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挹澧

1 引言

风土建筑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它较少受正统礼教的束缚，是在民族和地域生产生活、历史文化、传统民俗和审美观念的影响下，因地制宜地生成发展的民间建筑。它植根于乡土文化之沃土，独树于建筑文化之中，不一定很古老，也可能不属于任何一种著名的历史建筑风格。风土建筑包括地方民居、民间公共建筑、民间宗教建筑、地方风俗建筑，它寓于风土环境之中，与环境融为一体，是中华民族传统建筑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精神所在。李约瑟曾说：“再也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于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这个‘人’并不是社会上的可以分割出来的人。”[1]风土环境由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建筑环境）和民俗环境组成。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不言而喻，民俗环境是一些民间习俗事项所限定的空间和场所，如湘西村落中的晒坝（歌场）、井台、渡口等。它们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建筑环境、村落、城镇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对冷酷无情的“现代建筑”提出疑义的今天，这类建筑中蕴藏的原始的、温暖的、纯粹的人性，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和感染力。[2]1-2

2 湘西风土建筑的历史文化渊源

湘西在湖南省的西北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地区，旧时书籍中提起湘西，常常以沅水流域各县作为主体。从历史角度看，湘西是古代荆蛮由云梦洞庭湖泽地带被汉人逼迫退守的一隅，这一地区并不很大，历史上属古代楚国，在历史、文化、民族等方面，有着一些共同的渊源。但这一地区并不完全等同于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行政区范围，还可延申到古代同属楚地的鄂西—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地理单元，我们暂且称其为“广义的湘西”。年龄稍长的人，对旧时湘西的印象是“野蛮而神秘”，具有奇花异草、野人神话，令人神往倾心的地方。湘西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湘西孕育在绚丽多姿的自然环境之中，长期以来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到过这里的人，都对她的山川景色、民族风情赞不绝口。声名远扬的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作为自然遗产于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它的介绍见诸许多书籍、画册，不再赘述。来到湘西，足迹所到之处都是奇峰悬崖、清溪瀑布、峡谷异洞。比较著名的还有天门山、不二门、猛洞河、茅岩河等景区。遥想当年，没有那么多的旅游者蜂拥而至，陶渊明或许就是在神秘的湘西，寻觅到了桃花源的原型，有感而发，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桃花源记》。

巫楚文化的幻想情节关于土家族、苗族的族源，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有各自的研究及说法。酉水流域、武陵山区是古代土家族先民繁衍生息的地方。酉水发源于湖北省宣恩县境东的将军山，经四川后东流至八面山南麓的烂泥湾入湖南省，经龙山、保靖、永顺、古丈等县至沅陵汇入沅江后，经常德注入洞庭湖[3]。秦汉时期，酉水就以酉溪之名著称，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一条文化河流，在民族史上，是巴“蛮”和荆“蛮”遗裔集中的聚居区域。苗族先民从黄河流域和江淮水乡经过长期战争迁徙，逐渐从洞庭湖溯沅江而上，一部分在荆楚地区定居下来。他们不断扩大疆域，立国号为楚，到春秋时期成为南蛮15个氏族中的大氏族。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写道：“在广大国境①指战国时期的楚国国境。内有苗族、华族和许多其他小族，居民互相间交流文化，产生以巫文化融合华夏文化为基本的楚文化。各族也就在同一文化中大体融合了。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4]楚国贵族确是苗蛮，楚民大部分是苗降于华夏部落中的荆蛮。

湘西的神秘，与促进社会发展的巫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楚文化始于西周早期，楚国始封之时，至秦克楚，历经了好几个世纪。成熟的楚文化，是以萌芽型的楚文化为本源，以华夏文化为主干，蛮夷文化为助力，在这些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楚臣子囊语），是庞大的楚国和灿烂的楚文化的气魄。尽管如此，楚人对自己的祖先作为天与地、神与人的媒介的传统始终不忘，他们的精神文化比中原的精神文化带有更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气息、神秘意味和浪漫色彩，逐渐形成南方流派。[2]II

