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景作人

近期，一部新的民族歌剧颇引人关注，它就是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演出的《刘三姐》。该剧为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而作，是一部中央与地方联合制作的原创作品。

从经典到民族歌剧

提起《刘三姐》，中国观众可谓家喻户晓。1960年代，一部电影《刘三姐》，将几代中国人带入了甜美的山歌“梦乡”，影片中那一首首委婉抒情的歌曲，成了那个时代人们追求自然美和人性美的典范。而电影音乐作曲大师雷振邦，也因为《刘三姐》的创作成功而更加名扬天下。

民族歌剧《刘三姐》剧照（摄影：刘海栋）

此次，中国歌剧舞剧院与广西桂林地方的合作，以弘扬民族文化，宣传地方艺术，升华经典作品为目的，重新创作和打造了舞台版的民族歌剧《刘三姐》，这是一个有胆魄、有想法、接地气的举措。7月25日至26日，该剧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了两场首演，收到了来自各方的积极反响。

民族歌剧《刘三姐》由易茗编剧、雷蕾作曲、蔡薇曼导演、李心草指挥；陶雷舞美设计，刘传龙灯光设计，阳东霖服装设计，方绪玲造型设计。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演员蒋宁饰演刘三姐，毋攀饰演阿牛，剧院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奏和演唱。

易茗与雷蕾的搭档组合，目前已完成了多部歌剧的创作，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合作的《西施》《赵氏孤儿》等作品。两人合作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即风格流畅、情节细腻，民族情怀深重，民俗特点突出。《刘三姐》作为二人近期合作的新作，其主要特色体现在民间、民俗、民风的组合上。

然而，既要使作品保持民间的真实、民俗的可靠、民风的质朴，又要使其在艺术上体现出自然美和通俗感，这的确是一件不易做到的事。歌剧《刘三姐》的创作很难，难的是伫立在它前面的同名经典太过伟岸，那个由黄婉秋饰演的刘三姐形象，以及剧中委婉动听的唱段，是那样深入人心。雷蕾的父亲雷振邦所写的音乐，早已成为了人们对刘三姐形象的听觉记忆，而当年的歌舞剧在电影艺术的烘托下，情节上显得格外真实、贴切和逼真。这样的艺术效果，无不令观看过它的几代中国人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而今，中国歌剧舞剧院决心重新打造这部作品，的确是给剧作家和作曲家出了道非同寻常的难题，使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显得异常艰巨。然而，尽管困难重重，易茗和雷蕾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们相信他们所拥有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更相信他们对《刘三姐》这个优美、自然、民族的传统题材的深爱。基于这两点，他们下决心顶住压力，最终打造完成了这部舞台版的大型民族歌剧。

质朴又抒情的民族画卷

我于7月26日晚观看了这部歌剧之后，产生了很多感触。

“我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因为我知道这是一项好技术，有可能给马卜子的农业带来新的突破和发展。所以我一直非常认真地配合。”刘玉回忆道。经过多次沟通，在村内确定了示范户16户，示范田23块，总共涉及示范推广面积800亩，覆盖的示范作物有玉米、葫芦、小麦和葵花，这些作物都采用了膜下滴灌。刘玉说：“他们干的第一件事是对田块进行取土检测化验，有模有样的，但我还是不怎么放心。每天都到田里‘监督’他们工作，看看他们有没有‘造假’。”刘玉告诉记者，从前期选示范地到后期每一次施肥跟踪、最后测产，他都认真参与，目的是求真务实、拿到数据，看看精准配肥技术到底能给农户带来多少效益。

首先，这是一部融自然、淳朴为一体的抒情歌剧。作品从情节到音乐，都透着一股顺畅自如、涓流潺潺的感觉。全剧所分的五幕加尾声的结构，使歌剧在首尾衔接、中部展开的设计中显得格外均衡与协调，没有“头重脚轻”或“头轻脚重”的感觉。而在具体的划分上，剧作家参考了地方戏、歌舞剧及电影等多种形式，于典范之中反复斟酌，采用了以情节为重点的自然发展结构，将“江畔人家”“茶山立约”“歌圩对唱”“榕树定情”“莫府惊变”归纳串联起来作为戏剧节点，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戏曲与大型歌剧在结构上的不同特点，达到了融合与互补的实际效果。

