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兰

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回溯分析明治时代日本“脱亚论”的思想意识与国策选择，可以帮助了解日本当代外交政策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走向。

一、“脱亚论”的国际环境要素：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近代日本对外政策争论

19世纪末，在东西方激烈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日本大力推行明治维新，实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即，明治日本对外战略的底流是亚洲主义，但主流是“脱亚入欧”，日本宣称“脱亚论”，迫不及待地要加入西方阵营。日本希望与西欧列强共同瓜分东亚国家，并利用其位于东亚的地理位置，确保在东亚的特殊战略地位。对于试图实现所谓“南进政策”的日本来说，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华夷秩序”成为巨大的障碍。因此，在甲午战争前后，在对欧美国家实行协调政策的主导思想下，日本在瓜分东亚的过程中，利用西欧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阻止北方沙俄南进的同时，对大陆国家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破坏亚洲传统的“华夷秩序”。

在近代，华夷秩序形成了东亚国际体系的基本构图，但随着欧美列强入侵亚洲，欧美文明也逐渐渗透到了这个地区。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在对外认识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日本对欧美列强的认识从“攘夷论”转变为“脱亚入欧论”。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最重要的外交课题是废除列强加给日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独立的国际地位。随着近代西方势力的入侵，东亚相对独立的“华夷秩序”遭到崩溃。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从传统的“慕华”意识转变为蔑视意识。日本重新审视“欧洲条约体制”，开始对欧美列强进行协调政策，走上了“脱亚”的道路。

在东亚历史上，近代初期即19世纪中叶以后的时期是十分重要的转换期。在此之前，东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社会”，“华夷秩序”是东亚的主导性秩序，通过朝贡体系，中国与东亚各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国家关系。随着西欧势力和西欧文明逐渐进入东方，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之后，日本、朝鲜等也面临被列强打开国门的危险。

中村荣孝认为，在近代世界的国际秩序中，有三个对立的外交体制，即欧洲国家体制、“华夷秩序”和日本“大君外交体制”等三种体制。“大君外交体制”实质上是日本的锁国外交①中村栄孝『日本と朝鮮』、至文堂、1966年、218頁。，欧洲国家体制是将“势力均衡”作为其生存原则的国际秩序，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其中，国家主权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和基于国家实力的各国不平等关系并存。

“华夷秩序”和日本的“大君外交体制”都承认国家之间存在不平等。中国清朝和日本幕府都把西欧各国视为“夷”，但是对待“夷”的方式完全不同。对于中国来说，西欧各国是朝贡国。而日本认为，不能固守“旧法”，需要做出“开国”的决断。②中村栄孝『日朝関係史の研究』下卷、吉川弘文館、1966年、552—553頁。

19世纪40年代，清帝国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各国之间签订了一系列条约③例如，清政府于1842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涉及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和税款协商。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虎门条约》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从中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地造屋、开设工厂等特权。1844年7月，清政府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同年10月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1845年与比利时签订贸易备忘录，1847年与瑞典签订通商条约。。在此之前，与东亚诸朝贡国处于主从关系的中华帝国处于“华夷秩序”的顶点。在这些条约缔结后，中华帝国被列强纳入了现代欧洲国家体制的条约体制中，成为欧美列强竞相侵略的对象。从《南京条约》的缔结开始，“华夷秩序”遭到崩溃，清帝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时发生。

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强大的压力，清帝国逐渐衰弱，面对欧洲体制的日本幕府，面临着开国还是攘夷的选择。为了在国际政治中保持独立地位，明治政府大力推进富国强兵政策。明治政府的大久保利通及伊藤博文等现实主义政治家在许多外交场合，表现出与欧美列强的协调外交姿态；另一方面，面对外来危机，具有同质文化和单一种族的民族特有的民族情感刺激了日本人强烈的对抗心理。

