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奂

张伯驹虽出身名门贵胄，却无贵族子弟的傲慢娇贵，一心沉醉于传统文化艺术，带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节，喜欢以文会友，常在家中置办雅集，乐于结交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张伯驹多才多艺，尤其在收藏、诗词、戏曲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与之相识、相交的无不是当时这些领域的顶尖人物，甚至是国手般的存在。盘点张伯驹的交游圈，无论交往的广泛程度，还是交流的深度，近现代历史上似乎无出其右。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隐隐组成近现代收藏界的学术交流网络，从这一角度切入，也是探索中国近现代文化现象的重要途径。下仅举几例，以管中窥豹。

张伯驹最为热哀的爱好，还是收藏，与张伯驹交好的鉴藏家就有启功、王世襄、朱家溍、于省吾、罗继祖、徐邦达、傅增湘等。古文物收藏是他们的共同爱好，为此，他们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对方如在研究上需要帮助，张伯驹定必大方相助。如《平复帖》相借给王世襄的义举，让王世襄与其从此结下深厚友谊。

1947年，王世襄在故宫负责文物的保管和陈列工作，并着手进行文物著录工作，国宝级文物《平复帖》被王世襄选定为著录方面的试点，而当时《平复帖》珍藏在张伯驹手上。作为晚辈的王世襄登门拜访，希望可以得到张伯驹的支持。让王世襄万没料到的是，张伯驹非常爽快地答应让他看《平复帖》，还让他拿回家去仔细辨识。正是由于张伯驹的大方支持，王世襄颇为感动，他苦心钻研，完成了具有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相关文献，还有保存与流传经过的完整记录，为当时故宫文物的整理、建档树立了标杆，终成范本。

又如，张伯驹与张大千在收藏上也保持着君子之交，两人对书画收藏都十分热哀，但张大干收藏以自学之用居多，有些书画，张伯驹认为适宜张大千收藏，就主动介绍给他；而遇到国宝，张伯驹想收藏，张大千也绝不与他相争。每当两人收到自己满意的书法时，总是拿在起互相鉴赏，久而久之，彼此间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游春图》浮出水面时，张大干闻讯要将其纳入囊中，但知悉张伯驹也想救下国宝时，未免相争而抬高价格，张大干主动放弃，转而帮忙游说，助力张伯驹以更合理的价格将其收入囊中。

此外，张伯驹在红学和京剧方面也十分痴迷，他与红学大师周汝昌是忘年之交。两人相识于张伯驹的次收藏展上，他们志趣相投，常在张伯驹展春园中听琴、畅谈，友谊日渐深厚。周汝昌小张伯驹二十岁，但后者视这个年轻人为词学知己，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也在张伯驹身上获益良多。雖然张伯驹并不是红学家，但只要有合适的研究材料，他也必定向周汝昌输送。比如在“红学”史上曾出现过方重要的砚台——脂砚，这方砚台就是由张伯驹先生发现，并第一时间提供给周汝昌研究。后来周汝昌所著的《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发行，首印5000册。经刊行，竟轰动全国的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红学研究的高潮。

此外张伯驹还是一个京剧谜，他敬佩和欣赏余叔岩在京剧方面的艺术天赋，与其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他耳濡目染，虚心向余叔岩学习，身体力行地传承了余氏一脉京剧的艺术风范，还曾与刘曾复一同演出京剧，对京剧传承与研究都作出了独特而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