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双娴

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中有关“江湖恩仇”的讲述，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化的模式。在儒家文化中“孝”的传统和佛教中“轮回业报”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报恩”的心理定势。而复仇行为则带着强烈的原始气息，生动地体现着以暴制暴的自然法思想。“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两类话语中隐含的行为逻辑共同组成了“江湖恩仇”的叙述模式。

站在反叛文学史和挑战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立场的先锋文学，却用独特的方式接纳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江湖恩仇”模式。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对“江湖恩仇”叙事模式的吸收和改写，先锋文学没有沦为昙花一现的文学现象，其文本实验的经验一直延续在之后的文学创作之中。

“很显然，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先锋派小说就是对现实主义规范的僭越。”（陈晓明语）这种僭越得以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先锋文学颠覆了“十七年文学”对“江湖恩仇”模式的处理方式。在“十七年文学”的土改小说中，报恩与复仇是建立在相同伦理观上的行为。一方面，小说里的施恩者清一色都是“土改工作队”，报恩行为也由感谢“土改工作队”延伸为对政权的拥护和支持。另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反过来又为“土改”这一复仇行为的胜利赋予了强烈的历史必然性。土改小说里的复仇者从来都不是单独的个体，他们的个人仇恨凝结成了阶级仇恨。除此之外，复仇场景的残酷也被纯洁化和神圣化。伴随着复仇行为出现的，往往还有雷、雨、风等天谴式的自然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