传统楚文化源于巫文化，楚乡民间，巫风极盛。当年上至帝王，下至部落首领，身兼巫职者颇多，如夏禹就不仅是一位隆祭祀、敬鬼神、重乐舞的帝王，也是一位大巫。东汉之后，道教兴起，佛教传入，巫教逐渐衰落，但巫和巫术活动在苗乡却一直盛行不衰。据考证，“巫”字“像人两袖舞形”（《说文解字》）。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郑玄《诗谱》[5]，是古代专职的神职人员兼舞蹈家。巫祀常以民俗活动形式出现，有些则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巫风渐渐淡化，成为乡土文化的组成部分。民间的巫师多是优秀的民歌手，那些野性的歌也被带到傩文化之中，巫师们穿着法衣是唱神歌的专家，脱去法衣又是唱民歌的能手，他们唱的许多歌中，神变成了情郎，歌妹变成了情妹，神与巫的关系成了情人关系，通过民间祀神的活动情景，散发出馥郁的南楚乡土气息。[2]II

再者，提到巫楚文化，就会联想起同样为沅湘大地润泽生长的两位大文豪，屈原、沈从文先生，其中屈原的《楚辞》被誉为巫楚文化的杰出代表。经文坛专家考证，《九歌》就是在沅江流域民间祀神歌舞的基础上润色加工创作的。沈老关于湘西题材的作品问世，多数在1935年之前，如《边城》《萧萧》等不朽之作。当时湘西可谓“地方安宁，海县清一”，作品里的“静”较之外界来说呈现出闲适安宁，活跃于其中的人物是何等的纯朴善良、勤劳果敢，并富有艺术审美精神。有位作家曾经赞誉沈老这一时期作品中的“美”“幻”“静”，是一代乡土文学家永远的文魂，并似曾提曰，“静”的伟大当之无愧。在他们作品中流淌的艺术灵性，许多很美的文字和用文字作的很美的画卷，其中的烂漫童真、诗情画意，令人陶醉神往，引导人们从更本原、更深的层次认识湘西和它的浪漫与神秘。[2]II

特殊的地域与民族性过去外界对湘西的印象是匪患肆虐的不毛之地，其实这是对湘西的误解。进入湘西，眼前就是叠岩突起的崇山峻岭，容易给人湘西环境十分险恶的印象。在旧时代（1935年之前）湘西既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只是靠一条急湍的河流与外界沟通。而这唯一的通道，很多河段在秋冬两季都不能通航，可以想见地区环境的闭塞程度。这使得外部势力不易渗入，加之湘西地处湘、鄂、川、黔四省的交界处，是行政无暇顾及的三不管地带，自然使湘西相对外界显得更加闲适安宁，神幻静谧。旧湘西的经济十分落后，唐宋时期，中国的封建地主经济已进入繁盛时期，但湘西还是“喜渔猎，不事商贾”的原始渔猎生活方式。直至清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引进了外界先进技术和人才，湘西才进入封建地主经济时期，但地域的闭塞和民族的拒外心理，使得经济发展仍很缓慢。方圆数百公里，人口只逾百万，生活在这里的主要有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由于长期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使得他们在保持纯朴的同时，形成强烈内聚力和民族拒外心理。在内部他们团结和睦，一家有难百家帮；对外界特别是统治者则同仇敌忾，以死相拼，形成了湘西彪悍果敢的民风。所谓匪患，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土家族、苗族人民对统治者的抗争。[2]I,II

3 湘西民居

3.1 湘西民居的平面布局与特点

3.1.1 平面布局的核心——堂屋与火塘

湘西包括土家族、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民居，都是以堂屋为中心组织室内外空间，使堂屋成为平面布局核心的内在原因是民族信仰和宗教崇拜。祭祖、求神是苗族的习俗，村寨中有祭祀的场所，家中有供奉祖先和神明的位置。土家族的堂屋在后部设有祖坛，位置与苗族无异。堂屋既为人用，也为神居，既是家庭劳作、休息、婚丧嫁娶、筵宴待客的场所，又是人神相通，与祖宗对话的空间媒介。复合的精神空间与实际功能是堂屋的主要特征，住宅的其他功能围绕堂屋展开。[2]125

