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泽

华夏第一石城

在陕北，有“铜吴堡，铁葭州，生铁铸的绥德州”之说。“铜吴堡”说的是现在的吴堡县，“铁葭州”说的是现在的佳县，“绥德州”说的是现在的绥德县。三县相邻，古时候都是重要的军事要塞，犹如一根藤上结的三颗瓜。

“铜吴堡”不是说吴堡产铜，而是说吴堡县城固若金汤，像个铜疙瘩。当然，这个“铜疙瘩”，不是指今天的吴堡县城，而是指吴堡老县城，也叫吴堡古城，规范的叫法应该是吴堡石城。

我不知道吴堡石城的总设计师姓甚名谁，但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因地制宜的高手。吴堡石城坐落在一座石山之巅，并非一座方方正正的城，城里的建筑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石城随山形地势而建，北高南低。城北，连着黄土高坡。城南，是一座石山梁。城西，是悬崖峭壁，悬崖峭壁底下是一条天然沟壑。城东，同样是悬崖峭壁，只不过更陡，也更为凌厉，而且万古奔流的黄河就在脚下，河面距离石城大概三百米的垂直距离，看一眼，真的有点儿晕眩。一座石城，能与黄河相遇，不知是多少年才修来的缘分！

吴堡石城占地10万平方米，城墙周长1225米。东西南北有四道城门，分别叫作“闻涛”“明溪”“重巽”“望泽”，城门洞现在依然有模有样，只是不见了当年的木门。主城南面，有一瓮城，城门上镶嵌一块石匾，匾上“石城”两个大字依稀可见。

进出石城，只有两条道路。北门外的黄土高坡上有一条道路，由外界通往石城，旧时道路中间有一个大豁口，豁口上建一吊桥，吊桥一拆，兔子也休想进城。另外一条路，是瓮城门外的石山梁上的旧官道，是从前位于宋家川镇的官菜园子给衙门送菜的专用道路，把瓮城门一关，鸟也进不了城。

吴堡石城的大部分建筑都是石砌窑洞式建筑，只有被毁的县衙大堂、文庙以及文昌阁等少数建筑为砖木结构。整个吴堡石城，简直就是一城石头：城墙是石头的，城门是石头的；城里的道路是石头的，家户的院墙是石头的，窑洞是石头的，窗台是石头的；碾磨是石头的，猪槽驴圈是石头的，院子里的桌桌凳凳也是石头的。石头和窑洞，可以说是吴堡石城的两大标签，这也是它与中国其他古城最大的不同之处。

吴堡石城，以前被人们习惯性地叫作“吴堡古城”。1982年、1992年，“吴堡古城”先后被公布为县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又多次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均未通过。后得高人指点，将“吴堡古城”改为“吴堡石城”重新申报，没想到一改就灵！2006年，国务院顺利将吴堡石城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字之差，可以看出，吴堡石城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替代的。吴堡石城是“这一个”，而不是“这一类”！

著名的考古学家、古建保护专家、秦俑博物馆原总工程师李乃夫先生对吴堡石城情有独钟。他曾十几次实地考察吴堡石城，并欣然题词：“吴堡石城是全国保存最完整、建筑历史久远、文物价值极高的中国第一石头城。”

清朝京城“八大官木厂”之首的兴隆木厂的第14代传人、曾参与维修天安门和故宫的著名古建大师马旭初先生对吴堡石城的评价更高。他说，截至2014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共有七批，共计4295处，跟“石城”二字有关的有5处：一处是四川宜宾的石城山崖墓群；一处是云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的宝山石头城，这座城本身是用砖块建的，只不过建在一整块石头上而已；还有两处是遗址，分别是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新疆塔吉克的石头城遗址；最后一处，就是吴堡石城，这是真正的石城，是摸得着、看得见的石城，而不是人们记忆中的石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古建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堡石城堪称华夏第一。因此，他非常高兴地为吴堡石城题了词：“华夏第一石城”。

马旭初先生和李乃夫先生，都不是等闲之辈，都是拿着放大镜研究古建的人，他们绝对不会信口开河，自毁声誉，他们对吴堡石城的评价，一定是在全国视野下做出的理性而客观的判断。

