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晓英

◎故宫文物南迁安顺，当地档案局保存的地契原本

一座城

一份记忆

是城市精神风貌的底蕴。

抗战安顺留下的记忆，是一座城英雄主义的教科书，述说历史，见证风骨。抗战安顺，是后方。抗战安顺，就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之外那个为抗战保留元气的内地，全民抗战的洪流在没有硝烟的黔中腹地——石城安顺，同样卷起了朵朵浪花。

抗战记忆，至今珍藏。

抗战安顺，有份记忆叫故宫文物

安顺南郊的华严洞，顾名思义是佛教场所，因为环境优美成为读书人集聚之地，被称为读书山。抗战爆发，故宫文物一路南迁走进安顺。2017年，庄严先生最小的儿子庄灵回到安顺，再次说起风雨中的家与国。此路虽然只有国宝80箱,但是极其珍贵,其中有1935年送英国展出的“国之瑰宝”、有号称“三希”之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1938年初，故宫文物分几路转移。南迁文物的第一批（南路）80箱故宫文物精品在长沙作了7天停留。长沙之战在抗战中的惨烈有目共睹。这批文物精品在长沙大学短暂停留后继续南迁贵州。原本是南北经现在的湘黔线进入贵州，据庄灵说，考虑湘西匪患，后经湘、桂辗转到达贵阳。第一站是入藏原毛光翔公馆。后来因贵阳屡遭敌机袭扰、轰炸，国民政府下令另寻更安全的处所存放文物。经贵州省政府推荐、复经故宫博物院人员实地踏勘检视，最后确定安顺华严洞为理想的存放之地。首批人员在石洞中装订上下隔板，以最大限度保护文物。

1939年1月，80箱文物自贵阳迁移安顺。

随后，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庄严任主任。贵州保安司令部派出一连士兵驻防华严洞，担负守卫之责。

1939年4月，又有南京古物保存所的五箱文物（主要为青铜器，计118件）因委托故宫博物院代为保存而入藏华严洞。

这批文物就此和安顺结缘。不少地方学者和乡绅对文物也报以最大限度支持。

在安顺市档案局，还藏有一份地契买卖资料。为保证文物运输进驻华严洞，需要修建简易公路抵达。当时安顺城区范围不大，华严洞周围基本是农田。国宝运抵安顺华严洞涉及文物搬运、驻军守卫，将农田改建为能通卡车的公路是前期必做工作。

“中国农民银行安顺办事处”与“安顺县商会”是当时具体事宜的操办者。

在安顺市档案馆“民国安顺县商会全宗”里，可以发现安顺南郊瓦窑村村民减免征购地价的资料。

档案资料中有中国农民银行安顺办事处致安顺县商会的公函：

本行奉令筹筑南门外瓦窑村山库,存储重要公物。经派员测量,以便改筑路面,通行汽车。该路自华严洞以北小水沟起点至瓦窑村止,全程约一华里左右,内除部分荒地请由安顺县政府批拨外,其余民有田亩,请贵会代为接洽,秉公议价,以便收买。

安顺农民银行行长 陈伯文

31年3月30日

国难当头，资料中的回函展示了商贸之城安顺的大义：

安顺县商会公函中国农民银行安顺办事处：

为征购瓦窑村公路土地,本会经召集常务会,并约集各卖主,因事属公用,概承减让。惟希贵行于建筑时,严饬工人将掘挖土填筑,切盼勿取本田肥土,以免有碍作物生长,公私均能兼顾。相应送征购车道公议价目表一份,敬烦贵行查照给价兑现为荷。此致。