18世纪末，本多利明写下“经世秘策”，主张实行“远涉海洋”和“劝业增产”的政策，强调东洋的日本和西方的英国一样要成为“富强之国”。④『日本思想大系』第44卷、岩波書店、1970年、14、138頁。其后，佐藤信渊继承了本多利明的国家富强论，展开了体制变革论。在佐藤的构想中，希望仁德君主实行善政，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建立完美的国家，以此来谋求日本成为世界的盟主。

随着佐藤信渊和本多利明等人“列强论”的盛行，日本形成了国内的幕藩体制与对外关系中的“大君外交体制”。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方向，日本提出以扩张取代闭关锁国，以中央集权取代封建割据。明治维新以后的统治者们，进一步将日本的传统对外扩张思想发展为近代的扩张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政策实践。

1874年5月，日本出兵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被迫签署《马关条约》，割让中国的台湾、澎湖群岛，将朝鲜纳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对大清帝国来说，最后的朝贡国朝鲜被夺走，这意味着瓜分的刀已经刺穿了“华夷秩序”的心脏，“华夷秩序”因此而消亡。

在《马关条约》缔结后不久，日本宣告“脱亚”，并作为国际文明社会的一员，参加了1899年和1907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一届和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参与制定了海牙条约、国际联盟盟约、日内瓦条约、非战条约和其他构成国际法的一系列国际条约。

参加上述条约，意味着日本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华夷秩序”，加入到了欧洲体制，即上述世界强权体制。这样一来，日本在与西洋列强相同的国际体制中，和列强共同瓜分中国利权。日本与列强各国协调竞争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引起了东亚国际体制的变化。

二、“脱亚论”的思想基础：文明史观的裂变

富永健一在讨论非西方后进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条件时，提出了“四个命题”，其第一个命题是，“非西洋后进社会现代化的第一条件是，输入和本国文明是完全不同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洋文明，通过输入工业文明从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等著，张景明译：《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120页。

从文明史的观点来看，这个命题反映了日本型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在近代军事力量的背后，西方强有力的近代文明怒涛般地涌向东方各国，给东亚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原先中日之间的儒教华夷文明史观的相互认识以及国家关系被重新认识，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倡导“文明开化”作为国策，舍弃了以传统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东亚文明，在东亚率先实现了近代化。之后，日本踏上了以西洋文明为基石的“脱亚入欧”之路，试图完成“东西文明”的统一使命。

尽管日本文化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但日本民族无法将最高文化崇拜和民族固有的自我最高崇拜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对立状态。正如佐藤诚三朗所指出的那样，室町时代出现的“和魂汉才”一词，体现出日本人对日本独特文化的归属感和相对于中华帝国文化的劣等感的复合情绪。②佐藤诚三郎『近代日本の対外態度』、東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4頁。

进入16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以及贸易商人进入了东方各国。随之而来的近代世界观开始被输入到日本，日本抛弃了传统的古代世界观，形成了近代世界观。美国学者约翰逊说，18世纪70年代是日本民族的世界观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期。

杉田玄白在1775年所著的《狂医之言》中，不仅对中国的医学，还对中华文明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他说:“地者，一个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③[日]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等译：《日本政治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100年后的1875年，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一书，突破了当时日本近代知识分子阶层传统的儒学华夷观，用新的文明史观观察认识世界。

不仅是福泽谕吉，同时代的许多人物，例如从思想界的内村鉴三、陆羯南到当时日本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虽然各自的地位和立场不同，但都强调了脱亚意识。当时，“文明”这一词语，促进了近代日本国民国家的形成，起到了“文明开化”的重要作用④司馬遼太郎『明治という国家』、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89年、142頁。。此外，作为认识论的上述文明历史观，决不是只有福泽一人拥有，而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日本兴起了国家主义思潮。明治初期的日本，与中国一样，处于被欧美列强侵略的危机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因欧美军事力量的威胁而产生的民族生存危机感，以及日本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巨大差距产生的国际生存危机观。也就是说，日本认为，在文化、人种、宗教、心理等方面进行分类的世界格局下，日本尚未进入欧美的阵营，但在东方国家内部，日本无疑是文明国家，其他邻国是非文明国⑤严绍璗：《幕末的“宇内混同说”与明治时代的“大东合邦论”——近代日本的“国家主羲”思潮研究》，《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

