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

公元1056年，38岁的曾巩终于迎来了人生短暂的安歇期，在过去的20年，原本才华名满天下的曾巩由于父亲的突然罢官而不得已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曾巩的爷爷和父亲辈有13位考取进士，但随着父亲的罢官，家庭顿时没了生活来源，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孩子多（5个儿子，10个女儿），一家老小的生活，全部压在了曾巩身上。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曾巩几乎跑遍了全部国土，维持生计，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因而几次落榜。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曾巩对国家的经济和民生有了深入了解，这使得他不断倡导改革，并以一个落榜生的身份上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还极力保举王安石，成了一段令人敬佩和有点好笑的经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商人也好，农民也罢，他的文章开始名扬天下。这一年，稍微挣了点钱的曾巩拿出全部的资产开了一个书院——兴鲁书院，天下才子纷纷到来，欧阳修和王安石也应邀讲课。

由于曾巩对社会有着多年的敏锐观察，所以他倡导的政治路线还是具有丰富领域经验的，不似夸夸其谈的文人政治家。那么，一个好老师、一个好校长，如何设计好的教育路线呢？一所新的學校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模式呢？

曾巩还是有着独到之处的，在宋朝曾巩的名声比三苏要大，其原因在于他与著名的文学家的交流要比三苏多，其经学早已名满天下，藏书也比任何一位唐宋八大家的藏书多得多。曾巩就是用这样一个靠近当代文学最前沿的方式，为他的兴鲁书院注入了活力，一所刚刚成立的学校就这样成了远近闻名的名校。人们一般不知道的是，曾巩带着自己的3个弟弟2个妹夫参加考试，全部考中进士。后来10年之内，又有4个曾家人和多个曾门弟子考中进士。

而曾巩故事的教育意义在于，曾家也许智商比较高，但是曾巩的几个妹夫考中进士却是人们不得不重视的事情。绵延800年的兴鲁书院并没有像今天很多名校一样总结出什么教育方法，但曾巩在经济、文学、政治上的“领域经验”，在我看来是远远高于教育方法的。

如果说曾巩作为一个教师直接带出十多位进士成为最著名的教师的话，那么英国科学家卢瑟福是比曾巩更牛的一个教育家了。1919年，49岁的卢瑟福接到导师汤姆逊的邀请，担任第四任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已经名满天下的卢瑟福自己都没有想到，之后自己的学生会有14位获诺贝尔奖，更想不到的是会有20位顶级的科学家出于他的门下，他们是：玻尔、威尔逊、里查逊、查德威克、阿普顿、布莱克特、鲍威尔、科克罗夫、瓦尔顿、卡皮查、索迪、阿斯顿、亥维赛、哈恩。只在青年时代当过中学教师的卢瑟福当然不会有更多的教育理论和经验，但是与曾巩一样，为人敦厚和善的卢瑟福以出色的领域经验，带领一大批顶级的科学家创造了一个物理的黄金时代。

在管理界，有几个驱动的思维成为模式影响着人们对于经营、团队、组织的效率。

目标驱动，是德鲁克的模型，即把目标分成子目标，子目标达到总目标就会达到。在此管理思路的驱动下，办一所名校的目标是高考，那么一模（考试）就要好，一模要好就要高中提前一年把课程学完，高中提前学完课程就要找好的生源。目标驱动本身没有什么错，但目标一旦错了或者偏差了，就会谬之千里。例如，卢瑟福所在的学校如果把目标定在诺贝尔奖而不是科技创新成果，那么就不会有玻尔这样离经叛道的科学家出自他的门下。

过程驱动，是戴明的管理思路。德鲁克和戴明有点水火不容。在目标并不能直接和努力有因果关系的时候，戴明所倡导的PDCA过程管理的追求使企业管理变成可控的事情。

过程驱动之后的管理发展，呈现出一种与IT高度融合的趋势，管理不离开IT，IT不离开管理。上世纪70年代软件业快速发展，对于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目标不明确、过程黑箱的项目管理，美国军方一筹莫展。这时，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提出了一套基于能力的管理，将供应商的能力分成初始、可重复、标准化、量化、优化5级，在什么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对供应商的能力进行管理，这是一件靠谱的事情。

2012年我回到敬仰已久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时，发现这里的元老还都在，大名鼎鼎的几位教授与我聊了一下午也没人找。他们都70多岁了，看得出除了我这个来自中国为他们讲CMM标准引进中国的国标的人对他们还有点兴趣外，美国的年轻教授已经快忘记他们了。能力驱动已经被技术驱动所颠覆，不断翻新的开源硬件和开源软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靠谱的规划，然而在社会网络的迭代下，效率往往比所谓按照CMM的登月计划的软件开发的方法更高效。技术驱动由于不了解业务，失败率更高，然而由于风险投资和快速迭代的作用，技术驱动的车轮还是迅速碾压了逻辑上振振有词的管理思路。