一份清晰的征购价目表，来自官方记载：

中国农民银行建筑瓦窑村山库征购车道地区清单

刘文清，地长一拾陆丈，宽五尺，时价2000元，减价1200元。

戴春甫，地两块。其一长六丈，宽五尺；其二，长二丈，宽三尺。时价700元，减价400元。

唐用奎，地长三丈，宽三尺，时价500元，不收价。

戴春先，地长二丈，宽一丈二尺，时价300元，减价200元。华严洞庙田，长一丈五尺，宽一丈二尺，时价200元，议减价100元。

安顺县商会主席邓羲之31年5月6日

不收价、减价等字样是有情怀的记录。多年来一直没有珍藏于档案记录和民间记忆里。

故宫文物到安顺了。修路的农田记忆通过资料档案显示。文化传播其实也是故宫文物深藏于石城安顺的记忆。

故宫文物从1939年1月21日到1944年12月4日，这批故宫国宝在安顺共计存放了5年10个月零13天。在安期间，不少故宫博物院专家先后来到安顺。有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有文物专家徐森玉、傅振伦、励乃骥、朱家济、李光第、郑世文、伍蠡甫等。

作为文化传播，故宫文物在安顺的故事后来散见于多方记载。而且，抗战如此艰难环境中，文化作为国家的精神象征成为唤起斗志的武器。

◎2017年，笔者与庄严先生幼子庄灵交流

藏于安顺华严洞的国宝四次走出山洞进行展示：

第一次：远赴苏联，莫斯科举行中国艺术展览会

时间：1939年9月

展出文物：铜器10件，古玉40件，绘画48幅，织绣2件，共百件。

第二次：出山道重庆

时间：1943年12月

展出文物：196件历代书画精品。

第三次：贵阳展出

时间：1944年4月

展出文物：将在重庆展出的196件书画精品在贵阳展出。

第四次：安顺民教馆展出

时间：1943年

展出文物：部分书画和青铜器参展。

安顺的展出，在戴明贤先生《一个人的安顺》一书中进行了描述。

文物，因抗战烽火走进安顺，但文化的传播如同一粒种子，在安顺发芽。

抗战安顺，有种贵客叫大师

抗战时期的安顺石城，作为大后方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流亡大军，不少文化名流随流亡队伍来到安顺，其中不乏大师级的人物，像徐悲鸿、闻一多、傅抱石、胡楚渔等人，他们在安顺小城里平安地度过了战争岁月，也给小城留下了文化财富，在石城形成了一次难能可贵的文化大交汇。

当时来到安顺的众多美术大家先后在安顺举办过美术讲座和展览，一流的作品和一流的大师带来的新鲜气息，让安顺美术界一改单一的以梅、兰、竹、菊、仕女、翎毛、残山剩水的闲适情趣笔调，从单一的国画逐渐发展到有了油画、宣传画、漫画、写生画、版画等多画种并存的格局，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今天。

◎抗日战争时期，援华美军官兵与中国将士在黄果树瀑布前留影。

徐悲鸿：

画展出售部分作品，至今留存在石城

1944年2月，徐悲鸿在贵阳的《中央日报》上刊登与蒋碧薇断绝同居关系的启事。这个消息透露了徐悲鸿在贵阳的信息。与徐悲鸿创办的中国美术院同属中英庚款建立的安顺黔江中学得知后，专函邀请他前来作美术讲座，并携画作来安展出，徐悲鸿慨然应允。1944年夏天，徐悲鸿携廖静文一起从贵阳来到安顺。

在安顺期间，徐悲鸿仔细考察了设在金钟山脚下的黔江中学，对于学校的设施和教学等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在学校里开设了讲座，并亲自观察和辅导学生的美术作业，将带来的100多幅画作在学校大礼堂里展出。

黔江中学遍邀石城地方士绅和外迁来安的军医学校、兽医学校、贵州工学院职业学校等单位的人前来观展。在这次画展中，徐悲鸿出售了部分作品，至今留存在石城。

闻一多：

“湘黔滇步行团”途经安顺

抗战时期闻一多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由闻一多等十余名教师率临时大学的283名男生组成“湘黔滇步行团”，沿湘黔公路徒步奔向昆明。闻一多要求学生们把这次步行当作一次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增长见识和判断力。

步行团行经安顺不过几天，但就是在这几天中，闻一多凭着他敏锐的眼光和对文化的激情，将石城最具有文化内涵的景致都记录了下来。如安顺文庙的透雕云龙石柱，新桥上沿贯城河高低错落的典型民居，华严洞等。他说：“这是历史文化的珍品，你们要好好保护。”