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后期的武士意识和江户时代的“国粹主义”。19世纪初期，面对西欧列强的压迫，以佐藤信渊、吉田松荫等幕末思想家为代表，主张“大和灵魂”等“国粹主义”。佐藤信渊（1767—1850）提出，其中最紧迫的目标是“讨伐东亚诸国”，“使万国君长尽为日本之臣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最紧迫的目标就是“必先以并吞支那为其肇始也”，佐藤梦想“座卷支那北方、以南京为皇宫”。⑥严绍璗：《幕末的“宇内混同说”与明治时代的“大东合邦论”——近代日本的“国家主羲”思潮研究》，《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

此外，作为“开国攘夷”派的人物吉田松荫（1830—1859）于1855年写作《幽囚录》，提出“日本应北成满洲之地、南经吕宋岛、可渐示进取之势”的开国方案，对未来的日本政府提出，“应将被诸列强夺去的日本利权损失，将偿还于鲜满（朝鲜与满洲）”。⑦張翔┍文明開化の道路——福沢諭吉と田口卯吉┘、『史学研究』、広島史学会編纂、第180号。此后，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和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观一起进一步发扬了日本国家主义精神。特别是，福泽谕吉表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与西洋文明国家一起进退，共同对付东方邻国。同时，加藤弘之主张说，对于个人来说，国家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要求人们为了明治专制主义国家的生存权而努力，同时，淘汰的原则也适用于国家间的关系。

三、“脱亚论”的国策实践：“新东亚秩序”的构想

如上所述，近代初期到甲午战争前后，随着欧美势力不断渗透到东亚，日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选择，迅速调整了对欧美列强以及东亚邻国中国的政策。在受到新的国际体制冲击的过程中，日本在其文化史观、社会思潮及国际关系的构成理念等方面发生了激变，其结果，形成了近代日本新的对外认识“脱亚论”，并开始在实践中构建新的东亚秩序构想。

从历史上看，作为功利主义的文化特质，日本虽然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对西方的抵抗思想和政策，但之后立刻转向脱亚的道路。明治日本“脱亚论”的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为了尽快脱离东亚，日本试图一举摧毁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其目的在于，以近代东西文明的冲突为背景，日本试图追随优势的西方文明，成为西方文明圈的一员，同时，在东亚率先实现近代化。

19世纪以来，欧美列强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市场和商业资源，在美洲大陆登陆后，又远道踏入了东亚这一相对独立的地区。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同时对外殖民地采用的方式也迥异，但在采用条约限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19世纪40年代，中国和欧洲国家体制各国之间缔结了一系列条约，皆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致。

例如，1842—1843年，中国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1844年7月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以及同年10月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等。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列强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也强行向东亚各国展示欧洲列强的强权政治逻辑。更重要的是，中国被纳入到近代欧洲国家体制的“条约体制”中，“华夷秩序”彻底崩溃。在东亚传统秩序崩溃的形势下，新的东亚秩序尚未重新建立。在此情况下，东亚传统的均衡构图开始发生激变。刚刚建立的明治新政府领导者，希望尽快从这样的危机中逃脱。像大清帝国那样，被列强欺凌，还是积极抵抗强权？或者，在与列强妥协的同时，等待机会走第三条道路？从国力来看，明治日本，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力量，都无法与列强对抗，日本最终选择走第三条道路，即以“和魂洋才”为折衷前提的“脱亚入欧”战略，实行“卷入亚洲主义的脱亚主义”。

为此，日本明治政府一方面与列强交涉废除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日本又效仿列强，强行要求与亚洲各国缔结不平等条约，即，日本选择了与亚洲各国剥离的“脱亚入欧”的道路，并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新东亚秩序。

