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 诚

亚历山大技法的起源

亚历山大技法由澳大利亚专业戏剧演员弗雷德里克·马赛厄斯·亚历山大（Frederick Matthias Alexander，1869～1955）所创立，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其创立此技法的初衷是由于自己声带长期处于不适与过度紧张中，尤其在他表演结束后时常伴随着嗓音嘶哑与慢性的声音疲劳。亚历山大与其私人医生最终发现，嗓音问题源自舞台上使用错误的发声方法以及不正确的身体姿势。通过在表演和日常生活中使用镜子观察自己，亚历山大注意到，当他说话时会下意识地缩短脖子的后半部分，往后拉着头部且压低喉咙，并习惯性地用嘴巴进行呼吸。在舞台演出过程中，这个习惯性动作变得更为夸张，不但给他的声带施加压力，同时也在其脖子、肩膀和手臂上制造了额外的紧绷感，故而导致全身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亚历山大通过研究发现，身体的每个部位之间都是紧密关联的，任何部位的不放松必定会导致其他部位的紧绷；更重要的是紧张感极大程度妨碍了身体与发声机制的自然参与融合，最终影响了艺术的表现力。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加之不断的完善修改，亚历山大最终逐步创立了这一技法。

声乐演唱中演唱者的诸多问题都是由于错误的身体姿势所导致，试想如下姿势与声音之间的关系：一位声乐演唱者以一种“现代性”的姿势站立、双手插在裤袋中，垂下双眼，肩膀向前倾。在此姿势中，演唱者正在压缩脊椎和胸腔、挤压横膈膜，没有留出有效的呼吸空间。即使上半身轻微的塌陷与压缩也会使得脊椎与胸腔产生过度的压力，并在横膈膜与微妙悬挂着的喉头产生额外的张力。这位演唱者在如此的情境之下如何能再现剧中角色的姿态与声音，又何来艺术性可言？

当代著名声乐研究学家罗伯特·麦克唐纳（Robert Macdonald）、帕提斯·荣登伯格（Patsy Rodenburg）、 简·卢彼·海 理 奇（Jane Ruby Heirich）等专家在其声音研究著作中都提及并肯定“声音受身体的影响”（Sound is influenced by the use of the body）这一观点，并极力推崇声乐演唱与教学者研习亚历山大技法及指出学习的必要性。因此，每位声乐学习者或教师都可尝试从关注身体是如何为声音运转作为起点，来进行声音的相关训练。强调正确的演唱姿势与身体紧张的意识对于理解、使用身体以及唱出正确的声音是至关重要的。倘若身体的紧张感被释放，立刻就会对声带产生积极的影响。使得声音更为饱满，丰富、深沉而有共鸣，文本语言也更具色彩、质地与深度。当呼吸不受习惯性紧张的干扰影响时，呼吸将会更有支撑力。同理，身体各部位也更为自由、稳定。

亚历山大技法的核心——“抑制”

亚历山大先生在获得新的技能之前发现了以旧方式停止惯性活动的力量，他称之其为“抑制”（Inhibition）。简而言之就是试图改变新事物之前，需要立刻停止旧的习惯。“抑制”是亚历山大技法的第一步，亦是其核心理念。倘若没有抑制，试图改变一个人的习惯行为的整个尝试就会变得多余且毫无意义可言。

“抑制”是一种持续的意识提升状态，帮助声乐演唱者与教师能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产生有意识的选择，则无法进行建设性的改变，身体与大脑将仍旧处于潜意识的习惯之中反复运行。“抑制”是一种有意识、有选择性的高级思想行为，在“抑制”的进程中，声乐演唱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下一步的方向。有意识的抑制是拒绝以一种自动、习惯性的方式做出反应的心理行为，所以要将抑制放于进行选择的第一步。

抑制过程详图

通过抑制过程详图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如果处于无意识状态之下，身体与大脑仅需经历两个过程，即：从脑部的“刺激”（Stimulus）到身体习惯性的“反应”（Reaction），这一过程身体姿势不会产生任何本质上的改变。但倘若大脑有意识地进行“抑制”时，在受到“刺激”过后会进行“暂停”（Pause）机制，以提供冷静思考的空间。随后进入核心的“选择”（Choice）部分，此时的大脑会提供四个或者更多的选项，需认真进行筛选（如图所示，不同的选项将带来不同的结果），最佳方式是“选择用指导方式做出新的反应”。声乐演唱者需经过多次不间断反复的练习才可能达到最终的“响应”（Response）并抑制旧习惯，接受新的指令，以创造出新的技能。

