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话青溪（下）

2018-10-10何光渝

藏天下 2018年9期

文/何光渝

五、历经曲折终投产

青溪铁厂的兴建，一直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密切关注。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十六日，张之洞致电潘霨，提出了一大堆问题：“黔购炼铁机器早到，安设何县何村？距大河几里？现已开炼否？铁佳否？能炼钢否？每日出生铁若干？熟铁若干？钢若干？运至鄂价脚共若干？如铁佳而价廉，当为黔广谋销路。速示复。切盼。”

张之洞如此关注青溪铁厂的情况，自有其缘由。有后人揣测，张之洞此举是念及贵州乡情，其实未必。因为尽管他出生于贵州，且随乃父张锳在贵州生活多年，但他从不说自己是“黔人”，而自称“张南皮”（直隶南皮）。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提议修建芦沟桥至汉口的铁路，由于他的计划得到醇亲王奕譞的支持，不久就调任湖广总督，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了修建铁路。户部为此拨款200万两。建造铁路离不开钢铁，而贵州的青溪铁厂，是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唯一使用西法生产的铁厂。因此，张之洞自然十分关注青溪铁厂的命运。张之洞在致海军署的电报中说：“愚公移山，有志竟成，此无可游移者也。炼机造厂每分不过数十万，多置数处，必有一获。粤新购定，黔早运到，均有确价，并不为多。小炉拆机，山路可行，已确询外洋，并不为难。各省铁利大兴，无论修路与否，无论利国利民，涓滴皆非糜费，此不必惜费者也”。但李鸿章对贵州之事并不看好，他说：“筹划开矿，炼成钢条，器款甚巨，岂能各省同开？粤既购机炉，雇矿师，似宜就大冶开办。黔铁难成而运远，断不可指”。

客观地看，张之洞因要修筑铁路而寄厚望于青溪铁厂，是热情多于理智。李鸿章则要实际得多。正如李鸿章在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初八日致电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的电文中所说：“潘志俊在英为黔购炼铁机炉，亲往各厂考较颇精。据称要岁出铁十万吨，钢轨七万吨，须用熔矿大炉六座，别色炼钢炉四座，他项机器称是，约价三百万金。黔无款，购炉甚小，只可试办”。

尽管“现当开创之始，黔省无一识者”，尽管没有朝廷及李鸿章等大员的支持，青溪铁厂仍旧在艰难环境中苦苦挣扎，一路磕磕碰碰，终于在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初一日“全局告成”。潘霨在六月四日的奏章中写道：“开用机炉熔矿炼铁，一如西法，每一昼夜得铁四万余斤”；接下来他算了一笔账：“该厂开炉之后，收煤、采矿、售铁、运脚、薪工等项，每月约需银一万八十余两，此出数也。月可得铁一百二十万斤，合现时生熟精粗市价约值银二万二千一百余两，此入数也。其间销路有畅滞，市价有增减，周转有迟速，虽皆不可预料，而出入相衡，总可有盈无绌”。

潘氏兄弟可以骄傲的是：青溪铁厂的规模之大、设备之新，采用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大清天下是绝无仅有的。厂房占地60亩，全厂约有固定工人近千名，加上采运铁矿和煤炭的临时工约五千人……

就在第一炉铁水炼成之后的第四天，即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四日，潘霨发出了一份奏折，就困扰他的最大问题——资金，向朝廷算了一笔账，他说：“该厂经始于光绪十二年，截至本年六月开炉之日止，购机、建厂、运脚、工料并现积矿煤等项，共享银二十七万六千余两，其中股款不敷，陆续挪用公项银十九万二千两，此垫款应归之数也。开炉之后，由厂出运售铁汇银往返之期约四个月，此四月中，该厂经费约六七万两。此周转应筹之数也。”此时，四年的心血，铁厂已开始炼铁，每月可以盈利，资金又有了着落，接下来，他满腔的抑郁与愤懑，已禁不住溢于言表：

臣前因挪借公款，具折奏陈，旋准部咨，责命自行筹款，不准报销。事经开办在前，其势不能中止，臣于其时实深惴惴。兹幸仰蒙皇上洪福，开炉熔铁，规制粗成。若不迅将公项筹还，诚恐后有轇轕，转滋咎戾。且该厂周转之资亦无所出，尤未便过事拘守，致失机宜。现由该厂向法国泰来洋商息借规银三十万两，先将公款全数归清，其余作为该厂周转之资。此项洋款，即由该厂议定合同，按年分期由厂本息清还。至该厂提还洋款之外，每年能有余利若干，应俟试运三年之后，通盘核计，再行奏明。

伏念各省机器厂局率皆藉资公款，始能办理裕如。而该厂于开炉之始，即能筹归公款。又凡借洋款，率皆议由关税扣除，而黔省息借，竟能议定由厂归还，实为始愿所不及。此皆仰赖圣主恩信昭孚，臣愚得以区区之诚，备经拮据焦劳而幸能从容就绪者也。