在构建新东亚秩序的过程中，日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大致分为“中国保全论”和“中国瓜分论”。前者与广义的“兴亚论”有关，后者是从“脱亚论”出发的。“脱亚论”和“兴亚论”，支撑了近代日本对外思想的两根支柱。无论是“脱亚论”还是“兴亚论”，其核心都是来自于日本的国家主义。

所谓“中国保全论”，是在提倡“亚洲主义”的同时，以同文同种的东亚文化为前提，通过日本的合作，来维持以日本控制为前提的中国独立。该思潮排除了来自欧美列强的干扰，与亚洲门罗主义相关联，最初以“兴亚论”的形式出现。

明治初期，日本出现了两种代表性的思潮，其一是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制度，以使日本脱离亚洲，进入列强行列的“脱亚论”。另外一种是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朝鲜联合，以对抗欧美列强的“兴亚论”。两者的核心意义都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地区”，而后者则主张，日本应该和同文同种的中国一起共同获得富强。如“东方连衡论”所代表的那样，“带着相同的属相”，“联合亚洲”。另外，在同一时期出现的“清国不可轻视论”以及“邻邦可相援论”①『诗事新報』1892年7月20日。等也是基于与“东洋连横论”相同的想法。

“脱亚论”和“兴亚论”的最基本要点都是让日本成为亚洲盟主，成为强大的日本帝国，但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应该继续保全中国还是瓜分中国的这一问题，“脱亚论”和“兴亚论”的政策主张不同。但是，即使是“兴亚论”，虽然说是保全中国，但主张被保全的中国必须是不违反日本利权的中国，否则就必须改造它。因此，当时日本的“兴亚论”，在其主要的行动方针中，不仅仅是保护中国，而且还打算图谋“改造中国”，而改造中国的最终目的在于独占中国，近代日本对华政策的主线，正是以这种“奇妙”的逻辑继续下去的。

初期的“兴亚论”者多数都在提倡日中合作，例如，曾根俊虎等人继承了以佐藤信渊、吉田松荫等提出的以国家主义为核心的“宇内混同”方案，设立了“兴亚会”。另外，白井新太郎，福岛种臣等人设立了“东邦协会”。1891年5月到11月，日本亚细亚论者樽井藤吉在《自由平等经论》杂志上提出了“大东合邦论”。“大东合邦论”的基本主张是，在“东亚振兴”的名义下，面对世界列强东进的日本，通过和朝鲜“合邦”、和中国“合纵”，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创立“大东”国。这个三国一体化的核心是日本，因此“振亚”、“兴亚”等的口号更加具体化了。

特别是，樽井藤吉建议，由于中国受到欧洲列强瓜分的危险，所以“日本对清国的开明有指导作用”②樽井藤吉著、影山正治訳『大東合邦論：現代訳』、大東塾出版部、1963年、15頁。，矢内原忠雄则提出，“大东合邦的事，对清国有指导作用”③矢内原忠雄┍超帝国主羲論について┘、『矢内原忠雄全集』第四巻、岩波書店、1963年、24頁。，清政府应与日本联合对抗西方，由此提出了“中国保全论”。另一方面，关于亚洲门罗主义，樽井藤吉从进化论的角度提出，当时的国家关系中有“竞争”和“亲和”两种形式，在像欧洲一样“异民族混合社会”中，竞争带来了西方文明。但是，东方社会有以传统儒教伦理为基础的“亲和”文化，不适应西洋的竞争。从这个视野出发，应该“保护中国”，“亚洲的事应该由亚洲人解决”，这种亚洲本位主义的伦理进一步扩大了日本的国家主义，也为之后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的“王道论”提供了理论准备。

冈仓天心也曾有着与樽井藤吉相同的政治历史观，提出过“亚洲一体化”的口号④記念事業会編纂『阪谷芳郎伝』、1951年、160—161頁。。对于西方社会的“竞争、自由”，冈仓天心根据东方社会的“和谐、统一”的想法，提出“亚洲一体”的观点。但是冈仓天心追求的这种“文化一体性”，是以日本文化为中心，把亚洲文化合并为“亚洲文明博物馆”⑤宇野俊一『日本历史』日清、日露、小学館、1977年、120頁。为前提的。因此，冈仓天心的主张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提出的这种“亚洲文化一体化”，随着此后“大东亚洲共荣圈”思想的出现一步发展为“协和文化”。