傅抱石：

展出一百多件画作，还卖出不少

抗战时期的傅抱石流落到了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和云南艺术学校任教，后得到徐悲鸿的邀请返回中大艺术系任教授。1944年徐悲鸿来安顺时，傅抱石也一同前来。

傅抱石的画作分别在金钟山脚的黔江中学大礼堂和先农坛豫章中学本部礼堂展出，展品有一百多件，山水人物都有，尤以工兼写仕女的画最为精彩，展出期间卖出不少，成为安顺的一笔文化财富。

吴乾惠：

“多宝道人”加盟安顺民间书画社团

海南琼州人吴乾惠是一个功力深厚的岭南派画家，擅长西画、国画、篆刻及工艺，抗战期间从沦陷区逃出来，妻子亡故，朋友离散，他几经辗转才孤身一人来到安顺。他教过书,为人代笔写对联还扎过花圈，做过木匠打家具，被石城人亲切地戏称为“多宝道人”。

吴乾惠以画会友，结交了石城文化名人蒋旭英、胡寿松、刘式型、王松年等人，加盟了民间书画社团“砚石书画社”，与同道一起研讨书画，相互切磋，举办个展和联展，完全融入了安顺这第二故乡。

胡楚渔：

受聘当地国文教师，一生没有离开安顺

胡楚渔早年跟随凌云和尚习画，尤工山水墨竹，笔墨狂放，深受明代浙派沈石田、清代石涛以及近代的黄宾虹等人的影响，作品笔力劲健，大气磅礴，喜用焦墨，富于阳刚之美和大胆的创造性。

◎闻一多先生所记载的安顺民歌

胡楚渔抗战期间寓居安顺，受聘于黔江中学和豫章中学任国文教师，传授书画艺术，当代美学大师刘纲纪就是他的学生。他同时与安顺书画界来往甚密，多次举办展览，并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作品，一生没有离开安顺。

抗战安顺，有一本抗战刊物叫《烽火》

长征是播种机。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贵州后，在中共贵州省工委林青、廖天真、缪正元等人的帮助下，中共在安顺的地下组织安顺县工委建立起来。县工委书记叫谢速航，当时在邮局做检信工作。在上个世纪，邮局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主要的信息通道，谢速航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守住了信息来源的最前线。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安顺县工委及时了解了事件的真相和时局的迅速发展态势，了解了党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主张，以及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虽然战事没有波及到安顺，但是他们立即敏感地认识到要服从形势的发展，加强抗日宣传工作，团结和教育群众，在后方推动抗日工作。经过讨论和研究，决定创办一个地下刊物，传递抗战信息，在安顺点燃抗日烽火。

1938年初，一切准备就绪，《烽火》创刊号印刷出版。封面刊名“烽火”拼了拉丁字母作装饰，排了内容导读；封二从蒋介石的一些言论中选取四句话，用宋体字排在上面；插页中有漫画，画有两只紧握的手，一只象征共产党，另一只象征国民党，两手紧握并关上了钢铁般的国门，把伸头和脚进来的小日本鬼子夹得狼狈不堪。虽是地下刊物，也在市面上公开零售，设在南街小十字处的万和书局代售，零售价为两个铜板。

《烽火》创刊号一经面市，即在安顺引起强烈反响，《加强我们的斗争》《我们需要健全的救亡组织》《一·二八6周年》等文章针对大众关切的话题展开议论，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同时切中时弊，并提出一些切实的建议，希望政府克服政治上的积弊，发展农村合作事业，改善人民生活。如《全面抗战与贵州的土匪》一文中，大胆提出，“在急切需要武力去抵抗日本的现在，我们也要认定它（土匪）也是国家的一分力量”。文章分析，“它的产生却是随着农村的破产，地主、豪绅、高利贷的剥削，使得他们不得不走上这一条路”，“本来是一个纯良的农民，为着天灾人祸，不能缴纳地主的租息，又无力负担政府的捐税，并受着兵匪蹂躏得交迫的时候，请问他要做些什么？”

《烽火》不仅激发了全民的抗战热情，而且在国家体制上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因其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鼓动性，备受各界的关注，还得到省工委成员黄大陆的赞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