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的诞生

2022-07-11张佳婧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22年2期

摘要：1921年，初版的《胡适文存》（一集）标志着贯穿胡适终身研究的“科学方法”的正式诞生。从《实验主义》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通过杜威思维术与清代考据学的“嫁接”，实现了利用西方资源对传统学术的改造与升华。在“科学方法”的洗礼下，胡适得以超越写作于留学前的《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的旧红学思路，写出为五四前后中国学术转型建立新“范式”的《〈红楼梦〉考证》。作为胡适治学的根基与核心，“科学方法”其实内在制约了胡适的治学范围。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常规科学共同体选择研究问题的一个准则是选择那些在范式的设定下被假定是有解的问题。这也就解释了胡适的新红学为何始终停留在“著者”和“本子”上下功夫，以至于招来客观代替主观、史学压抑文学的批评。但库恩却主张，常规研究的保守性反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范式的潜能，并伴随着危机和反常的积累，酝酿新一轮的科学革命。在这种意义上，或许能对胡适的治学道路有更深的理解和同情。

关键词：胡适;科学方法;考据学;红学;范式

1921年，《胡适文存》初版，胡适在《序例》中将其卷二、卷三范围杂乱的讲学文章，统称为“方法论的文章”，实开其毕生学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之先风。①纵观胡适的学术生涯，“科学方法”不可不谓其学术焦点，他不但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实验主义》《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这一类严正的方法论文章，还通过文法研究、时事议论、小说考证来讨论做学问的方法，以金针度人。在50年代的口述自传中，胡适还曾颇为自得地总结：“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②且不论胡适的表白是否言过其实，这种对于“方法”的强调与痴迷，都说明“科学方法”已成为讨论学术史上的胡适一个不可绕开的议题。

尽管胡适本人反复申说“科学方法”贯穿他的终身研究，但不少学者都指出，其早期讨论或许更具研究价值。许冠三认为，胡适正面阐发方法学说的论文，以1918—1928年这一阶段尤为丰盛，亦最具代表性。③陈平原更指出，1919年才是胡适的“方法年”，此后的无数文章都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引申发挥。④如此，1921年初版的《胡适文存》（一集）或许成为讨论胡适的“科学方法”的绝佳入口。一方面，《胡适文存》收录了《实验主义》《杜威先生在中国》《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正面展开“科学方法”论述的文章;另一方面，我们也得以通过文法研究、小说考证的讲学文章，一窥胡适是如何将其留学时期的考据文章纳入“方法论”自觉的谱系中，又是如何在小说考证中落实理论层面的“科学方法”。在短短两年（1919—1921）的时间内，胡适通过杜威思维术和清代考据学的“嫁接”实现了其“科学方法”的本土化，更推出了以《〈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运用“科学方法”的典范之作，为五四前后中国学术转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式”。

一、“科学方法”的资源：杜威思维术和清代考据学的“嫁接”

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中曾高屋建瓴地点出：年纪轻轻的胡适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内取得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领导地位，是因为他填补了中国思想界的一段空白。晚清知识分子对所谓“西学”普遍缺乏亲切而直接的认识，因此，对于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始终无法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格局。而胡适率先提出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才把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科技和政制的层面正式提升到文化层面，这才突破了旧有框架。①

在这样一个思想史背景下，“科学方法”作为胡适治学的不二法门，无疑最能体现胡适中西合璧的学术资源与视野。对此，陈平原曾有精当的概括：

胡适之得以在中国思想学术界独树一帜，主要还是归功于其将杜威“思维术”与清人考据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弄出一套“对于中国社会简直是‘对症下药’”、因而极其容易推广的“科学方法”。②