湘西土家族、苗族民居的火塘位置偏于一侧。“三柱六棋”的土家族住宅，“三开间”中间为堂屋，左右两间是“人间”，即住人之意。“人间”又以中柱为界分为前后两小间。土家族沿袭母系社会遗俗，以左为上，父母居左侧“人间”后小间，前面小间作厨房，设火塘；晚辈居右侧“人间”。苗族部落曾居中原，由于部落战争，被迫往西迁徙至湘西一带，东方是他们眷恋之地，因此苗族的父母卧室及火塘间多设在东侧；也有以左右来区别姓氏的，火塘因此左右相分。苗民依循着这些道理或规矩建造房屋，设置火塘，或左或右并不影响火塘的功能与作用。火塘间源于原始的灶坑，煮烤食物、御寒取暖、除湿和防卫照明是它的初始功能，各家虽都有独立的厨房，但火塘仍难以割舍，常年烟火不断也不全为功能所使。人们从对火塘的物质需求进而上升为神圣崇拜，踏越火塘有禁忌，周围的座位有尊卑次序，人们围绕火塘休息谈天、进餐待客，火塘间成为家庭活动的主要空间。[2]125-126

图1 湘西民居基本单元“间”的变异

3.1.2 民居的布局特点

体态自由、秩序明确 湘西地区山峦起伏，河流纵横，地形地势呈现出三维空间特性。遵从自然、巧于取舍，是湘西民居布局的特征之一。又为节约用地，避让路径、街巷和邻舍，房屋不强求端正坐北朝南。房间可以不方，院落可以不整，也不恪守常规的结构逻辑，空间形态体现出一种洒洒脱脱、随心所欲、粗放浪漫的情调。内部空间集多种功能于一体，如苗族某些住宅仅卧室加以围隔，其他各部分是一个大而敞的空间，使用灵活自由。从大门进院落，再进堂屋、火塘间，主卧、次卧以至其他部分，秩序井然，序列明确，私密性的梯度也自大门至卧室依次逐渐加强。在自由的格局中求得秩序是湘西民居布局的主要特征之一。[2]126

开合有度、公私分明 湘西民居的堂屋，常在正面全部打开，使堂屋与室外院落空间完全融通，有利于通风采光。其他房间则开窗很小，一般只设1 m见方小窗，有的房间是盲窗。至于卧室因面积较小，一般不开窗，有条件的仅在卧室顶部覆亮瓦，形成采光天窗。苗族似对光线的需求不高，卧室极为封闭幽暗，堂屋异常开敞，家庭内部公私界线分明。湘西民居的封闭性，甚至表现出反气候的特性。由于防火及解放前长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带来防盗的需求，有些民居外墙用土坯石块封严，出檐也很小，给人以厚重之感，有异于一般的南方民居。[2]127

3.2 湘西民居的平面类型

3.2.1 基本元素——“间”

传统民居是由相应的基本元素按一定的方式组合而成。诸多基本元素构成一家一户的整体形态；诸多整体形态又是构成丰富多变的村落和城镇形态的“基本元素”。湘西民居亦不例外。[2]127

“间”是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组合的基本元素。它由结构框架所限定，是房屋结构体系和建造技术的基本结构单元。常言的“三开间”“五开间”是指房屋的结构规模，而不是确切的空间概念。由于围护、分割方式不同，同一个结构单元可以变异出诸多空间形态，以满足居住的各种功能和要求（图1）。湘西民居的“间”，面阔一般是3—4 m，大的到5 m，进深6—8 m不等。进深大小以“柱”“挂”（“挂”同“棋”，设于柱间以“穿”支撑，供架梁用）作为衡量尺度，如“三柱六挂”“五柱八挂”“七柱十二挂”等。“五柱八挂四品房”即进深为五柱八挂三个开间的房屋。苗族地区，如吉首、凤凰等地进深多为“五柱八挂”；土家族地区，永顺、保靖等地进深多为“三柱六挂”；各民族混居地区二者兼或有之。[2]127-128

3.2.2 基本元素的组合方式和类型

“间”的横向拼接——“一”型。“间”沿横向依次拼接，形成三开间、五开间的“一”型布局，是湘西村寨中最常见的住宅形式。但即使是这种最简单的类型，在内部空间组织上仍可有所不同。为满足居住的其他功能需求，湘西民居常附以偏厦，加上围墙形成院落，成为一户“宅”。[2]130

“间”的纵横连接。“一”型是由“间”在横向拼接而成，如“一”型再在垂直方向加间，则形成“L”“门”和“口”型。“口”型平面，现在湘西已很少见。而在鄂西土家族地区，除以上三种类型外，还可以见到“串联门”型、H型、“口”型，以及由以上型组合的“复合”型平面（图2）。[2]130-131