亚历山大在训练声乐演员的形体中提出了一套“身体对齐”的原则，但这不是试图寻找固定的位置——他不提倡始终固定不变的站姿。相反，他认为演员的身体需要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和控制主动权，就要使背部和脊椎延长并放大，解锁膝盖，加以内心的支持才能获得更优质的声音质量。声乐演唱与教学者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脊椎部位，理解其具有可移动性与灵活性，以及可变形的潜质与空间。随后，要将焦点转移到发声之前，让自己（学生）暂停原有的习惯性模式（如缩短脖子、胸腔挤压等）。亚历山大认为在练习过程中，最为核心的理念不是试图去“做对”，而是要把所有精神集中于“不做错”，即：立刻停止重复错误的习惯。这是亚历山大技法的核心——“抑制”。

上述条件对于声乐演唱者发出优质的声音以及做出恰当的形体动作都是不可或缺的。凭借亚历山大提出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演唱者可以在意识到自己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形式的训练（无论是表演、演唱、器乐演奏、舞蹈、杂技等等）。如果演员能意识到“抑制”的力量，将会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自己即将进入习惯模式，然后抑制自己对它的反应。在思维活动中，涉及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实际上是整个表演过程的一部分。通过该技能的训练，可以学到在身体与心灵在进入演唱之前必须先设定条件，不是试图去构建一个所谓正确的场景，而是冷静精准地发现问题所在，并及时修复所发现的错误，不让其反复重现。

“可视性”于声乐演唱与教学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可视性”一词用于声乐学科中或许显得并不恰当，因为声音以及发声器官具有不可视性。亚历山大技法对于“可视性”用于声乐演唱中并无特别提及，但笔者认为“可视性”恰恰适用于声乐演唱与教学过程当中，且有着学习该技能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声乐演唱较其他乐器演奏的难点之一就是发声器官的不可视性。声乐演唱者自己的身体就是乐器，但该乐器（指内部器官）很大一部分是肉眼所看不见的，即使演唱者解了身体内部构造也未必熟知其在演唱中的身体状态以及身体各个部位相互之间该如何进行协调工作，故而很大程度上增大了声乐教学与学习的难度。如此一来，笔者认为更有必要借助亚历山大所提倡的“可视性”技法运用于声乐学科。只有理性、科学地全面了解身体结构以及其运动机制与原理，才可能获得自由发挥的空间来创造艺术的美感。

亚历山大注意到，正是由于他错误的身体习惯使他的声音在表演过程中变得极其紧张，总结出：“这些声音问题是由于头部和颈部的不当使用所造成的。”他意识到一种普遍的趋势，即缩短脖子后部，下意识地将头部向后拉，随后努力寻找一种方法来阻止这种习惯性动作的反复误用。亚历山大开始借助镜子与医学X光系统来寻找正确的头部以及颈椎位置，通过图片可以清晰地看到“紧绷状态”下的头部与“自由状态”下的异同（如图所示）。声乐演唱或教学当中需时刻谨记头部以及颈椎“向上”的自由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身体的调整与改变并不是追求一种固定不可动的姿势，其在标准化的方向性上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与自由度，倘若为达到固定的姿势而“锁住”身体，则会适得其反。

头颈区域的使用对于心理、生理功能是至关重要的。亚历山大不仅描述出了身体误用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其创造了一种微妙的方法，通过研习此技巧，可以重新教育我们有缺陷的旧习惯。例如：要消除缩短后颈的倾向，学员必须经过冷静的“抑制”思考来引导头部向前向上，来释放把头部向后向下拉的习惯性肌肉记忆。神经系统将指明方向和建立主要的控制机制，来进行正确的头、颈、脊椎、站姿等动作之间的平衡关系，这是声乐演唱的正确发声、表达所必备的条件之一。