從《实验主义》《杜威先生在中国》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一集）清晰地勾勒出胡适将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与清代考据学相结合的脉络。在1919年写作的《实验主义》一文中，胡适介绍了杜威的思想论之“五步说”：疑难的境地;指定疑难之点;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判断何种假定有效;证明这种解决方法是否有效。五步之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步，即最注意假设。③胡适向来强调自己对于“方法”的讲究得益于杜威的影响，撇开作为整体的杜威哲学不谈，在方法论的层面，他确实是杜威的信徒，这点毋庸置疑。很显然，胡适后来一系列围绕“科学方法”的阐释，无不脱胎于此。

在1921年7月发表的《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胡适的着眼点已从对“实验主义”的具体介绍转到了方法论的提炼，他将杜威“实验主义”的哲学方法概括为两点，即“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④相较前文已更具个人述学“明白清楚”的色彩。果不其然，1921年11月，他将1919年首作、原载《北京大学月刊》的《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加以修改，又加上第八章，正式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真言。⑤如此，清代汉学家在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等领域使用的“不自觉”的方法终于和“实验主义”“自觉”的方法并轨，胡适的方法论也因此基本成型。

以清代考据学为中介，胡适的“科学方法”得以在中国学界畅通无阻，这固然归功于胡适一直以来对清人考据学的兴趣，但也不能忽视背后出于策略的考量。⑥余英时曾指出，五四前夕中国学术思想主流仍旧是儒家。在章太炎所谓的“国故学”领域，经学仍高居首座，以下才是先秦诸子学、史学和文学。刚刚回国的胡适如果想在中国取得学术上的领导权，无疑需要在国故学界有出色的表演。⑦

颇为值得玩味的是，胡适晚年曾谈及：“蔡先生看到我十九岁时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后，便要聘我到北大教书。”⑧这一略带戏剧性的说法，恰恰体现了“国学”功底对于进入当时以章门弟子为中心的北大的重要性。即使是在让胡适“暴得大名”的文学革命领域，对于章门弟子钱玄同对其《文学改良刍议》的“大为赞赏”，胡适晚年仍旧念念不忘，甚至形容当时的情绪是“受宠若惊”。①初入北大的胡适在章门势力面前的地位落差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便很容易理解，1918年2月，初入北大的胡适为何选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重载他在留学时期的两篇得意之作——《尔汝篇》与《吾我篇》。然而，这一投石问路之举得到的反馈并不乐观。科举出身、研究老庄哲学的讲师刘鼒和率先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回应，对胡适总结的“尔”“汝”的三条文法通则进行商榷与辩驳，虽言辞谦和，但举出的证据颇为有力，已足以驳倒胡适的观点。②不日，当时正在本科数学门就读的学生毛子水也撰文反驳胡适，表示“尔汝二字，声位相同，义亦不异”。③3月，与胡适同样讲授“中国哲学史”、曾在课堂上嘲笑“胡适不通”的文科教授陈汉章，也特意撰文从音韵学的角度驳斥了胡适的观点。④无独有偶，《吾我篇》重刊以后，毛子水再度发文反对，表示“古人用吾我余予诸字，亦无有定法”。⑤

早在刘鼒和对《尔汝篇》提出质疑时，胡适就有所回应，他表示“《尔汝篇》本适在美国留学时旧作，海外无书籍师友之助，其中谬误自不能免”，虽以“留学旧作”为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但多多少少已间接承认了自己的问题。尽管认为刘鼒和的文章“其中略有数点尚有讨论之余地”，也有答复的计划，但随着否定声音的不断出现，胡适最终还是没有对上述一系列文章做出回应。⑥

实际上，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蔡元培、梁启超等前辈名流对胡适的汉学功底、清儒遗风的嘉奖，其实未必符合事实。⑦从《尔汝篇》《吾我篇》在北大搅起的风波，便可知胡适小学功底的不足。⑧因此，今人讨论胡适与清代汉学传统的关系，不能单纯强调两者之间的关联，更要注意其内在的隔膜。

