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2018年9月初，我去看了教过我的一个中学老师。他任教的地方是西部一座小县城的普通中学，还有半个学期，即2018年底就退休了。

老师虽然已经老了，但一如既往的开朗，我们聊了很多。在校园里走的时候，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略显生涩，但多多少少有了“社会气”的学生，他突然有点无奈，但似乎又聊以自慰地说：“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指学生）来说，我就尽力教他们，只要以后不成为社会的负担就行了。”说完，他以对教师的自我认同的方式笑了一下。

这句话在我内心掀起了波澜，并引起了我作为记者的“职业敏感”。它并不是我们所聊的话题之一，事实上，我看望老师，也只是想关注他现在的生活，深情地追忆往昔。但是，当学校里的学生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却触发了他的感慨，可见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心理背景。

我马上意识到了，这个心理背景只能是：现在的学生，无论是在学习态度上，还是“思想品质”上，似乎都不好管了。但是，基于他作为教师的职业伦理意识，他又必须管—在一种无力感中，所能做的，也就是告诉学生一些做人的道理。

他似乎感受到了一种像“势”一样出现的东西，而且，已经有了多年的感受。这种东西悄无声息地消解、侵蚀、改变他和学生的关系，他的心态，学生的心态，肯定还包括家长的心态。只是，他虽然撤退，但仍然在坚守，仍然是以他年轻的时候，以像当初教我们一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说，家长所预设他们和教师的关系，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并不仅仅是角色，还要投入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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