“中国保全论”的发端，是1884年在朝鲜发生的“甲申政变”，当时还是作为“东洋连横论”表现出来的。事变结束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交涉善后问题。这时，伊藤博文把日本和中国称为“鹬”和“蚌”，将西洋列强比喻为“渔夫”。他说:“西力东渐之势不可遏止，鹬蚌相争，渔人得利”。⑥高橋龟吉『日本近代経済发达史』第一卷、東洋経済新報社、1973年、253頁。实际上，在“甲申政变”之后，当时日本的财政、军备尚处于弱势，并没有达到战胜中国的必胜条件，1882年，日本天皇以诏书的形式开始实施大规模军备扩张计划⑦『明治大正財政詳覽』、東洋経済新報社、1926年、2頁。。在这种情况下，伊藤博文和明治政府采用了缓兵之计，说服李鸿章与日本签订条约。通过中日《天津条约》⑧中日《天津条约》是指1885年4月18日，中国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在天津就朝鲜问题签订的条约，又称《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或《朝鲜撤兵条约》。的签订，朝鲜局势暂时平静。

在政策实施方面，“中国保全论”出现的最直接契机是在1897年的“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沙俄以“功劳”为理由，于1896年与中国清政府缔结了《中俄密约》。1897年，占领了胶州湾。

同一时期，列强诸国瓜分中国。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了“保护中国”的策略，动员舆论，提出“中日联盟论”、“中日同文同种说”等。在日本政府的推进和支持下，1899年末，犬养毅率领的“东亚会”和公爵近卫笃麿所率领的“同文会”合并为“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会”纲领第1条是“中国保全”。

1898年4月，日本驻中国公使矢野文雄代表日本政府，强行向中国政府提出“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让与或租与别国”①大津淳一郎『大日本憲政史』第四卷、宝文館、1927年、648—649頁。，要求将福建纳入日本势力范围，这正是“中国保全”和“中日联盟论”等论调的实质。从甲午战争以后，凡是日本人所提倡的亚洲主义，从根本上来说都起了助长日本侵略的作用。不管提倡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不以变革中国体制为前提的“日清提携论”，其结果都掩盖着日本对亚洲的侵略，促进和助长了这种侵略。②高橋龟吉、『日本近代経済発逹史』第一卷、319—321頁。

如上所述，从幕末到明治时代，日本近代历史上出现了重要的转折点，在同一时期，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被瓜分危机。在当时的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出现了“中国保全论”的观点，无论是“大东合邦论”，抑或是“兴亚论”、“东洋连横论”等，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国保全论”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即幕末时期的“中国保全论”中，最根本的目的是追求东亚的独立，试图打破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的“华夷秩序”。明治以来的“中国保全论”，则试图打破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试图独占中国。在实现这些目的的过程中，日本以国家主义的“亚洲复兴”、“保全中国”为口号，为将来的发展准备时间，对近代日本社会的舆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与“中国保全论”相对立的“中国分割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国分割论”是指，日本以与欧美的协调为前提，与欧美列强共同分割中国的思潮，这种思潮与“脱亚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1885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中撰写《脱亚论》③福沢諭吉：┍脱亜論┘、『诗事新報』1885年3月16日。，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福泽在同一社论中把中国和朝鲜视为野蛮的国家，被认为是日本的“恶友”。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④橋川文三┍近代日本指導者の中国認識┘、『中国』50—53頁、1968年。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脱亚道路，旨在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体制内的近代国家。此后，“脱亚论”成为了国民舆论的主流，不仅规定了其后的日本近代化方向，也对日本的东亚政策赋予了思想上的依据。