亚历山大技法于声乐演唱与教学的专项训练

罗伯特·麦克唐纳承认站立姿势在发声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因为声音在身体中是处于悬浮的状态，它的自由活动依赖于姿势机制的有效工作，形体站姿的任何无效错误的方式都将会对声音造成压力与限制。亚历山大技法通过引入自然的身体支持，给予声音支持它所需要和自由工作的机会与空间，最终它帮助我们进入活跃的空间，同时避免任何限制它的干扰。

（一）演唱应“活在当下”

声乐演唱与教学者应当“活在当下”，而不是将目标锁定于结果与收获，或是匆忙地创作一个所谓“正确”的姿势与声音。亚历山大技法反复强调过程必须优先于最终结果，身体肌肉被教导如何在“当下”中运动，如何从一个时刻过渡到另一个时刻，从一个想法转移到另一个想法，而不是直接跳至最终结果。声乐演唱与教学者在“活在当下”的同时应该积极地让意识与身体发挥作用，通过科学的步骤来逐步揭示结果。这是声乐工作者在教学、练习、排练与表演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亚历山大技法是在一个深度、肌肉和感官层次上学习技能，一旦确定了这一观点，老师与学生们就可尝试在通过其给出的正确引导之下，努力接近所设定的目标。

（二）歌唱中有效的呼吸

亚历山大在声带受损时意识到，僵硬的脖子和向后的头部开始了一系列的肌肉紧张反应，导致了他整个身体和声音的失衡与误用，最为显著的是呼吸变得急促也更为“浅”。习惯性的肌肉反应模式是为了应对突发紧急情况或短时间的警报，用来应对危险和威胁的本能反应。在那一时刻，身体会立刻停顿、屏住呼吸并调查做出反应。所以身体的紧张必定引起呼吸的紧张与无效。错误的呼吸的方式会改变横膈膜的形状，造成喉咙和颈部的收缩，以及身体的感知、情绪和思维上的变化。故亚历山大强调表演过程中“呼吸的有效性”，特别是针对声乐演唱与戏剧表演的演员们，因为其在舞台上的发声方式是异于日常生活中的呼吸，专业演员的呼吸需要更为饱满而有效。

毋庸置疑，肺部使人体最主要的呼吸器官之一，亦是声乐演唱的核心动力来源。声乐教学与演唱者，必须明确肺部呼吸的运动轨迹以及具体走向。如图所示：在吸入气息时，人体的肺部是往两肋以及前胸后背扩张，随着肺部空间的膨胀，横膈膜自然地往下移。相反，呼气状态时，肺部呈现压缩的状态，随之横膈膜轻微往上移动。

只有当将吸气的过程变成“可视化”时，歌唱中的呼吸才能变得科学有效，有理可依。倘若教学练习过程中不明确气息的运作方式，仅仅是追求“吸满”“吸足”，势必会产生缘木求鱼的消极效应。

（三）有意识的想象

意象是我们艺术精神生活的核心，想象力则是演员诠释和创造的源泉，而有意识的想象是意象产生的前提条件。想象生活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与满足，因为想象是一种较日常意识流动更强大且更为全面的意识流动。在有意识的想象过程中，我们充分地感受到精神与身体上双重意识所带来的艺术性与崇高性。

如前所述，有意识地学习“抑制”可以使人从被动到习惯，最终达到建立新技能的目的。这意味着我们的行为是出于选择而不是习惯，正是意识抑制造就了亚历山大技法这种有别于其他身体再教育课程。训练声乐演员们用思想和图像（“可视性”）来鼓励释放和改变他们的身体与声音。用思维来引导并解放身体，从而接受新的指示，这个过程会随着声乐演唱者持之以恒的有效练习而进一步深化。倘若声乐演唱者在演唱过程中坚持正确科学地使用自己的身体和声音，通过放弃错误习惯模式，经历抑制和引导过程，就可打开聆听戏剧角色的最佳途径，呼吸将会变得更为连贯而有力，声音也更为饱满，共鸣腔体亦会更为积极、通畅。

总 结

在探索音乐艺术的道路上，声乐教学与演唱者们都应活在当下，不应强加任何违背自然与艺术规律的事物于音乐与文本之上。亚历山大技法为声乐教学与演唱提供了一套明确的方法与准则，旨在确立声乐演唱者拥有正确的演唱姿势与发声习惯，并为学员的身心训练提供有利的条件。经过良好训练后的身体与心灵随时准备好为声乐演唱做出积极的回应，以创造出极具艺术美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