潘霨始终不明白，贵州诚心诚意要想办成这一件“裕国利民”的好事，为何如此艰难？为何会得到如此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因为自筹办之时起，他就不断地在奏折中不断申诉：“开办矿务，原为裕国利民起见。旋因巨款难筹，工本无出，不得已暂向号商借银十万两，作布置一切之用……”“在上海、淮扬等处广招商股，第所集股款，只可备陆续煤铁工费及转运等用，通盘核计，实属入不敷出。至采办锻铅，纷纷请领资本，以款项支绌，遂形束手。六月间奏请敕部宽筹例价，指拨的款，以资周转，迄今未奉议覆，焦急难名。用再仰恳圣恩，敕部迅速拨款接济要需，庶挪项可以划清，而矿务亦可期起色矣”……然而，浩荡的皇恩，潘霨和他的青溪铁厂始终未能盼到！

六、潘露病亡铁厂停产

而更为巨大的厄运，很快就要降临……

投产后的青溪铁厂，产品的情况与预期设想的大不相同。当时，将“硝磺煤铁四种”各配两桶，分寄南洋、北洋大臣衙门，送去“估验成色，查明价值”。经沪、津机器局化验后，结果并不乐观。为此，曾国荃特意书函告知潘霨，一方面表示支持，另一方面也坦诚相告：“生铁系属白口，质性甚硬，钢亦质粗性硬，均因不受车刨，难以适用。熟铁质地尚好，惟提炼未净，下炉归并，折耗渣滓，十仅得五”，“欲求内地畅销，非价贱于外洋不可”，“试验寄来煤觔，火弱焰轻，各处汽炉未能一律适用”。更重要的是，经多方勘探，几处煤矿“均在上游”（旧时贵州习惯将贵阳以东地区称“下游”，贵阳以西地区称“上游”）。虽“煤质尚好”，但“尚嫌费巨”。后来矿上派人在平越州瓮安县、镇阳江的上游蓝家关，觅得大堂煤，所锻焦炭，白亮质坚，但要先由矿区驮运至施秉，再船运至铁厂，运输道远费重，且煤矿储量有限，质厚约一丈，不久就枯竭。而在铁厂附近，并没有找到可靠的煤炭矿藏。

其实，这个问题，当时就已有所觉察。据后来续办青溪铁厂的黔矿商局道员陈明远在《谭黔》中的记载，“……铁矿受病之由，实因青厂距湾水产煤之地三百里，山路崎岖，运煤费昂，致有亏折。舍湾水之煤，又无可炼焦炭，即不能炼熟铁，此则病成绝症，几不能挽回。后探得湾水有苗河一道，直通湖南黔阳县地方。运售青溪之铁，本取道黔阳而达汉口，……即拟在青溪老厂用木炭先熔生铁，运至黔阳，再在该处设分厂，就湾水之煤熔炼熟铁，水道运便费轻，办理自能合算”。遗憾的是，这个主意，因为“黔中大府畏难，不允办”。这“大府”是谁，陈明远没说，应当就是潘霨及其贵州同僚。大约潘露手里再无资金到黔阳设立分厂，也心存侥幸，只能先干起来再说。岂料最后酿成炉毁人亡的惨痛悲剧，实为后悔莫及！

铁厂开工后，问题很快就暴露了：所用煤炭质量，不符合炼铁的要求。大部分采用的是无烟煤以及一小部分烟煤，烟煤通过最原始的方式被加工成焦炭，便是高炉的燃料来源。当时还经常使用木炭加入燃料混合物中。这些大杂烩，致使生产过程中“铁水和煤渣凝塞炉窍”，铁水不能畅出，铁石和炉渣直接接触高压喷射的冷却水，使得高炉内部火花四溅，直接引发爆炸。这样的爆炸一次又一次发生。当地的人们将这一系列的爆炸，看作是家乡龙神降下的惩罚，出于恐惧，他们四散逃开，等待着龙神的愤怒平息下来。之后很长时间，一直没有人敢靠近所谓“愤怒的龙神”。

厂正式开工后不到两月，最致命的一击终于来临！

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十六日，“总理江南制造局兼办贵州机器矿务”的候选道潘露突然死亡，时年63岁。由于这位总办、核心人物的遽然离世，青溪铁厂的一切立即停摆。

七、潘霨返乡壮志未酬

一团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迅速弥漫开来——

◎ 镇远青溪铁厂遗址，相传比汉阳铁厂还悠久

◎ 青溪铁厂码头遗址

◎ 在建的青溪铁厂，通往高炉的地方，有一条铁轨

八月初三，潘霨向朝廷报告的公开说法是：“忽据青溪局委员候补通判徐庆沅禀称：臣弟潘露心力交瘁，竟于七月十六日积劳病故，众商缺望，惨不忍言。佥称臣弟潘露，数年以来，历尽艰苦，方告功成，利赖无穷，弃之一旦，殊为可惜。无奈欲仍开大炉而无人督理，终失机宜，欲承领洋款，而无力担当，恐伤信义。再三思维，惟有退还洋款，暂行停工……”