个人端的软件全面被技术驱动占据优势的时候，B2B业务的不可逆转性还是给聚焦业务思路留出一丝生存的空间。从上世纪60年代左右开始的面向对象的管理，到90年代延伸出来领域驱动的开发方法。一所学校的设计和软件，正如曾巩和卢瑟福的学校一样，是不能用不靠谱的技术驱动实验的。学校的设计需要懂教育的人来设计，而懂教育的人最好不是空对教育信口白说，像曾巩那样对社会敏感的专家和卢瑟福那样本身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说服力，比教育理论要有力得多。于是，从十年前开始，教育界的管理从现代教育、网络教育转向了领域驱动。

2016年我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时，发现下属的20所大学的CIO基本上不是技术出身了，都是来自物理、化学、生物、文学院的教授，他们并不一定具有教育学的背景，却都是富有经验的院长出身，都是业界出色的领域专家。由领域专家领衔的信息办，与信息专家最大的不同是，大幅度减少了技术上硬件的投入，将硬件、软件、数据服务的比值变成了1∶20∶200。

《领域驱动设计》是一本IT设计的书，它提前15年成为主流领域驱动的理论，来自计算机学家ERIC EVANS的解释如下：

应该建立一种领域业务专家和开发者一致理解的项目通用语言，领域专家与开发人员使用一致的语言体系和行话；重视业务模型，不应该过早固化规则和模型，以免高额的维护代价；适度完成初始任务，每一次迭代都会对前一个模板的功能提出令人兴奋的整合与细化意见；尽量避免开发角色划分使得业务模型与开发实践分离；开发过程是迭代的；开发人员与领域专家关系密切；主要的焦点不应着眼于技术本身而应该在领域和领域逻辑方面；极力反对前置设计，抛弃那种业务不明确就立标准的想法，将大量精力用于沟通和迅速转向能力；每个阶段可运行最简单事物；领域模型的重点不是一种开发人员的ER图，而是要表达思想；开发时尽量使用业务专家可理解的原型，原型应该具体化，能使领域专家更加清楚模型的含义和关联；开发人员重点在于领域知识的消化，领域模型的不断精炼化，而不是机械地产生新的功能；领域和核心是业务模型，业务的核心是逻辑，逻辑应该和界面分离，不要让不重要的事情干扰业务主逻辑的运行。

领域驱动的教育的容易理解的直观变化就是，一所学校的大楼或者一所新学校的校园的设计者不再是后勤部门，也不再是著名的设计师，而是校长，这位校长不再是夸夸其谈的教育理论家，而更可能是一位出色的化学家和文学家，文学家和化学家要想设计一所好的学校，不在于自己文学的成就，而在于专业的视野和自信心。

今年暑假，我与一位一流大学的化学专家见面。整个暑假他都在忙一件事情，就是为上海（或者教育部）编写新的高中化学教材。作为教授他告诉我，他等这一天等了很多年，这些年最不能容忍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告诉他，中学课本就是这么教的，而所教的不仅过时，还可能严重错误，这位化学家认为自己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那就是不能再让只懂中学化学的教师编写中学化学教材了，只有顶级的化学家才明白中学化学课所需要的领域知识。

我又征求了几位其他学科比较知名的领域专家的意见，他们对于中学教材普遍的意见是：①物理教材停留于麦克斯韦和牛顿力学，而影响现代人最大的是量子力学及其哲学思辨；②生物教材对分子生物学的盲区使得中国国民普遍对转基因出现误判；③化学教材的训练不足使得朋友圈营养学伪科学乱传；④围绕力学和材料计算为核心的微积分教材基本是100年前的思路，而现代AI和计算机类的科学更需要将矩阵加入中学教材。

过去我们说业务导向，它与领域驱动最大的不同在于，业务导向是一种思维，领域驱动由于是一种编程方法，并且近年来不断被迭代和实用，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可复制的、可操作的和不断被验证的实践。这种实践，不仅仅可以在教育信息化上发挥作用，更可以几乎原样照搬到教育管理和教育设计的所有过程。领域驱动不同于教育专家驱动，关注于螺蛳壳里做道场，而是从更高、更直接、更靠近尖端的模式，直接碾压不管是对的还是错误的教育理念，不是教育理念和方法对与不对、怎么教的问题，而是教什么的问题。

回顾教育届三千年发展，观察著名教育家的背景不难发现，教育家往往先成为领域专家，才能在教育届一展才华。再观察微观的家庭教育，父母专心于事业的领域榜样，往往比父母花心思使用“教育方法”让孩子走得更远更稳。

领域驱动并不是让没有领域制高点的教育学者和专家无所事事，而是要促使他們紧密地依托领域做好教育的事情，不是封闭圈子搞教育。例如，教育的三个最重要的模型——知识、技能、体验，都要和领域密切对接：知识要以领域为导向力争10年不过时；技能要以领域的工具为标准力图20年不会忘记；学生学习的体验要以领域的制高点为标杆力图30年不可磨灭。教育中最重要的服务——资源服务、学生活动服务、评价服务，都要与领域高度互动，以领域资源为标准，以领域评价为指南，以领域的活动为映射，打造一个校园与社会高度一致和超越现实的教育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