在北大的首次“学术亮相”受挫以后，胡适再度提起《尔汝篇》和《吾我篇》，已是《胡适文存》的初版序例，这些“研究一个字的文法”的文章，已摇身一变成为“方法论的文章”，其唯一目的也被演绎为“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⑨晚年自述，胡适也强调，对于他早年的几篇考据文章（《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我的首要兴趣便是归纳法”，“那也是我第一次企图发展我自己的治学方法”。⑩胡适的这些发言，多少道破了其敝帚自珍背后的真实动机：关键不在于考据本身，而在于考据背后的“科学方法”。

通过上文的梳理，或许可以更清晰地洞察胡适在杜威思维术和清代考据学间的位置。正如研究者所见，以胡适的背景、训练、思路与抱负很难真正进入章太炎式的学术方式的内部;然而他却另辟蹊径，将以章太炎为节点的清代学术经验转化成“科学方法”的前代资源。①实际上，胡适对清代考据学的方法从来不是完全认可的。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提出三百年古学研究的三大弊病——研究的范围太狭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已表现出对清儒的不满。②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他更旗帜鲜明地批评乾嘉以来在故纸堆里刨根问底的汉学传统，希望以西方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创造证据的方法”为中国学术增添新鲜血液。③由此可见，素来有“考据癖”的胡适的“考据”与清代汉学家的“考据”并非完全同质的，胡适曾自叙“我常常爱做一点半新不旧的考据”④，这“半新不旧”的说法，或许最能体现他与清代考据学之间隐秘的合流与分野。

要之，与其说胡适的“科学方法”是对杜威思维术与清代考据学的严丝合缝的结合，倒不如说是一种为了实现西方实证思想的本土化的“嫁接”。胡适“科学方法”的根基仍旧在于杜威的“思维术”，他在提倡“科学方法”早期对于清代考据学的频频提及，未免给人一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感觉。名为“嫁接”，却并非一种批评。恰恰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胡适实现了利用西方资源对传统学术的改造与升华，也正是在这个层面，胡适填补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空白。

二、“科学方法”的应用：以胡适早期《红楼梦》研究为中心

讨论“科学方法”，胡适最喜欢举的例子是其小说考证的成绩。陈平原认为，“可能因其‘假设’与‘求证’的脉络清晰便于叙说;但也不排除包含胡适本人对其学术研究的自我评价”⑤，确为知人之论。不同于与清代考据学的隔膜，对于以文学革命“发家”的胡适来说，小说考证无疑是其本色当行。

在1921年初版的《胡适文存》（一集）中，收录了《〈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三篇文章，从方法论的层面出发，实际上，已奠定了胡适后来一系列小说考证的基石。根据胡适晚年的总结：“中国（传统）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历史小说。这种小说是经过长期演变出来的。每部小说的开始，可能都只是些小故事;但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才逐渐变成一种有复杂性格人物的长篇小说。”“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第二种，便是一些个体作家创作的小说。”⑥《水浒传》和《红楼梦》恰恰是这两类小说的代表。对于这两种类型的小说，自然讲究不同的“科学方法”。如胡适所言，研究历史小说，就要用“历史演变法”。“我们必须要从它那原始形式开始，然后把通过一些说书人、讲古人所改编改写的长期演变的经过，——搞清楚”;研究个别作家的创作，“我们必须用一般历史研究的法则，在传记的资料里找出该书真正作者的身世;他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状况”⑦。纵观胡适后来一系列的小说考证，无疑不是对上述两种方法的应用与延伸。

无论是“历史演变法”还是“传记研究法”，很容易发现其本质与实验主义的“历史的态度”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适曾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将实验主义的两个根本观念总结为“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所谓“历史的态度”，“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⑧这显然是胡适小说考证的根基与思路。

