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1638—1715）的《对话》①全名为《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和本性》（Entretien d’un Philosophe chre´tien et d’un Philosophe chinoisesurl’existence et la nature de Dieu），1708年出版。中译本见马勒伯朗士著，庞景仁译：《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和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的《中国近事》②拉丁文原名“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l temporis illustratura”，1697年出版。中译本见莱布尼茨著，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③原名为《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Lettre a M.de Remond sur la theologie naturlle des Chinois），写于1716年。中译本见庞景仁的译文，载《中国哲学史》1981年第3、4期和1982年第1期，又见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67—134页。等作品④莱布尼茨论中国的其他作品参见Daniel J.Cook and Henry Rosemont Jr.,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Writings on China.Chicago La Salle: Open Court, 1994.，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仅两次明确提到中国。⑤其一是《人类理解论》第一卷第四章第八节：“驻华的传教士们，甚至于耶稣教派的人们，一面虽然十分赞美中国，一面亦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说：中国的统治阶级——士大夫们——都固守中国的旧教，都是纯粹的无神论者。”（洛克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0页）；其二是《政府论》上篇第141节：“我恐怕很伟大和文明的民族中国人，以及东西南北四方其他几个民族，他们自己不大关心这个问题吧。”（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上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17页）。在17、18世纪欧洲思想家对中国的巨大热情映衬下，洛克一直被认为对中国不感兴趣。正如美国学者方岚生（Franklin Perkins）所说：“莱布尼茨着迷于中国这一现象让人吃惊并且值得我们关注的理由正在于它与同时代的同行对中国的索然无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