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代的中国外交
2018-09-28雷墨
南风窗 2018年20期
雷墨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起源于危机应对。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以“非传统”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部冲击。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此后相当长时间,孱弱的中国,外交上都未能摆脱危机应对的色彩。1949年实现完全意义上民族独立后,紧随其后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屏蔽”。加之此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中国外交主动作为的空间并不大。
1978年是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年开启了改革开放,中国外交也开始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自那以后的中国外交,主基调不再是危机应对,也彻底褪去了“革命外交”的色彩。外交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是那个时代中国外交的主题词。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外交再次站在转型的历史关口。这又是一个大变革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应运而生。
经济为先
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总与国际局势以及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密切相关。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大背景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出现变化。
由于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外交开始转向“联美抗苏”。这个调整带有战略考虑,但还谈不上质变。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并没有加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某种程度上说,那时的中国还未做好“加入”国际社会的准备。
真正的质变出现在1978年。这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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