在胡适的一系列小说考证中，《红楼梦》研究无疑占有最为特殊的地位。这固然因为它很有可能是胡适最具价值的学术成果之一，但也不能忽视《红楼梦》考证对于体现、传播其治学方法的重要性。今人对于胡适红学研究的关注，多集中于《〈红楼梦〉考证（改定稿）》（1921）、《跋〈红楼梦考证〉》（1922）、《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1927）、《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1933）这五篇“新红学”扛鼎之作。但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胡适写于留学前的《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后文简称《小说丛话》）中的八则札记①，以及写于1921年3月的《〈红楼梦〉考证（初稿）》②这两篇早期文本，或许对于进一步了解伴随“新红学”而兴起的“科學方法”具有特殊的价值。

近年来，《小说丛话》中关于《红楼梦》的八则札记越发受到学界的重视。苗怀明曾通过这几则札记介绍了胡适早期对于《红楼梦》的作者、内容本事、思想内涵、人物评价等方面的认知，强调“胡适曾是索隐派”③;段江丽更指出这几则札记的材料、观点在当时大多属于习见，《小说丛话》很有可能是胡适有意模仿前辈学人，以“丛话”的方式，在读书过程中对前人的观点进行抄录、借鉴与补充④。笔者并不试图对八则札记做面面俱到的梳理，只是希望通过前两则札记与后来的“新红学”研究的对比，以期呈现“科学方法”的价值。

《小说丛话》第一则札记明确指出：“《石头记》著者不知何人，然决非曹雪芹也。”胡适举出两条证据：一是在小说第六十九回有太平闲人张新之的评语：“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⑤一是作品在第一回只提到曹雪芹进行披阅和增删，并没明说他就是作者。综上两点，胡适判断，曹雪芹绝非原作者。第二则札记说：“《石头记》之作者即贾宝玉，贾宝玉即作者之托名也。”不过，胡适举出的证据同样相当稚嫩——《石头记》开卷第一回“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夫曰假宝玉，则石而已。石头所自记，故曰《石头记》。石头所自记，即贾宝玉所自记也。”⑥石头—假宝玉—贾宝玉的关联，以如今的眼光来看，谐音固然是曹雪芹的创作特点，但若以此逆推“自传说”，则未免缺乏说服力。很显然，这一时期的胡适尚未接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的洗礼，他的观点、材料与方法并未跳出旧红学的范畴。尤其是就方法而言，他太过信任、依赖文本内部的说法，仅仅只能做一些无稽的附会，完全够不上科学的考证。

从上文的两则札记可知，早在留学前，胡适便有了《红楼梦》乃作者自叙生平的猜测。不过，他又否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因此，对于“自传说”的考察，只能在小说文本内部做做文章。实际上，《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之说，在清末民初并非石破天惊之论。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就曾总结道：“综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两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第一说中，大抵以贾宝玉为即纳兰性德。……至谓《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①可见，《红楼梦》乃“作者自写其生平”，其实是时人比较流行的观点。在这种意义上，胡适晚年在台湾大学作题为《治学方法》的演讲时，将他的《红楼梦》“自传说”视为“平常的假设”“小胆的假设”②，也不无道理。

有意思的是，留学时期的胡适，在《红楼梦》著者的问题上似乎又转变了他的态度。1916年9月5日的一则日记写道：“胡适曰：明诗正传，不在七子，亦不在复社诸人，乃在唐伯虎、王阳明一派。正如清文正传不在桐城、阳湖，而在吴敬梓、曹雪芹、李伯元、吴趼人诸人也。”③似乎已承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著者。在后来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学革命的重要文本中，更径直强调“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④，进一步明确了曹雪芹的著作权。这对于胡适的红学研究实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如此，本来无迹可寻的“自传说”才得以与曹雪芹的身世考证勾连起来。

“自传说”从酝酿到成型，《〈红楼梦〉考证（初稿）》是一个相当关键的文本。对于《〈红楼梦〉考证》从初稿到改定稿的异同和变迁，宋广波已做过相当精要的概括与梳理。⑤不过，具体到胡适如何以“科学方法”进行考证，则有进一步展开的必要。笔者将对两篇文本围绕“著者”问题的内容进行对勘，试图勾勒胡适如何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推进、修正自己的研究，从而“证实”自己的“假设”。