1885年“脱亚论”出现的背景是在明治初期日本发生的关于“征韩论”的争论。清朝政府对朝鲜的影响力，对日本来说是解决朝鲜问题的障碍。特别是，1884年发生的“甲申政变”进一步加深了中日之间的对立。事变后，朝鲜的亲日势力被排除、削弱了，给日本朝野的对中强硬派带来了很大的刺激，“脱亚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脱亚论”总结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反清意识，在思想意识方面开始向进军中国大陆做准备。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战后缔结了《马关条约》，“华夷秩序”受到最后一次重击彻底崩溃了。日本摆脱了东亚传统的主从体制，进入了欧美列强的行列。之后，日本以“脱亚论”为思想基础，把“中国分割论”作为具体的政策方针，一方面对欧美列强采取协调政策，另一方面与列强诸国一起，开拓亚洲市场，侵略中国、朝鲜。其结果，通过缔结三次日英同盟和三次日俄协定等，日本与欧美进行了共同瓜分东亚的活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的要求，同时，放弃从明治以来被固守的对欧美协调路线，一度陷入了外交孤立的境地。其后，日本认识到作为后进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困难，再次回到对欧美合作的路线，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元外交”。

如上所述，明治初期以后，受国际条约体制影响，日本从亚洲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倡“中国保全论”，同时采取对欧美协调主义路线，实行与欧美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中国分割论”。基于“脱亚论”为基础产生的“中国保全论”与“中国分割论”作为近代日本对外战略思想的两个主线，与日本当时的对外政策结合，构成了明治思想的虚像和实像，对近代日本试图建立新东亚秩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四、“脱亚论”的发展、演变与影响

发端于日本明治初期的“脱亚论”，作为近代日本的主要对外认识，与明治政府在对外政策上高度融合，对近代以来的日本对外战略思想及其政策运用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在思想上，“脱亚论”直接导致近代以来“大日本主义”思潮的泛起与发展。

“大日本主义”思潮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早在近世末期，当时的思想家佐藤信谷（1762—1850）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日本天皇的使命是“安抚世界万国苍生”，主张先占领中国，使“全世界皆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①[日]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以吉田松荫为代表的幕末、明治初期的下级武士们大部分都具有这种“爱国和侵略”双重性质的思想。

明治维新以后，在“富国强兵”政策下，日本的军事工业不断发展，为日本的扩张政策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脱亚论”的兴起，基于对日本文化优越性的意识，“大日本主义”思潮逐渐泛滥。“大日本主义”思潮的理论表现是“天皇中心主义”以及“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主张“日本民族优越论”、“日本文化（或东亚文化）优越论”，在日本存在的各种法西斯理论也大致是“大日本主义”的变种。

“大日本主义”所提倡的不仅仅是“主权线（指日本本土）”，也要保护“利益线”。根据这样的理论逻辑，日本可以超越其“主权线”，保护其“利益线”，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张。

与“大日本主义”相反，“小日本主义”主张通过改革内政，促进个人自由和活力，并立足于产业主义、个人主义，实现利国富民的目的。小日本主义的核心是“产业立国论”，主张扩张领土只能使邻国成为敌人，无法获得经济利益，因此提出，“将国民的全部力量投入学问技术的研究和产业的进步，不需要建兵营学校，不需要造军舰而要盖工厂，以军费投入和平产业”。

事实上，“小日本主义”在近代日本未能深入人心，与之相反，“大日本主义”思潮迅速膨胀，并与大陆政策相结合，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大日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德富苏峰（1863—1952）。1894年12月，德富苏峰推出了他的政论集《大日本扩张论》，公然宣称“扩张乃日本建国以来之国是”、“征清乃日本国是或国权中所固有”。另外，他还公然提倡帝国主义，提出“抛弃帝国主义等于抛弃日本的国策”，进而鼓吹“亚洲门罗主义”，主张“亚洲之事应由亚洲人处理”，其实质在于确保日本的亚洲垄断。在甲午战争之后，提倡“日本主义”或“大日本主义”的人物，还有高山樗牛和木村鹰太郎等。1908年，木村鹰太郎在他的著作《日本主义国教论》中，提出“放弃进出主义者则必至放弃其国家”、“国权之扩大既为吾人所最重，则军备之扩大自是头等大事”。1913年4月到6月，三浦铁太郎在《东方经济新报》上连载了一篇题为《大日本主义或小日本主义》的论文。1921年7月至8月，石桥湛山、三浦铁太郎连续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文章，石桥湛山发表了一篇题为《大日本主义的幻想》的长篇社论，指出“大日本主义是依靠领土扩张和保护主义，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①李家振：《甲午战争百年志》，《日本学刊》1994年第5期。

