重依赖进口的新闻纸出现大量短缺，使得各报不得不削减版面。时人浅野虎三郎表示:“说现下大连言论机关全面陷入凋落时代也并非夸大其词”②由井濱権平『満洲夕イムス廃刊記念謝恩誌』、満洲夕イムス社、1941年、180—182頁。。由此可见，曾经作为满洲新闻中心的大连不复存在。

同样，原本作为满洲广播起点的“关东州”大连放送局，在配合日“满”对外开展“思想战”“电波战”的背景下，逐渐退居二线，沦为“满洲国”新京放送局的陪衬。

在机构设置上，大连逐渐失去满洲广播事业的领导地位。1933年9月，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总社尚在大连，随着伪满广播事业建设走上轨道，1935年10月总社北迁新京，仅在大连保留职员养成所。1943年后，大连放送局更是成为新京放送总局下属机构，由后者指导与监督一切广播业务。

在节目编排上，大连成为伪满新京放送局的转播者。1937年前，大连放送局的节目一直由本局自编以及转播东京放送局。1937年后，大连放送局被纳入“全满联播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实行战时一体化，从1942年1月起，原由各地放送局担当的节目全部停播，由新京局统一播出，“满洲”四大都市广播的不同麦克风情调趋于统一（大连“无风”、哈尔滨“欧风”、新京“土著风”、奉天“茶社风”）①《放送二三抄》，《电波》1941年第1卷第4期，第36页。，包括大连在内的各局只负责转播。大连放送局的独立性被进一步削弱，成为伪满“决战放送”的一部分。

伪满洲国成立后，大连成为《满洲日日新闻》评论中的“继子”②┍黄海経済聯盟発会式を終えて┘、『満洲日日新闻』1938年11月17日。，地位在日本对“满”及对华政策中持续下降。日本调整对“满”政策，重点建设新天地——作为“独立国”的“满洲国”，日本在“满”军事与行政最高机关由“关东州”的旅顺迁往“满洲国”的新京，无形中削弱了“关东州”的地位，随之满洲经济与文化中心也由“关东州”的大连移向“满洲国”的奉天、新京。正因此，作为配合日本对“满”政策的旅大新闻业日渐式微，最终在整个东北地区失去新闻中心地位可谓势在必然。

另一方面，伴随日本对东亚各国军事侵略的扩大，日本认为务必突出新闻媒介在思想战或宣传战中的作用，其中处于“思想国防上第一线”的旅大租借地更不可置身事外③関東局官房文書課『局勢一斑·昭和13年』、満洲日日新闻社印刷所、1938年、47頁。。为确保思想战的顺利展开，日本殖民当局利用各种手段打造“思想国防战线”，通过新闻媒介动员民众支持日本的对外战争。然而，殖民当局的高压控制并未获得民众对舆论动员的唯命是从。

在“思想国防战线”的建设下，殖民当局强化对旅大新闻业的管控，相继颁布与修正《放送听取无线电话规则》《关东州国家总动员令》《关东州新闻纸等揭载制限规则》《关东州言论集会结社临时取缔令》等法令。旅大的所有报纸，不论中文、日文，作为战争的“纸弹”，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信息封锁方针，只登日军胜利的消息，天天发布各种“战果”新闻，对日军的失败与损失却只字不提。对于这些“战果”新闻，当时普通居民在信件里称:“虽然报纸上刊登了很多，但是事实与之相差甚远，对于了解事实的人来说，很愚蠢”。④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中央检阅部：《通信检阅月报（六月）》，尹怀编：《铁证如山2》，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168页。这个例子反映出当时经过检查后的报纸可能并无多高可信度。

同样，从数据来看，1937至1941年间，旅大广播听众人数为22289、31486、38726、48322、59468⑤『関東州経済図說·昭和14年版』、満洲日日新闻社、1939年、164頁；『ラヂオ年鑑·昭和15年版』、日本放送協会、1940年、312—328頁；『大連経済便覽』、大連商工会議所、1943年、68頁。，增速不可谓不快，这些数字不断被殖民当局吹嘘为“满洲放送的成功”。实际上，这种增加源于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设在大连、旅顺收音机销售所的各种推销，并非是节目本身的成功。1941年满蒙杂志社对各职业、各年龄段的366名日满民众进行“关于关东州民众是否满意最近广播节目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不满意者达292名，满意者仅74名⑥┍第一回 輿論調査（満蒙社）┘、『満蒙』（第22年）、1941年2月号、104頁。，可以说在殖民当局对广播的严厉控制下，“关东州”民众对于广播节目缺乏兴趣。