其次，雷蕾是雷振邦的女儿，她在写歌剧《刘三姐》时，对于其父当年的音乐创作“依赖”很深。当然，更重要的是，她对原经典作品中所采用的民间音乐素材极为看重，故在歌剧中保留了大量原作的唱段，并由此形成了整部歌剧音乐上的固定框架。

从当晚的演出中人们听到，在上半场的三幕中（“江畔人家”“茶山立约”“歌圩对唱”），原作中的经典唱段（如“山歌好比春江水”“只有山歌敬亲人”“心想唱歌就唱歌”“这里是条清水河”“劝你莫进圣人门”“花针引线线穿针”）频频出现，有些唱段虽有变化，但也以其他的形式使其得到了保留。由此看来，雷蕾从本能上希望这部歌剧与原作（电影中的歌舞剧）在风格上保持一致，并借以得到原作中带有“神意”的艺术灵魂，使这部歌剧在继承的基础上取得突破。

其实从这部歌剧中，人们并没有感到太多富有“游离性”的创意，因为从编剧易茗开始，就根本没有想过对这部曾经的经典“动大手术”，只是希望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更多完善与扩充，继而将它从彩调剧、歌舞剧的原生状态，提高到舞台版歌剧的规格。而作曲家雷蕾，则更是坚持以民族性的初衷为基础，使歌剧与原作在风格上尽量统一。

我个人十分理解两位创作者的用意，他们太希望在他们的手中将精品意识做到极致，而不愿意在自己的创作中打破原有艺术核心中所存在的永恒精髓。

的确，纵观全剧，人们看到了两位创作者努力后的结果，新版《刘三姐》无论在剧情上还是在音乐上，都展现出了种种质朴而又抒情的民族“画面”，而在音乐及戏剧的表现手法上，民间叙事性和民间诗意性的结合亦显得格外突出，使得全剧在清新中达到了一种自然美的境界。

虽被“改造”却仍接地气

当然，作为一部创作作品，没有新意是万万行不通的，《刘三姐》也毫不例外。对于这一点，易茗和雷蕾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创作《刘三姐》，必须要在其中体现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否则得到的必将是一部不伦不类的失败之作。

易茗和雷蕾的创作着重体现在下半场，当晚的观众注意到，该剧前三幕与后两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风格差异，有时候看上去似有“两张皮”之感。然而这些才是易茗和雷蕾的创作开始——在后两幕中，他们逐渐放开了手脚，构思出许多他们想象中的艺术效果。例如，在剧情上，剧作家刻意构思和安排了一些歌剧化的戏剧节点（岩洞及榕树下的爱情等），为作曲家在这里进行音乐的展开创造了条件。而在音乐上，作曲家则在这两幕中大胆谱写了多段歌剧化的咏叹调及重唱，为整部歌剧提升戏剧性效果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第四幕“榕树定情”，第五幕“莫府惊变”中刘三姐、阿牛的数段咏叹调以及二人间的二重唱、众人间的四重唱等）。

实话实说，对于歌剧后两幕中的音乐创作，我本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其一，新创音乐确实增强了歌剧的戏剧力量，拥有了一定的歌剧氛围，某些段落的写作技巧亦很成熟；其二，这些新唱段与前三幕的音乐相比差异过大，其中明显的“跳跃性”给人们带来了些许不适应之感。

其实我认为，并非是新创音乐写得不好，而是它们出现得太晚了（前三幕中就应该出现），没有及时与前三幕的音乐相融合，故而在后面忽然出现时就显得格外的突兀和不自然。

我一直觉得，我们很多歌剧创作者的手脚至今仍在被束缚着，他们之中无论是剧作家还是作曲家，都还没能在一种充分放开的艺术环境中从事大胆的想象与创作。此次观看《刘三姐》，这种印象再一次得到了加深。

在对待《刘三姐》的创作上，两位创作者（包括导演和其他参演者在内）都还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放开，亦没有达到敢于创造、敢于突破的境界。可以看出，艺术家们在这方面有着过多的顾虑与羁绊，影响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和创作思维。