“大日本主义”与“脱亚论”同出一辙共同鼓噪，成为战前日本的主流思潮。其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们继朝鲜之后占领了中国东北“满洲”，继“满洲”之后，占领“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又侵占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等，占领了拥有五亿人口和70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第二，在政策上，“脱亚论”直接影响到近代以来日本对东亚的扩张政策。

近代，在欧美列强侵略东亚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明显不同的两种侵略模式。一个是以沙俄为代表的武力扩张模式，其发展目标是占领东亚国家的领土。第二个是以英国和后来的美国为代表的经济扩张模式，其发展目标主要是侵占被占领国家的经济利益，尤其是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机会均等”原则为核心，寻求贸易机会，开辟国际市场空间。在日本，出现了经济扩张主义和武力扩张主义等两种对立的扩张模式的争论，日本试图依据“脱亚论”的政策思路，在武力侵略的基础上，利用对外贸易、投资、移民等手段扩大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同时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

所谓经济扩张主义，是参考了西欧北美列强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他们在海外商业活动和移民意义上的殖民活动经验。例如，欧美旅行记《新立国》（1892年）提出，日本应和欧洲一样，通过海外移民和贸易，成为具有扩张性的强大民族。②Akira Iriye，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97—1911），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pp.17—25.而稻垣满次郎的《东方策》则表示:“如果国家要建立长期的计划和目的，如果想实现富强，必须成为世界工商业的中心，而且要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而日本则具备成为这样的中心所需要的优越地理条件。”

另一方面，武力扩张主义作为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另一种选择，同样是在明治维新后兴起的，并且呈现出恶性发展的轨迹。军事帝国主义思潮的最早期代表当推头山满等人发起组织的“玄洋会”及其支部“黑龙会”。这两个右翼团体都大力宣扬天皇崇拜思想和国权主义，极力主张吞并朝鲜、侵占中国，并派遣会员潜入中国收集信息，谋划政治、军事阴谋。③时殷弘：《和平扩张·军事征服·商业福利——20世纪日本的选择和命运》，《日本学刊》2000年第2期。此外，明治重臣，曾经担任首相、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等职务的山县有朋也助长了这一思潮，他的安全观与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强权政治观相结合，变成了彻底的帝国主义，在山县有朋的一手操纵下，日本“大陆政策”正式启动。

此外，在思想界，福泽谕吉作为日本近代最有名的思想家，主张为了日本自身的安全或是“守护东亚”，必要时武装起来入侵朝鲜和中国，并将其“文明化”。他虚伪地说，甲午战争是“一种宗教战争”，“这是一个文明发展的国家和企图扰乱文明过程的国家”之间发生的“一种宗教战争”。④Akira Iriye，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97—1911），p.192.

综上所述，随着欧美列强入侵东亚，明治时代日本出现了“脱亚论”的社会思潮，“脱亚论”与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高度融合，对近代以来的日本对外战略思想及其政策运用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脱亚论”思潮的影响下，“大日本主义”思想甚嚣尘上，日本逐步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最终走向灭亡。战后以来，在“吉田主义”的指导下，日本汲取战败的深刻教训，调整国家发展方向，在经济发展优先的原则下，致力于“亚洲主义”与“欧美协调主义”双重并进的政策，确保了战后以来70多年的和平发展。历史证明，对于日本来说，立足亚洲，坚持与东亚国家一起进行和平发展、致力于经济合作共同繁荣，才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