石城的前世今生

吴堡石城究竟建于何年何月，没人能给出准确答案。但是，《二十四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公元976年，北宋将领李克睿率兵攻破北汉吴堡寨，“斩首七百余级，获牛羊千计”。从中可以看出，早在1040年以前，吴堡寨就人丁兴旺，牛羊成群。而吴堡寨就是吴堡石城的前身，以此推算，吴堡石城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称它为“千年石城”，也算实至名归，毫不夸张。

作为吴堡寨的石城，至少有250多年的历史。而作为吴堡县城的石城，则有长达710年的历史。公元1226年，金撤寨设县，吴堡寨升为吴堡县，吴堡石城就成了县城，一直沿用到1936年。其中，元、明、清几个朝代都曾对石城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扩建、维修，清朝乾隆年间，知县倪祥麟对石城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维修，石城方才定型，大致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作为一座县城，石城曾经设有县衙、捕署、大堂、监狱和各种庙宇、祠堂、楼阁、牌坊，可惜都已被毁。你不妨站在县衙旧址上，想象一下很久很久以前，坐在大堂里的县太爷，想象一下他头上的乌纱帽和手里的惊堂木，然后再来到城西，探访一下民国年间县官的住宅。这处宅子，是一个非常考究的四合院，看起来高大上的样子，其性质和用途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官邸。石城内有一条“商业街”，街道两旁，是两排石窑洞。这里曾经分布着几十家店铺，可谓商贾云集，市声嘈杂，一派繁华景象，那情形大概类似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走在这条街上，望着那些断壁残垣的石窑洞，你尽可以展開想象，猜一猜，当初哪一孔窑洞是客栈，哪一孔窑洞是饭馆，哪一孔窑洞是茶舍，哪一孔窑洞是杂货铺子。

我曾经读过一首诗，说岁月是个魔术师。这句诗好像就是为吴堡石城而写的：一座千年石城居然可以变成一个村庄！1936年，吴堡县政府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放弃石城以后，石城就变成宋家川镇下辖的一个叫作“城里村”的行政村，石城南门洞的顶上至今还保留着“城里村”的石牌匾。“城里村”目前保存较完整的有40多个院落、220多孔窑洞，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石头建筑。2000年的时候，“城村里”还有18户人家，35口人。后来，去世的去世，搬迁的搬迁，人去窑空，到处塌墙烂院，杂草丛生，遍地的枣树自生自灭，无人问津。虽然有的窑洞里还可以看到被主人遗弃的破箱子、破水瓮和裱在墙上的旧报纸，但是烟火早已散尽，只剩下一片荒凉。现在，“城里村”只有一户人家，是一对再婚的老夫妻，被人们称为石城最后的守望者。户主叫王像贤，是土生土长的石城人，已89岁高龄，老伴冯改花比王象贤小一些，是黄河对岸山西省柳林县人，2002年改嫁到石城，成为十多年来，石城里增加的唯一的一口人。冯改花说，她是最后一个走进石城的居民，也可能是最后一个离开石城的居民。她托人用生铁铸了一只大钟，挂在城里的树杈上，偶尔用枣木棍子敲几下，钟声嗡嗡地响起，石城便越发显得寂静了。倒是县文化局在老人大门外悬挂的一块“石城接待站”的牌子，让老人的小院多了几分生气。游人路过，会不经意间走进这个小院，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老人拉一阵话，合一个影，然后若有所思，抑或怅然若失地走出小院，默默地告别这对步履蹒跚的老人。再过些年头，即便他们有机会回到石城，回到这个小院，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到这对老人。

石城的文脉

在中国女人普遍缠脚的年代，吴堡石城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那是1924年的事情。为了鼓励女子上学，学校免收学费，免费供应纸张，还给每位学生颁发了一枚铜坯镀银的入学奖章，奖章的正反两面分别铸有“吴堡第一届女子入学奖章”和“文明进化”的字样。这所女校，在石城南大街西侧，现在还能看到大概的样子。

