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维

只有遇上一群作家，你才会更真切地知道作家这个集体名词具象的样貌。日前，《南风窗》记者在上海遇上了一群作家。他们每个人都上去演讲，用同一个主题—“旅行”。

诗与远方，无疑是作家的标签之一，这个世界之所以供养作家，就是承认了他们寻求物质生产活动以外的其他意义的合法性。诗与远方都是美好的，但多年来，经过大众的泛滥使用，似乎正日渐沦为苟且生活的笑柄。

那么作为写作者，有没有责任？旅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谦卑地感受真实相关？诗与远方，在多大比例上还和灵魂相连？

诗人翟永明：胸前的弗里达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小剧场，大方文学节的18位作家里，诗人翟永明第八个上台。她的眉毛和长发如同夜一样的黑色，眼神里有忧郁和坚毅，或许还有一丝妩媚，但不容易被察觉。

她的语气平静而绵长，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她带入那个气场。

1990年，翟永明在纽约的一家艺术书店，无意间翻到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的画册。整个夏天，翟永明一直在读这本画册，读弗里达的画，也读她的生活。

弗里达的俗艳、华丽、性感，弗里达的流血、哭泣、破碎，弗里达的痛苦、孤独、挣脱，构成了她人生和绘画的全部意义—对自我的观照。这让翟永明有了心灵相通的感觉。

20世纪80年代，翟永明写了组诗《女人》，“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写了《静安庄》，“我用四面八方的雪繁殖冬天的失败”……字里行间这些“失败”，其实是现代女性意识的自我启蒙，是对男权社会的伤害与温柔的反叛，是与弗里达的一系列画作相互映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