在《〈红楼梦〉考证》的结尾，胡适以方法论的角度收束全文：“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及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⑥这一段话，改定稿对初稿基本没有改动，可见是胡适的“新红学”研究自诞生时就确定的方法与宗旨。搜集材料——参考互证——得出结论的“考证学的方法”，不仅体现在孤立的两个文本本身，更适合形容两个文本的变迁。

若要证明《红楼梦》乃作者曹雪芹自叙生平，必得考证作者身世与小说情节之间的吻合度。在初稿中，胡适通过《随园诗话》《小浮海闲话》《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扬州画舫录》《有怀堂文稿·楝亭记》《丙辰札记》《陈鹏年传》等文本的彼此印证，大致考证出曹寅的生卒、官职、才学等信息。其中，胡适尤其强调《陈鹏年传》中提到的曹家曾接待过南巡的康熙帝一事，并颇为详细地论证了《红楼梦》第十六回中，赵嬷嬷与王凤姐论南巡接驾的文字，与曹家接驾的史实之间的诸多对应之处。加之《红楼梦》开端本就有作者自叙生平的提示，这便是胡适在初稿中论证“自传说”的大致思路。

在初稿中，胡适凭借敏锐的眼光提出了不少设想，如根据赵嬷嬷说贾府接驾一次、甄家接驾四次，推测曹寅接驾不止一次，但因缺乏材料支撑显得分量不足，尤其是对于“自传说”的证明，唯一比较明确的关联就在于曹寅曾接驾过康熙，说服力仍旧有限。因此，在改定稿中，胡适补充了大量的材料。在顾颉刚的帮助下，胡适先是考证出曹家祖孙三代的为官情况，又明确了曹寅曾四次接驾康熙的事实，甚至还考据出曹家世系表。并且，这些信息无不与小说中贾政一家的情况一一对应。凭借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兄弟的四首诗，胡适更明确了曹雪芹的身世与境遇：他有文学和美术的天才，曾做過繁华旧梦，但晚年贫困潦倒，更与宝玉的经历暗合。如果说，初稿中的“自传说”尚显底气不足，那么到了改定稿中，“自传说”已得到了文献强有力的支撑。

不过，改定稿和初稿的不同，并非仅仅是正向的发展，也有逆向的修正。在初稿的结尾，胡适曾写道：“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①一语成谶，在改定稿中，胡适对这句话加以发挥：“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②其中，胡适在改定稿中修正的一个尤为重要的错误就是曹寅和曹雪芹的关系。在初稿中，胡适一开始接受了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的说法，认为曹雪芹乃曹寅的儿子。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清末藏书家杨钟羲率先纠正了这个错误，他根据清宗室敦诚的《四松堂集》指出曹雪芹乃曹寅之孙。顺藤摸瓜，胡适从《八旗人诗钞》中发现了敦诚兄弟赠答曹雪芹的诗四首，不仅得知了不少关于曹雪芹生平的信息，更侧面说明了曹雪芹和敦诚兄弟的交情之深。因此，胡适指出“他们的证见真是史学家说的‘同时人的证见’，有了这种证据，我们不能不认袁枚为误记了”③。

和《小说丛话》中对于先人材料的盲目接受不同，这一时期的胡适开始有意识地考察不同史料的可信度。正如校勘学中不同本子的可靠性存在差异④，考证作者生平的不同史料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因此，才讲究“同时人的证见”。在后来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胡适对“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⑤做了一个更详尽的说明：“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一、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二、什么时候寻出的？三、什么人寻出的？四、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五、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⑥上述说法，也不失看作对此前小说考证经验在方法论上的归纳与发展。

