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维

陈平原在《说“快意恩仇”——武侠小说研究形态之一》这篇论文中，沿用了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李劼人、夏志清等人对国民性的观点，如“古性伏中，时显复露，于是有嗜血戮侵略之事”（鲁迅），“中国人特嗜杀人”（周作人），“这些故事至今流传不衰，实在与中国人对痛苦与杀戮不慎敏感有关”（夏志清）。陈平原亦认为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结构乃是民族心理的某种缺憾。但在笔者看来，或许可以转换一个角度来看，在看似直露的“恩仇”叙事以及读者的接受心理中，也可能隐藏着更复杂的意义与缘由。

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运用复仇母题几乎已成定式，报恩母题则在血亲复仇的情节里闪闪烁烁，因为武侠小说的恩仇结构不仅仅局限于宗族与血缘的关联，还有不平之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国民之仇（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等叙事线索，这表明恩仇的关键在是非曲直，而不在血缘亲疏。陈平原将今古武侠小说的主题归纳为平不平、立功名和报恩仇，可见恩仇是需要“报”的，武侠小说恩仇结构的魅力恰恰在于“报”字，因为它的背后隐藏了张力极大，具有时空纵深的仪式感。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性交际行为”（葉舒宪《神话—原型批评》），所具备的文化储存、历史储存的能力，又将它放置于社会叙事的前提之上（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基于其储存能力，仪式又与文本的原型及潜在结构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彭兆荣所言“贮存和积淀了大量的原型要素，差别只在于仪式的表现更加具有实践行为的特征，而原型的文学叙事则更具形象化而已”（彭兆荣《仪式谱系：戏剧文学与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