两开间的纵向排列——狭长形。此种住宅以两开间为一组，沿纵向布置，适当部位设天井以为通风、采光之需，天井周围为房间、敞棚或回廊。这种形式多见于用地紧张的集镇，如吉首、凤凰、茶桐等集镇的商业街上，大都是两开间前店后宅形式的商住房。酷似大城市的里弄住宅，面宽窄、进深大，具有节约城镇用地的长处。[2]131-132

不规则型。地形的不规则，导致基本元素和空间整体形态的不规则。湘西人建房有特殊的能力，房间可以不方，院落天井可以不整，也不恪守常规的结构逻辑，唯有一点是必须遵从的，那就是不破坏地形和自然环境，与街巷、邻舍用地互相避让，是人们建房的准则[2]132。湘西民族文化中的防御心理，影响着建房对地形的选择。苗族自古就有“依山建寨，聚族而居”的习惯，建筑也往往是“择悬崖凿窍而居，不设裀第，构竹梯而上下，高者百仞[6]”。今天仍有苗歌唱道，“云筑路，雾当墙，苗家住在高山上”（土家族山人作词）。这种高山之巅的建筑、村寨，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使建筑环境形成了独特的气势（图3）。进入现代社会，此类村寨已成为历史遗迹。[2]135

3.2.3 辅助元素

亭、廊、楼梯，天井、院落、晒坝，大门与围墙以及衍生部分，既是居住功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又为居住整体的空间赋予多样变化，是构成了湘西民居特色的辅助元素。

3.3 湘西民居的外部造型

湘西民居的外部造型丰富多样，自由灵活。步入湘西的民族村寨，面前展现的是一幅长长的画卷：轻灵秀美的吊脚楼或融合在奇峰怪石间，或依附于河滩溪水旁，透出一股温文尔雅的气质；乱石交错的石墙面，笔直高耸的碉楼，雄浑古拙，显示出原始的粗犷与古朴。所有这一切都是依恋在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融合在大自然之中，显示出对自然的崇拜和原始的浪漫色彩。[2]133

3.3.1 造型与自然的融合

建筑显示出的美以广阔的自然景物为依托，而自然环境又因有了建筑的点缀充满了人的创造与活力。湘西民居与自然的融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古老的风水理论使建筑顺其自然：风水是对大自然的地形、地貌崇拜的结果，湘西民居以此决定房屋方位、吊脚楼的位置、大门开启方向等，使建筑寓于自然环境之中。②建筑体量、尺度与自然环境的谐调统一：湘西人对高山激流、大树巨石的超人尺度和巨大体量由衷地崇敬和折服，湘西风土建筑无论是群体，还是单体的尺度，都臣服于超自然尺度之下，依附在自然山水之中，反映出对大自然的遵从。③民居就地取材：天然的木材、青砖、灰瓦，使建筑的质感、色彩朴实无华，清新素雅，与自然融为一体；局部白灰、淡黄、灰绿、暗红的勾边装饰，又在自然环境中显示了人为的创造。这种不突出强调自己，不形成与自然的对立，很好地体现了湘西风土建筑的造型特点。[2]133

3.3.2 造型的非理性与偶成

我多看了几眼，猛然想起，这不是胖子当初“撒尿”时天天举着拍照的手机吗？我忍不住拿起来，信手划了两下。手机没有密码，打开就是相册。相册里没有一张风景照。

明确的轴线、对称的布局、严格的尊卑秩序，这在北京四合院，浙江、安徽民居中都有所表现，反映着汉族民居较强的世俗理性和伦理观念。但这种观念在湘西民居中却是较为淡漠的。湘西风土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理性的，充满着浪漫色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无明确的轴线和固定的方位：如吊脚楼往往加在建筑的一侧，削弱了平面的对称性。即使两边设吊脚楼，也并非完全对称。作为灶房、牲口圈、杂屋等辅助功能的偏厦、披屋，搭接随意，立面造型不强调对称、规矩，布置十分自由灵活。②构图上中心意识不强：湘西风土建筑在形体组合上，一切都顺其自然，构图往往无明确的中心，经常是“散点构图”或“多中心”构图，这也正是非理性和浪漫色彩的反映。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建筑主体部分因体量高大而决定了其主导地位，但它却往往不是视觉中心；相反，体量相对较小的吊脚楼，却因其轻巧的造型、优美的翘角和精细的装修而格外引人注目。③形体组合及交接的随意性：如建筑主体与吊脚楼，除直线相交外，也有不少斜向相交的；屋顶构架的随意搭接，不同材料的直接撞击，在湘西也是随处可见；围墙院门与主体建筑之间的连接形式多样，斜线、折线、曲线以及其他形式均有。这些都反映着湘西建筑建造中非理性的思维方式。[2]133-134