石城南大街东侧，有一个古朴典雅的四合院，原为兴文书院。书院系清朝嘉庆十九年，即1815年，由知县张履程所创建，至今已经历了200多年的风风雨雨。书院有校部，有学堂，有学生宿舍。大门呈拱形，俗称“月亮门”，取“月中折桂”之意，门上曾刻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进步文明所望诸生有志”，下联是“热心教育休云此地无人”，横批是“何地无才”。光绪三十二年，即1907年，兴文书院曾改为高等学堂。后来，又成为吴堡党组织的发源地和吴堡县委的所在地，吴堡的许多仁人志士，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石城南边的石壁上有一副石刻“流觞池”，是明万历三十六年，即1608年，知县杜邦泰题写的。题刻中的流觞池，位于城南一古寺下面，旧时每逢农历三月三，城里的文人墨客便聚会于此，在水池里放置酒杯，杯随水走，停在谁跟前，谁便取杯饮酒，作诗助兴。有此“笔会”，流觞池的水，也多了几分书香味。

文庙，自古以来是儒家文化的象征。吴堡石城的文庙建于700年前的元朝，占地3200平方米。2012年，有人在兴文书院窑洞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块文庙的“下马碑”，碑文清晰可见，上书“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建此一庙，立此一碑，吴堡石城崇文重礼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从城门洞到女子学校，到兴文书院，到流觞池，再到文庙旧址，一路下来，我似乎进入了时光的隧道。先是回到民国的感觉，继而穿越到了清朝、明朝，最后到了元朝。重要的是，我由此找到了吴堡石城的文脉，明白了吴堡为什么会走出去那么多俊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只有8万多人的吴堡县，在省上任厅级官员的就有八九个人。其实，我更想追溯“人民作家”柳青和“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的成长轨迹。在我看来，吴堡历史上如果有人会不朽，就是这两个人。柳青的大哥刘韶华曾在兴文书院读书，后来考上北京大学，成為吴堡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而柳青一路追随大哥的足迹，成长过程中深受大哥的影响。慕生忠的领路人、吴堡党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王国昌先生是地地道道的石城人，他在兴文书院的窑洞里点燃了慕生忠心中的革命之火。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兴文书院，就可能没有“人民作家”柳青，也可能没有“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即便有，他们的人生轨迹未必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一切源于文脉！如果没有文脉，哪来的地灵人杰？

吴堡石城天生就是一座具有文化意味的城！我曾仔细看过吴堡石城的一段航拍视频。乍一看，石城的样子就是一只巨大的阳刻的藏书印，蜿蜒的城墙呈现出不规则的椭圆形，是藏书印的边框，城里的建筑就是藏书印里的文字。我把视野放大一点，再一看，又有了新发现，石城下面那座石山太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了，而石城则像极了老人头上的一顶大礼帽！

石城的不幸与万幸

2015年夏天，工作人员从原来住在石城里的一户村民家中收集到两枚锈迹斑斑的哑弹。哑弹是几十年前，村民在南门石缝里发现的，是日军炸毁吴堡石城的铁证。1938年2月28日，日军占领了一河之隔的山西省军渡镇后，在军渡背后的山头上架起多门大炮，隔三岔五就炮击吴堡石城，加上偶尔用飞机轰炸，致使石城城墙和城内建筑多处被毁。石城南门洞的大条石上和瓮城门的石牌匾上，至今还有许多坑坑洼洼，那是日军留下的弹痕，就像一张慈祥的脸上长出的一片麻子，无比丑陋！为此，当地老百姓还编了两句顺口溜：“石城为甚稀巴烂，因为经常挨炮弹。”

被日军轰炸是吴堡石城的一大不幸。吴堡石城还有一大不幸，就是遭到了城里村住户的人为破坏。石城的城墙，里外均由石块包砌，中间由黄土夯实。但是，有一段北城墙，却不见了包砌的石块，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土墙，就像一位钢铁战士，被卸掉了盔甲，露出了血淋淋的皮肉。城墙上的石块居然被城里村的一些村民“就地取材”，砌了窑洞，或者垒了院墙！叫人感到更加痛心的是，石城的北城墙和瓮城城墙分别被开了一个大豁口，就像一个好端端的人，被活生生地打掉了两颗大门牙！一条四轮拖拉机路通过城墙上的两个豁口，大摇大摆，穿城而过。群众出行是方便了，但是，他们不知道石城经受了怎样的伤痛。石城不说话，可我分明看到了石城的眼泪。