好在《刘三姐》在民族化和自然化的抒情风格上优势甚大，且有着传统民俗与民风方面的深厚积淀，所以它仍然被“改造”成了一部接地气的民族歌剧。

不动筋骨又有大胆创新

在我的想象中，刘三姐的题材是多样化的。首先，它的自然性和民族性，决定着它很容易成为一部民族抒情诗剧。如果创作者从这个方向刻意打造，那就完全可以在原作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细磨特色，并以情节的主线将其加以串联，最终在舞台上呈现出一部风格独特、音乐优美、民俗质朴的抒情诗剧（非戏剧性的）。另一种创作思路是大改的思路，即打破原有自然抒情诗剧的风格，从头至尾添加戏剧情节与戏剧音乐，在逻辑的展开上大胆想象，最终构思出一部结构全新的民族大歌剧。

据易茗先生讲，为重写《刘三姐》，他参考过各种民间艺术作品的版本，而其中亦有非常大胆离奇、传奇浪漫的构思。如广西彩调戏《刘三姐》的故事结局是，阿牛被莫家逼迫跳江，变成了一条鲤鱼，而这条鲤鱼最终又变成了一座大山，当莫老爷坐轿路过这座大山时，大山突然倒塌，将莫老爷压死在了山下，报了莫家剥削压迫广大民众之仇。

我认为这个版本完全可以一试。因为凡大歌剧的结构，都需要这种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变化和感情纠葛。创作者则完全可以根据这样的思路，将此种神话式的结局设计得更加离奇，更加富有情感冲击力。《刘三姐》的题材本身拥有着极强的可塑性，如用大歌剧体裁来表现，那么，加强戏剧力量、制造戏剧冲突、提高戏剧效果，就应成为必要的手段。而作曲家亦可在这样的戏剧框架下投入到全新的音乐思绪中，且在广泛采用刘三姐、阿牛等音乐的主导动机时，运用各种手法进行变化呈示和变形处理，继而将歌剧音乐推向一个神话般的戏剧高峰。

在我看来，既然下决心要重塑刘三姐的艺术形象，就不如彻底放开，充分利用民间戏剧和西洋正歌剧的不同创作手法，借鉴古代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写出一部不同于原作的、具有真正戏剧性的大型民族歌剧。如若不然，就不如回过头去精打细磨，在不动原作筋骨的基础上，运用新技术搞出一部舞台版的抒情诗剧，这也可能是一种聪明的选择。

当然，对于我来说，从内心里还是希望两位创作者与众位主创者一起，利用好优秀的条件、环境和资源，继续努力探索，最终创作出一部具有特殊风格和特殊意义的成功作品。

年轻艺术家印象突出

本次歌剧《刘三姐》的演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全体参演人员付出了艰辛的血汗，取得的成绩令人称赞。在这部歌剧的创作阵容中，年轻艺术家占有着很大的比例，他们以各自出色的才华给人们留下了突出印象。如导演蔡薇曼，此次从导演舞剧转而导演歌剧，专业上实现了一次巨大的跨越。人们看到，她的执导总体上显得很顺畅，舞台调度亦很充实，但在一些具有歌剧特色的体现方面（如演员对手戏的调度，角色与音乐的配合以及合唱与乐队间的衔接等）还存在着很多经验上的欠缺。

歌剧的舞美做得很好，成功的地方很值得称赞，但舞台上究竟要不要放真水（表现江河的真水）这一点值得商榷。如此过分的写实手法，是与中国民族艺术的写意特点极不相符的。

服装设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给主要角色设计的服装反差太小（颜色对比），难以突出他们的形象与个性（如刘三姐站在群众中，若不开口唱歌人们几乎找不到她），这一点应该尽快改进。

演员方面，饰演刘三姐的蒋宁和饰演阿牛的毋攀都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年轻演员，本次饰演《刘三姐》的主要角色，对他们来说既是一次专业考验，又是一次学习机会。实践证明，两位年轻演员在演出中都有着不错的表现，饰演这两个关键角色，他们的能力和潜力都很巨大，表现也令人满意。

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在舞台上表现了不错的声音，他们的演唱富有一定的歌剧合唱经验和专业素养。

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具备一定的歌剧演奏经验，当晚乐团在李心草的指挥下，顺利地完成了整部歌剧的演奏任务，且基本做到了无明显瑕疵，这一点是十分不易的。

歌剧《刘三姐》的上演，如同一道夏日的清风，给人们送来了一抹清凉的艺术气息。“再唱山歌敬亲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艺术家们，以他们的辛勤劳动，将刘三姐那质朴纯美的形象重新树立了起来，同时也将她那永不枯竭的优美山歌，再次送到了无数歌剧爱好者的心中。

民族歌剧《刘三姐》剧照（摄影：刘海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