潘露故后，如潘霨所说，黔省并无精通西学之员，无可委任，而矿务繁重，无力担承。但字里行间，语焉不详，似乎留下了一些令人疑惑之处。比如，虽说是“心力交瘁”、“积劳病故”，但未说明是何病症；若是“积劳”，就应有久治不愈的过程，但根据奏报字句推断，却是突然死亡；更可疑的是，何以潘露刚去世，便匆匆忙忙作出停工并退还洋款的决定……

张之洞听到消息后，于八月二十一日来电，向潘霨求证。潘霨立即于八月二十二日回电澄清：“胞弟露积劳身故，大炉无恙。黔无妥员接手。”但张之洞似乎并不认同潘霨的解释。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里说：“青溪铁矿，潘镜如观察督办时，初用小炉试办，颇获利益；及用大炉，诸多窒碍”。这里的“小炉”是指土法；“大炉”是指洋法。什么窒碍？他没有细说，但显然是认为青溪铁厂是因为大炉“窒碍”而不得不停产的。

丁文江在他的《中国官办矿业史略》中说，看起来是认为潘露是“忧死”，与供产严重脱节、资本耗尽却未见成效的“艰阻”有关。

由于总办潘露的去世，青溪铁厂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贵州也再没有精通西学的可替代之人。万般无奈之下，潘霨对继续办铁厂已经完全丧失信心，只想尽快扔掉这个“烂摊子”。他一方面将“厂底所存机器、煤铁矿料、房屋等项、抵还公项”，对从上海招募来的工人,舍不得全部遣散，留下半数准备复工时使用，便又向道库拨借了二万两银，得以维持。此时，连同此前挪用的十九万二千两，矿厂所欠公款已经高达二十一万二千两银。另一方面，他推举了他认为“才具开展，练达有为”的曾彦铨（衡甫）前来主持矿务。

不久，光绪十七年（1891）春，76岁的潘霨因病奏请开缺，获准后，回归故里，光绪二十年(1894)在苏州病故。这位吴中名医，一生留下了许多医学著作。潘霨本为医者。任官所到之处，也恒以医济民。可惜，他那一份 “裕国阜民”的企图，疗治穷疾、提振贵州的愿望，终成泡影。时焉？命焉？

八、“天字一号”记录历史

曾彦铨于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到达青溪，开始接办矿务，全力整顿。一番努力，终于使停产多日的青溪铁矿恢复了生产。曾彦铨自信，矿厂的家底足够抵还公款。虽然大炉一时间未能回复，但此前七月间，采办机器在局最久的委员徐庆沅、祁祖彝等“督饬工匠”仿照的洋式添铸锤，“轧铁甚为便利”，他已经安排工匠锤炼了各式铁，分发到汉口、上海销售，得价充本，只要周转得好，还是可以支持的。

但是，曾彦铨过于乐观了。由于青溪铁厂困难太多，更由于得不到朝廷的谅解和支持，虽然勉力支撑了一段时间，却仍然是气息奄奄。不久，就因为“接办青溪厂矿务承领公款银四万两，除缴还一万五千两外，尚欠二万五千两；连前借公款应还历年本息银两，迭催未缴。实属玩延”。于是，这位贵州候补知府曾彦铨，被“着即行革职，勒限严追以重库款”。到光绪十九年（1893），青溪铁厂完全停产。曾彦铨于光绪22年（1896） “亦以劳死沪上。谋始之难如此”，享年58岁。

如此又过去了五年，一位精于洋务的官员浙江海盐人陈明远（1851—1907）在上海经清末外交家陈季同（1851—1907）撮合来到了贵州，甘愿“续办青溪铁矿”。

有人曾询问陈明远：“青溪矿局借洋款、用洋人续办，究于黔中利害何如？”他的回答是：

“我中国士民从未闻有讲求矿学，且绌于财力；彼精其术，又富于资，我得借其力，而使为我用，以兴我国之大利，岂非天下事之至便宜者哉。”他还进一步说明：“若敝局奏明借洋款合同，订明借款十年为期，昭昭于中外，此十年中，我可在黔地设矿务学堂，以造就人才，将尽得泰西开矿之法，办有成效，华股必多，届期归还洋款，辞退洋师，彼即不能干预我事。日后矿利尽属华人。但望黔中大吏于十年之内，力图自强，洋款可借即可还，洋人可用即可退，矿为我贵州自有之矿，利莫大焉，何害之有？……执事当知矿之利害，视乎其人。苟有其人，借洋款、用洋人，实益助其利；苟不得其人，即不借洋款.不用洋人，亦不能免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