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丽燕

摘 要：余华小说《第七天》由“虚”入手，“以死观生”，通过“死人”的呐喊，来唤醒“生者”对这个社会制度、规则进行变革的使命。余华采用对现实生活罪恶事件的反思和批判诉说一种期盼社会及社会中的人通过追求公平正义而得到真正救赎的愿景，本文将深入探讨余华这种对现实社会批判性救赎的成因及表现。

关键词：余华；第七天；批判性救赎

法国《世界报》曾评论余华为“一个现代中国的巴尔扎克”，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则评论“余华并不是要揭穿或者控诉什么，他的写作兴趣在于描写人类的行为”，美国的《时代周刊》指出“余华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素描，其尖锐性无人可比”。余华的确是一位颠覆大师，他对现实世界有着敏锐的触觉，他能够用他的文字还原比现实更真实的“现实”，一种平常冷酷的书写模式让全世界读者产生一种被折服的“快感”。

笔者在阅读完余华的《第七天》后，义愤填膺之感油然而生。尽管余华使用“死者”的口吻叙述，但是也难以掩盖其背后的“真实性”。有人诟病余华此篇小说是新闻素材的堆砌，丝毫没有融入作者自身的创作特色，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尽管余华的“创作色彩”不浓，但笔者认为他在作品“虚”和“实”之间的“度”把握得很好。以“死者”杨飞的口吻切入本来就让人进入一种“假”的预设，如果发生在“假”人身上的事情并不以社会新闻为依托，而是“一假到底”，岂不是会让人当成茶余饭后消遣的故事？不仅觉得毫无痛感，反而还有点好笑，那如何能达到“从作品反思现实”的教育作用呢？非法卖肾而死、婴儿遗体当为医疗废物丢弃、强拆后的草菅人命、男子男扮女装卖淫、高官情妇暴露后自杀等等的社会热点对大众来说并不陌生，但余华把这些新闻素材重组并不是因为他想在小说中“偷工减料”，而是想借着一个串一个的事实给读者视觉轰炸，呈现一个集中式的“病态”社会。当大众对这些新闻只是一笑置之时，余华把他们的重量记在心里；当这些社会“负能量”积攒到“爆发”时，便是余华用笔发出的对这个社会最有力而真切的批判。有人说余华用荒诞的笔触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让读者体会到一种剧烈拉锯式的疼痛和虐心，一种寒冬腊月被囚禁于积年冰川里的寒冷，一种茫茫荒野身心俱疲后无着无落的绝望。但余华表达的仅仅是一种对现实的绝望吗？难道这种绝望的程度还要比他之前描写的兄弟相互残杀带来的触目惊心更深吗？笔者认为余华的写作已经从“暴力”过度到“温和”，从他的《许三观卖血记》足见其对社会的观察不止是揭露和批判“黑暗面”，更多回归人性本善的观照，留下“光明的尾巴”。这种光明并不是讴歌式的，而是带着批判式的眼光来进行审视，是一种对“作恶”后的禅意回归。

众所周知，余华惯用的“套路”是“死亡叙事”，所以在《第七天》里也不例外。但是这次的“死”不同以往的“死”，之前的作品是“由生到死”，而《第七天》则是“由死观生”。“由生到死”的结局再加上余华一贯的血腥暴力书写风格给人一种冷酷严峻的不安，很多人惧怕从他的笔下看到自己也必将走向“死亡”的结局，或者是反感他对人性及社会的冷漠化处理。即便是带有温情地书写生的磨难，也给读者产生一种“死”之感召的不安。而“由死观生”的“死亡叙事”却不会让人产生对死亡的恐惧，因为“结局”已定，由“死”看“生”，在生时的执念或者对错也许就不是那么重要了。笔者看到的不是单纯“死亡的可惜”，而是“死亡的必然”——因为社会的不公、贫富差距的悬殊导致了小人物必然走向毁灭。余华想通过“死人”的呐喊，来唤醒“生者”对这个社会制度、规则进行变革的使命，是一种期盼社会能通过追求公平正义而使社会中的人得到真正的救赎。此时杨飞等小人物的死亡是有价值的，他们承载着社会中因为有人反思他们的死亡而努力改进、变得更好的使命，他们承担着“死有葬身之地”的生前救赎任务。

也许很多读者都会产生疑问，故事说的是七天里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小说的名字叫《第七天》，而不叫《七天》呢？笔者认为，《第七天》里的“第”其实是有一定特殊含义的。《第七天》取名得益于圣经的那句“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七天》如果按照笔者的理解，是指一个客观记录活动的动态过程，他可以随意指代任何时间段里的七天，他们的故事在历史长河里是“重复的”，就像一星期的轮回，也是人类一代又一代的更替，有生有灭，有灭又有生。但是《第七天》里的“第”，侧重表现某个特殊的“时间点”，这个能改变人类命运的时间点，由一定的程序发展而来的结果，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到“死无葬身之地”是杨飞等人宿命的必然结果，生前的欲望、悲愤、无奈都幻化成死后因没有墓地、无法安息的“贫穷式”平等；社会出现的官僚腐化、价值观混乱、暴力执法、食品安全、城市鼠族等不公平现象是社会对罪恶容忍的结果。余华强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报应，而第七天就是“果”的呈现。上帝造人的第七天是安息日，余华诚然也想借助这样的典故来说明生前的纷扰其实在死后都将化为一抔黄土，极乐世界归于平静，“空中没有鸟儿飞翔，水中没有鱼儿游弋，大地没有万物生长”——没有一切的人事纷争。但其最本质的是想借助“果”提醒生存于世的人别作恶，是一种发自心底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救赎，一种最真诚和满怀善意的警醒。

余华对现实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现实生活的好坏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中国文化中没有基督精神发展的土壤，中国人也缺乏对神的敬畏，所以社会才会出现不公现象。《第七天》是余华初次借用西方创世理论在中国语境下植入基督精神。用中国的故事加上西方的信仰来炮制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写法虽然并不算独创，但却因“由死观生”这一切入点而饶有趣味。中国人对极乐世界的想象总是有天使般美好的天堂或是住着牛鬼蛇神的恐怖地狱，但从未想过也会像人间一样有喜怒哀乐，也会有执念。把人的活动范围扩大化，也正是把现实社会对人的影响深层化，“由死观生”也是从另一方面呈现出的“由人观人”，所达到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可能比“由生观生”更强烈。余华批判性是有原因的，他痛恨无疾而终，他痛恨社会的不公，他用“讽刺似”的口吻实现救赎而非放纵，目的是让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

余华的《第七天》向来是褒贬不一，新闻事件的“串烧式”写作似乎并没有体现作为一名作家的独具匠心，但其“由死观生”的切入角度和借用西方创世理论在中国语境下植入基督精神的大胆尝试确实让人叹为观止。余华实现的并非是狭隘式的批判，他通过一种“虚”的预设映射一种“实”的存在，在“揭露”问题后，并不是一味否认和悲观处理，而是更多地带有人性本善的观照，对社会的发展留下“光明的尾巴”。可贵之处在于，这种光明并不是讴歌式的，而是带着批判式的眼光进行审视，是一种以“因果循环”宿命论为载体来炮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性关怀；是一种借死亡来承载的使命，为了更多的人最终实现“死有葬身之地”的生前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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