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蕴琪

八月底，我在北京参加了《无问西东：牛津共识五周年畅谈会》。牛津共识由学者发起，在2013年8月的英国牛津大学签署，一共有28位中国学者签名，全称是《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呼吁知识界寻求“在尊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真诚交流、互相砥砺”，在学界引起相当反响。

有一位亲历的民间学者这样回忆当时的会议：“针锋相对，咄咄逼人。每路学者都畅述自己的观点，听说有些老师是好友，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讨论起来是不讲客气的。但我又能感觉到始终充满和谐友爱和尊重，没有一派教授绝对化自己的观点。”

“其次感受强烈的是，每个教授的主张里，都看得出爱国、爱真理的心志，这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杆。如果知识分子不执着追求真理，而被世俗同化或随波逐流，真是学术界的悲哀。”

我记得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正是20世纪90年代末，彼时对于“知识分子”的想象正是这样一个场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表达的自由。”当时正流行房龙的《宽容》，我们天天听不同的讲座，学者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感觉参与了一场思想的盛宴。在我的理解中，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群意义的追求者，他们不为“价值”（名利情）所折腰，而是被更大的使命所呼召，要去追求真理，要去捍卫他们眼中的真理—尽管每个人看到的并不盡相同。然而，不同不正是有趣的地方所在吗？

再想想那些文化繁荣的时代，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砥砺，思想才会活跃，道路才会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