随着战争的持续，根基脆弱的“思想国防战线”遭到外力挑战而被彻底摧毁。在中国军队的顽强反击下，日本侵略军的失败之势日益明显。中美等同盟国加大对日本及其殖民地民众的宣传，各地民众所信奉的“皇军不败”的神话逐渐破灭。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本土两次投下原子弹。8日，苏军对日宣战，直捣关东军大本营。15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22日，苏军进驻旅大，终结了旅大作为租借地的历史。

日本战败后，旅大地区的各种日本新闻事业一夜之间陷入困境。8月15日，大连中央放送局播完日本天皇宣布“终战”的“玉音放送”后即停止播音。8月24日，驻旅大苏军司令部派员接管大连“中央放送局”。12月19日，在苏军的主导下，中共大连市委派康敏庄、白全武、林培信和林针等人以市政府名义接收大连“中央放送局”。《大连日日新闻》经过四十多天的勉强维持，9月22日，在苏军的命令下终止发行。10月初，《泰东日报》被苏军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在苏军的接收与清算下，日本在旅大的新闻业彻底走进历史。

四、结语

旅大租借地新闻业从发展、扩张到灭亡，与日本殖民统治旅大与武装侵略中国的步伐相一致。本文主要目标在于呈现这一过程，在此作出三点简要说明。

第一点，旅大租借地的日本新闻业颇依附性。不可否认，旅大租借地新闻业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商业属性，追求“独立经营”，甚至标榜“代表舆论”“监督‘政府’”。但是，随着日本殖民政策的强化与对华军事侵略的扩大，从初期的发展到中期的扩张，再到末期的衰落，报纸由“新闻纸”到“国策纸”再到“纸弹”，广播由“公益放送”到“宣传放送”再到“决战放送”，日本在旅大的新闻业走向罪恶的深渊，沦为殖民统治与侵华战争的工具，作为思想战的实战部队，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点，旅大租借地的日本新闻业颇具扩张性。这是日本在东亚各殖民地新闻业的共同之处。殖民地台湾除了向旅大输出经验之外，更直接向华南各地输出各种新闻业。不仅台湾岛内新闻社在华南遍设分支机构，而且在台湾总督府的扶植下，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海口等地出现不少台湾背景的新闻业，作为日本动员在华日本人与对华开展宣传战的武器。殖民地朝鲜各新闻社在中国东北遍设分支机构，各放送局加大对中国东北与苏联远东的播音；殖民地桦太的新闻业也积极向苏联远东地区渗透。近代日本在东亚的新闻业的扩张本质上同步于日本的东亚军事扩张之路。笔者断然无法认同部分日本学者将它们定位为“移民媒介”，限于探讨媒介与日本人社区的关系①田村紀雄『海外の日本語メデイア：変わりゆく日本町と日系人』世界思想社、2008；河原典史、日比嘉高編『メデイア：移民をつなぐ、移民がつなぐ』ク口スカルチセー出版、2016。，无视媒介对当地社会造成的伤害。

第三点，旅大租借地的日本新闻业是中国近代信息主权沦丧的代表。在中国的土地上，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创办大量报纸与广播及通讯社，“在于侦察吾人虚实，而施破坏之计”②《日本在东省之文化侵略》，《中央日报》1930年1月4日，第12版。。这种新闻侵略对中国文化等方面造成的伤害不亚于军事侵略。在媒介全面国际化的今天，中国必须谨记“信息主权”曾经被外国势力侵占而带来的危害，坚守“信息主权”不容他国侵犯的理念，“国家对信息享有保护、管理和共享的权力”不容置疑③刘连泰：《信息技术与主权概念》，《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时刻提防西方国家操控互联网渗透中国信息传播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