从《小说丛话》到《〈红楼梦〉考证》的初稿和改定稿，胡适的红学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胡适本人原本松散、不成体系的红学旨趣终于定型，从这一典型个案中也依稀可见新旧红学范式更替的前兆。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运用的这套方法在今天看来也许很平常，甚至显得浅薄、过时，但对于百年前长期笼罩在索隐派阴影下的红学研究来说，却必须强调其开创价值与指导意义。无论我们对胡适的学术趣味或研究方法認可与否，我们都必须承认，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红学时代。

三、“科学方法”的评价：作为“新范式”的得与失

讨论作为学者的胡适，其最大贡献莫过于在中国小说史和中国哲学史上起到的划时代作用，即建立了库恩所说的新范式（paradigm）。⑦无论今人对于其具体学术成果的内容本身如何挑剔，都不可否认其治学方法起到的“但开风气”的成就。在胡适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中，其“科学方法”也因此成为各种学术讨论、政治批评的焦点。

仅以胡适的红学研究为例，对于其“科学方法”进行讨论的文字可以说是不计其数。自上世纪20年代“新红学”诞生以来，胡适的方法论一直备受挑战。不仅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不断对胡适的批评进行反批评，更有不少学者指出，胡适以考据学方法研究《红楼梦》与索隐派是“异曲同工”，“不免是五十步笑百步”。①尽管备受争议，“自传说”仍旧主导了《红楼梦》研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一度随着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53）的出版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红学已彻底沦为曹学。不过，从此以后，“自传说”明显后劲不足，开始走下坡路。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运动的影响下，“封建社会阶级斗争论”压倒了“自传说”，取得了大陆红学研究的正统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等作品的出现，红学研究终于回归小说文本本身。在又一轮范式更替的背景下，胡适以“考证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思路，虽然在矫正索隐派的谜学上厥功甚伟，但以历史考证代替文学研究，无疑造成了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压抑乃至遗忘。如今，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在层层累积的红学学术史背景下，继续讨论胡适“科学方法”的得失，谈何容易。一方面，此类研究已汗牛充栋，难以突破;另一方面，以今人的眼光来评价百年前的得失，多少有事后诸葛亮、求全责备的成分。因此，笔者更希望以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讨论胡适的“新红学”研究是如何走向曹学的，在这其中，“科学方法”又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实际上，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胡适不以文艺批评的角度研究《红楼梦》有其特殊原因。宋广波认为，这是因为彼时西方的文学理论尚未传入我国，而胡适又醉心于建立在实验主义和清代考据学基础上的“科学方法”。②陈平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注重证据的‘科学方法’，其实已经内在地规定了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只能在‘著者’与‘本子’上下功夫。在胡适看来，只有这两者，才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这就难怪胡适推出‘自传说’时，只以索隐派为旧典范的代表，而只字不提早已存在且仍在发挥作用的评点派。”③由此可见，《红楼梦》“自传说”走向“曹学”的发展轨迹及其弊病，恐怕早就内在于“科学方法”的基因之中。

自余英时以来，以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来讨论胡适的新红学研究，已颇为流行。根据库恩的思路，科学演变呈现出这样一种基本模式：前科学——范式的建立——在范式主导下的常规科学的展开——严重危机的出现——发生科学革命，建立新的范式。关于胡适的“科学方法”作为一种新“范式”的建立，以及随着危机的出现又被新的“范式”所取代的过程，余英时已经做过相当精彩的分析。④不过，“在范式主导下的常规科学的展开”作为科学革命的重要一环，却尚未得到充分的阐释。在库恩的范式理论的延长线上，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方法”之于胡适“新红学”的内在建构。