古人有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因为吴堡县政府当初放弃了石城，使石城成为一座空城，才在大跃进时期那场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躲过了被拆墙的厄运。如果石城依然是县城，那么，城里现在必然高楼林立，石城也就不成其为石城了。正因为群众纷纷搬迁了，城里的窑洞四合院才保持了原来的样子，否则，也许有人给门面贴了瓷砖，也许有人新盖了平房。正因为吴堡是个穷县，没有力量围绕石城大做文章，石城才保持了原汁原味。如果吴堡财大气粗，就不排除好心办坏事的可能，石城也许就变成一座“新城”。这样的话，石城就彻底完蛋了。事实上，曾经的“铁葭州”已荡然无存，“生铁铸的绥德州”也成了一个久远的传说，只有“铜吴堡”被保存了下来，而且呈现出一张白纸的状态。如此看来，吴堡石城的确是不幸的，同时又是万幸的！

文人与石城

早在1964年，国画大师刘文西就乘坐大卡车，长途跋涉五六天，慕名前往吴堡石城写生，一次就画了几十幅速写。2014年秋天，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刘文西率领黄土画派采风团来到50年前写生的吴堡石城，依然兴奋不已。他对陪同采风的县委书记说：“保护石城比开发石城重要一百倍、一千倍，对石城的每一处建筑、每一棵草木都要原封不动地保护好，一旦破坏，就再也无法恢复了。”石城管理所的慕生树所长在编著《吴堡石城》《吴堡石城故事》《吴堡石城最后的守望者》几本画册的过程中，得到了刘老的鼎力支持，他不仅把1964年在吴堡石城写生时留下的珍贵照片和当时的速写作品提供给慕所长，让他收入画册中，还亲自担任几本画册的艺术顾问，亲自题写了书名。他告诉慕所长，为石城的事，可以随时找他，为别的事，就不要来了，他很忙。在刘老眼里，吴堡石城就是一个宝贝疙瘩，吴堡石城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摄影家李建增与吴堡石城结缘，是在2000年国庆节的时候。他第一次来到吴堡石城，就被石城迷住了，干脆在城里住了一个礼拜。之后，又30多次专程去拍摄石城，石城最后的35个守望者，几乎都进入了他的镜头。2006年，远在外地的李建增得知住在石城的一位老人去世了，二话没说，开车9个小时，紧赶慢赶，终于赶上了为老人送行，并用镜头记录了老人出殡的全过程。十几年来，李建增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石城的黑白组照。提起石城，提起石城里的人、石城里的事，李建增如数家珍，一点儿也不含糊。他是石城忠实的记录者，毫无疑问，也是石城的大功臣！

京城著名作家杨新岚女士，早就慕名寻访过吴堡石城。回到北京后，她怀着一种发现了新大陆的激动心情，去拜访了马旭初老先生，向他详细介绍了石城的情况。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散文，表达了她看到石城时的震撼之情，以及多年以后，仍然感到余震不断的喜爱之情。

吴堡石城像一个隐秘的精神贵族，不动声色地藏在陕北高原的褶皱里，不事张扬，却暗香浮动。近几年来，从全国各地来到吴堡石城采风、创作、考察的大牌作家、诗人、书画家、摄影家、学者和记者你来我往，络绎不绝。一些影视剧导演也忽然间爱上了这座石城，纪录片《舌尖上的新年》、电影《赶牲灵》、电视剧《军歌》导演，都在吴堡石城拍了不少戏。我在想，也许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些年轻人到石城去拍摄婚纱照，把他们的忠贞写在一千年的石头上。

我在石城管理所看到过一幅墨宝：“千年石头城，人去城已空。荒草掩石墙，枣树正青青”。这是西安作家邢小利先生的作品。邢先生的字好，我以为内容更好，从中能看到石城的沧桑，也能看到作家的忧伤。而石城的魅力，不就在于繁华落尽的沧桑以及我们面对沧桑的那一份忧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