图2 湘西民居基本元素“间”的平面组合类型

图3 湘西山顶村寨

图4 土家族“L”型吊脚楼

图5 土家族“门”型吊脚楼

湘西民居多是分期建设逐步完善的，最初的立牌架即决定了宅子的规模，随后完成主要房屋的建设，各种辅助用房再随经济条件的改善逐年建造。这样的建造过程使不同风格、不同手法的新老建筑形象集于一体，体现出形体组合的“偶成”效果。

湘西素有“八山一水五分田”的说法，因此依山就势、顺乎自然、节地成为湘西建房盖屋的重要原则。“扶弱不扶强”，是湘西民间建房的口诀，所谓“强”是指较规则平坦的用地，“弱”指有高差，如陡坎、溪沟的不规则地形。所谓扶弱是将主体房屋端坐在平坦地形上，将吊脚楼挑出，或为干栏式置于陡坎或溪沟之上，弥补地形不足的同时也节约了用地，以朴素的哲理很好地解决了建筑与地形的关系。[2]135

此外，辅助房屋的搭建，构造和材料的运用也丰富了建筑造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湘西的全木吊脚楼。旧时代的湘西十分落后闭塞，长时期建房只用地方材料，即木、石、土，因此诞生了很多全木吊脚楼。这种吊脚楼的构架、外围护、内隔断，全部使用木材，甚至屋面也是由树皮铺就。虽然多是粗材庸木，但一经修饰，就无木不妍，无木不媚，显现出素雅、质朴、轻灵之美。现在这种全木吊脚楼已经所存无几。

湘西风土建筑的屋面形式多样，有歇山屋面、悬山屋面、带马头墙的硬山屋面、钻尖屋面（当地称冲天楼，结构独立，一般设于天井之上）等。同一房屋的屋面坡度也可产生变化，成为丰富湘西风土建筑外部造型的重要因素之一。[2]135-136

4 湘西风土建筑之瑰宝——吊脚楼

吊脚楼是湘西民居的精华所在，其形成与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有人认为它是由最古老的居住形式——巢居进化演变而来。虽说这一观点尚待进一步考证，但吊脚楼在湘西这片土地上发生、繁衍，并深深地扎下根来，得到人们的厚爱，是不容置疑的。吊脚楼对于湘西阴雾潮湿的气候和山中野兽虫蛇的侵扰，无疑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吊脚楼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结构形式——“挑廊式”与“干阑式”。

（1）挑廊式吊脚楼

挑廊式吊脚楼，因其自二层楼面结构挑出外廊而得名，多见于土家族地区。这类吊脚楼空透轻灵，文静雅致，高高的翘角、精细的装饰、轻巧的造型是它们的主要特点。其外廊可在一面、两面或三面挑出，居高临下，气度不凡。从吊脚楼与主体建筑的组合方式看，有设于主体建筑一侧的，也有分设于主体建筑两侧的。分设于两侧的吊脚楼又有左右不对称和左右对称两种形式。左右不对称的，是由于两个吊脚楼并非同一时期建造，可能出自不同工匠之手，建筑风格也不尽相同，但经民间工匠巧妙地创造出谐调的外观，形成“多样统一”与“偶成”的特点；两面同时建造的吊脚楼则风格统一，显现出稳重端庄的面貌。吊脚楼有两层有三层，以两层居多。在平面上有“L”型和“门”型两种。[2]138-141