根据库恩的理论，所谓“常规科学”就是遵循范式或由范式制约的科学。考虑到库恩的范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描述科学以外的领域⑤，因此，不妨将其“常规科学”理解为遵循范式的“常规研究”。以胡适开启的“新红学”研究为例，“常规研究”即遵循“考证学的方法”、在“自传说”基础上进行的红学研究。库恩认为，常规科学作为一种解谜活动，其目的不是为了去发现重大的实质性的新事物，而是扩大范式所能应用的范围和精确性。而“判别一个谜的好坏标准，不是看它的结果是否内在地有意义或重要”，而在于它是否“确信有一个解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取得一个范式就是有了一个选择问题的标准，当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这些选择的问题可以被认为是有解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对这些有解问题，科学共同体才承认是科学的问题，才会鼓励它的成员去研究它们”①。因此，就不难理解，胡适的红学研究为何仅仅在“著者”和“本子”上下功夫。只有在这个层面，常规研究讨论的谜题才是有解的。

尽管胡适本人也曾警惕乾嘉以来“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②的倾向，但是在“科学方法”的制约下，他的红学研究终究也无可避免地走向对小说研究中难以落实的审美批评的忽视乃至抹杀。在“科学”的大旗下，胡适独尊“实证”的方法论，无疑便造成了史学对文学、客观对主观的压抑。实际上，这一“科学方法”的内在限制不仅仅体现在小说研究这一领域，更辐射至胡适学术领域的方方面面。有研究者指出，胡适以“实证”为核心的“科学方法”，“其实质是只承认对各个个别对象的分别认识，充其量只承认在若干个别认识基础上所作的归纳，因而对研究对象缺乏整体性认识。像这样的研究方式与问题意识，固然使胡适的学术活动能保持价值中立和判断严密，但同时也使他的学术研究不能向纵深处拓展，只能限于‘但开风气’的层次”③。上述批评，恰恰触及了胡适“科学方法”的核心问题。

不过，有意思的是，对于受制于范式的常规科学的解谜活动，库恩却乐见其成。在他看来，常规科学的保守性恰恰是科学成功和进步的秘訣。一方面，这种保守性保证了研究能够深入、细致和精确，最大可能发挥范式的潜能，使科学能够切实进步。在这种意义上，胡适执着于在“著者”与“本子”上做文章，确实在著作权、作者家世、脂本考证等方面贡献了不可多得的观点与材料，延续胡适思路的红学后人，更将“自传说”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另一方面，库恩认为，正是由于常规科学的保守性使得反常、危机乃至科学革命成为可能。对此，余英时已做过精彩的分析，④笔者不再赘述。

和人们对科学革命自带的“革命性”想象不同，库恩反倒认为“在科学中用现有工具尽最大的努力从事研究，往往比停下来考虑另外多种多样的研究进路要好”。在库恩看来，片面主张创新并不可取，维持“收敛性思维”与“发散性思维”之间的必要平衡和张力才是科学研究成果的秘诀⑤。从这一层面来看，胡适一生从“大胆假设”走向“小心求证”的学术变迁⑥，或许也不无他的价值与道理。在“科学方法”作为一种新范式建立前后，“发散性思维”自然占据上风。等到胡适的方法论站稳脚跟、走向常规研究以后，则往往表现出更高的保守性。这恐怕不仅仅是为声名所累的胡适治学日趋谨慎的个人困境，也是学术史上每一轮范式更替的宿命。

在五四前夕中国传统学术深陷内在危机时，应运而生的胡适以其接受西学思想锻造的“科学方法”建立了新的范式，又随着学术发展的潮起潮落被新的范式超越与取代。无论今人对胡适的“科学方法”或褒或贬，我们都无法否认，在试图辨认与评判胡适的过程中，我们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脉络有了更好的认知。

① 胡适：《序例》，《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第249页。

③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52—153页。

④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①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73页。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160页。

③ 胡适：《实验主义》，《胡适全集》第1卷，第307页。

④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全集》第1卷，第361页。

⑤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全集》第1卷，第388页。

⑥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162页。

⑦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185-187页。

⑧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95页。

①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第311页。

② 根据胡适的观点，“汝字所指，定是一人，决非众数”，但刘鼒和却举出了《尚书》中用“汝”表示众数的例子——“邦之臧惟汝众”（《尚书·盘庚篇》）。总之，对于胡适总结的三条文法通则，刘鼒和认为胡适的发现有一定的道理，“古书中此例自是不少”，但是“古来文字用法则不能决定以此为原则耳”。刘鼒和：《书〈尔汝篇〉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9、18日。

