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序文，提到了“充分就业”的目标，但劳动标准仍然被多边贸易机制远远排除在外。唯一的例外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前身）的一则条款，允许政府限制监狱劳工制作的进口商品。

相反，地区贸易组织向来重视劳动标准。这些协定与最惠市场准入和遵守核心劳工权利之间的联系日益明确。在最初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签署于1992年）中，劳动标准被收入附则。此后，美国参与的地区贸易协定通常都会包括劳工一章。

支持者说，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原本将要求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大幅改善劳工政策—越南还需要支持独立工会。特朗普政府宣称，其与墨西哥的修订版协定，包含了所有贸易协定中最严格的劳工条款。

发展中国家一般会限制贸易协定中的劳动标准，担心发达国家滥用这些条款，行使保护主义目的。当要求超过了核心劳工权利，提出特殊的工资和其他物质要求时，这一担忧便成立。比如，新美墨协定要求40%～45%的汽车由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生产。

汽车公司完全付得起更高的工资，这一条款本身也许并不会破坏墨西哥的就业前景，但它也无法成为有用的先例，因为它建立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工资底线—比墨西哥制造業总体平均水平高出许多倍。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没有理由拒绝能够解决职场议价不对称性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劳动标准。核心劳动标准，如自由结社、集体议价权和禁止强迫劳动等，对于经济发展并无阻挠作用，反而是经济发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