湘西民间有“客不欺主”的建房口诀，这是吊脚楼建筑的组合原则，即主体建筑的开间、进深都大于吊脚楼，虽为一层但体量高大，屋脊也高于两层的吊脚楼。而吊脚楼部分，一般为两层两开间，相对于主体建筑来看，层高低、开间小。但是，由于吊脚楼通透的支柱、轻灵的翘角、细致的装饰及色彩，有意或无意地加强了视觉上的冲击力，使其成为视线的焦点，主体反倒颇受冷落。另外，民间工匠们凭着朴素的直觉，悟到了步移景异、对景借景之妙，巧妙地选择吊脚楼的位置，常将其置于主要道路或出入路径的底景位置，使吊脚楼首先映入眼帘，形成了最佳的观赏角度。[2]139

土家族吊脚楼与主体建筑结合比较随意，常保持一种若即若离、似连非连的关系，有些吊脚楼与主体建筑呈不规则的钝角斜向相交，屋面的交接与屋架的过渡无定式。自然而无矫揉造作的处理手法到处可见，歇山顶的两脊起翘也较高。有的土家族吊脚楼下部设45°角斜撑，类似撑拱，取自天然曲线形木材，显现出轻巧、空灵、秀美的独特外观（图4，图5）。苗族的吊脚楼与土家族的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苗族大多数吊脚楼为了防盗，在挑廊之下用砖或石材等做外部围护，道光《凤凰厅志》卷十一《苗防一》记载：“牛马鸡犬杂处其旁，不嫌其秽，盖防盗也。”[7]在体形组合与交接上，苗家吊脚楼相对土家族的更显严谨，由此也就带来了稳重、厚实及较封闭的外观（图6）。[2]139-140

图6 苗族“门”型吊脚楼

图7 沱江吊脚楼

（2）干阑式吊脚楼

所谓“干阑式”就是底层架空、上层居住的一种形式。它也由古老的巢居形式演变而来。《旧唐书·西南蛮传·南平僚》云：“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8]栏同阑，建筑学上所称“干阑式”吊脚楼也有类似的特征，故由此而得名。此类吊脚楼，在湘西多见于苗族地区。

挑廊式吊脚楼多散布在崇山茂林之中；而“干阑式”吊脚楼往往以群山为背景，与河流急滩结下不解之缘，成群连片，浩浩荡荡地沿河岸或山坡峭壁展开，与地形完全契合。整个建筑群从河岸、陡坎处向外伸出，下部由杉木支撑，底层全部架空。吊脚楼下的木支撑，常大小不一，排列不整，甚至东倒西歪，呈现出似乎破败的原始美。干阑式吊脚楼多为二层，局部三层，其外观主要特征是悬山屋顶，在阳光与阴影的衬托之下，檐口、腰檐及其下的带形窗，连贯多层的水平线条与下面纵斜交错的支撑形成强烈的对比。嵯峨、雄浑、粗犷的风姿，展现了一种原始的野性美。在湘西历史文化名城凤凰沱江镇，沿沱江岸边展开的吊脚楼与河中急驶的小舟、岸边洗衣的妇女构成了极富乡土气息的图画（图7）。河岸边的吊脚楼群，常在一定距离设一过街楼，人们可沿其下的石阶直达河岸码头。还有一些过街楼式吊脚楼，设在一条街的起始户，方便邻里通过。也有的过街楼建于水边，河中船只不论是上行还是下行，都能欣赏河畔这一优美的景观。[2]141

图8 峒河吊脚楼

图9 某河岸吊脚楼

图10 拔茅村吊脚楼（图片来源：魏挹澧提供）

吉首市峒河岸边的吊脚楼悬出于峒河之上，下部支柱直接落在嵯峨的河岸巨石上，绵延百米有余，呈线形群组，起伏跌宕，轮廓层次变化丰富。可惜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场火灾，使这一壮美吊脚楼奇观所存无几，实在令人惋惜（图8，图9）。拔茅是酉水岸边的一个小村，全村由两条沿河交叉的小街组成，呈八字形，由于水位常年偏低，由河岸至河床沙滩高差约十余米。小村地势险要，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沿着酉水及其支流拔茅溪的一面，是两条弯曲连绵的吊脚楼群，吊脚楼的背面，就是拔茅村唯一的两条小街。在酉水与拔茅溪交汇处架设有风雨桥，将两条街相连。由于河床很低，桥似天堑，又为小村增添了一景。高低参差的吊脚楼，不仅很好地适应了险峻的自然地形，也使村镇面貌呈现出气势磅礴之美（图10）。[2]14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