③ 毛准：《书〈书《尔汝篇》后〉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22、23、25日。

④ 陈汉章：《〈尔汝篇〉卮言一则》，《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日。

⑤ 毛准：《书〈吾我篇〉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26—28日、3月1日。

⑥ 胡适：《〈书《尔汝篇》后〉附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8日。

⑦ 罗志田指出，蔡元培说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是个小误解。但蔡‘序’特别强调胡适和汉学之间的关系，则是个大误解。”“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所为，基本上是清儒中汉学一派所为的考据，而当时一般人的认知，做考据便等于汉学家了。这恰是时人对胡适的新考据认识不足的表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7页。

⑧ 罗志田指出：“讲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本非胡适所长，在其开始努力‘调和’汉宋时，连清儒的主要小学著作都基本没有接触过;但他早年的几篇论文，恰都是在小学的范围之内。”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187页。

⑨ 胡适：《序例》，《胡适全集》第1卷，第1页。

⑩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第281页。

① 李浴洋：《胡适“科学方法”视野中的“学术范式”更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5期。

②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全集》第2卷，第3—6页。

③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全集》第3卷，第131—143页。

④ 胡适：《〈水浒传〉考证》，《胡适全集》第1卷，第480页。

⑤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158页。

⑥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第402页。

⑦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第402、405页。

⑧ 胡适：《实验主义》，《胡适全集》第1卷，第282页。

① 此稿具体写作日期仍待考。最早见于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4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收入此稿时，加了如下按语：“本文系未刊稿，无写作日期。所用的笔记本、封面题字、行文款式、无标点符号等，与《藏晖室日记》庚戌第二册大体相同，题为《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与他在中国公学时主编《竞业旬报》，写《无鬼丛话》，‘文苑丛谈’等颇一脉相承，其中关于《红楼梦》的看法，与他后来的观点迥异。从这些方面看来，本文当是他出国留学前在上海时期所作，故置于此。”《胡适全集》收入此札记时，编者根据胡适的眉批，将此篇系于1921年。笔者认为，胡适的眉批应当是后来加的。从内容出发，笔者更赞同曹伯言的观点。

② 本文最初发表于1921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初排本《红楼梦》，现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0册）。《〈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红楼梦〉考证（初稿）》的基础上改动了七八千字。和被视为“新红学”开山之作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不同，《〈红楼梦〉考证（初稿）》得到的关注相对有限。

③ 苗怀明：《风起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34页。

④ 段江丽：《胡适〈红楼梦〉研究旨趣的转变与得失》，《中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⑤ 根据张新之的批语，“胡老明公”是《红楼梦》中先后给晴雯、尤二姐开下“虎狼药”的胡庸医胡君荣。张新之在第五十一回回末评语中说：“医必姓‘胡’，非杂凑胡乱字样，便是‘胡老明公’之胡，造大观园是他，用虎狼药亦是他，则编怀古诗及《红楼梦曲》、书中一切诗词酒令无非是他。”不过，张新之推断“胡老明公”应当是原作者的笔名的依据显然说服力不足，但此时的胡适接受了他的观点。

⑥ 胡适：《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胡适全集》第12卷，第34页。

① 王國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0页。

② 胡适：《治学方法》，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83页。

③ 胡适：《1916年9月5日日记（节录）》，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④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全集》第1卷，第14页。

⑤ 宋广波：《胡适与红学》，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2页。

⑥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全集》第1卷，第587页。

① 胡适：《〈红楼梦〉考证（初稿）》，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资料全集》，第38页。

②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全集》第1卷，第587页。

③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全集》第1卷，第566页。

④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全集》第1卷，第381页。

⑤ 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将《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蕴含的两个基本方法之一概括为“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第4卷，第6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