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霞

如此题目，并不是说徐则臣将“身份认同”当作了形而上追索的内容，而是说，在他持之以恒的“北漂”书写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元素。这种元素从丰厚的现实土壤里长出来，又超越其上，以“身份认同”的形式开出了朝向精神层面的花朵。一直在不断沉淀和精进的徐则臣，或许又将迎来新的创作嬗变。

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说起来，一切还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作家对于叙事艺术孜孜不倦的思考和实践。

徐则臣用了六年时间写《耶路撒冷》，在写作过程中，他关于短篇小说的念头一个个成型，但彼时又无法脱开长篇而写。当他终于完成《耶路撒冷》后，却发现自己写不成计划中的那些短篇。于是，他将自己喜欢的经典短篇小说集结起来，发现它们都少于八千字。他说：“短的短篇让我觉得无比美好。”可是，要在这么短的篇幅里，像长篇或传统叙事那样去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无疑是局促的，也是陈腐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更换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如果说以前是“从A走到B走到C一直走到Z”的话，这种惯用环节现在应当被拆解或绕行，由此造成的“残缺”和“不完整”或许正是成就短篇的关键。

现在，徐则臣关于短篇小说的新的尝试、关于现代生活不确定性的思考，就呈现在他近期的短篇《兄弟》里。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戴山川从南方老家来到北京，“寻找另一个自己”。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低端人口”行健、米萝和“我”听他说着清醒的胡话，内心暗笑他的癫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