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经济学强调边际分析的概念，而由于定量描述文化并进行实证分析存在很大难度因而主流经济学一直忽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近十几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各种含有文化变量调查数据的涌现，经济学家对文化与经济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并发展出文化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分支。与国外文化经济学研究前沿接轨，国内的文化经济学研究也日益增多。在此背景下，文章拟从宏、微观不同层面梳理近十几年国内外文化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以方便后续研究。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经济发展；个体行为；企业行为

一、 引言

近十几年来文化经济学已经发展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运用实证方法对文化进行量化并进而探讨文化对经济影响的研究日益增多。Guiso、Sapienza 和Zingales（2006）最先对文化影響经济结果的既往研究做了回顾。在这篇极具分量的文章中，他们首先对文化进行了定义，并指出文化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先验信念和偏好（价值观）从而对经济结果产生广泛影响。根据他们的定义，“文化”是指在种群、宗教和社会群体中代代传承且相对稳定的风俗习惯、信念和价值观。虽然Fernández（2011）对此定义提出了批评，认为文化不一定是“相对稳定”的，它会随时间而动态变化。但Guiso等人的定义在实证分析中更具实操性，因此目前主流经济学文献仍采用该定义，关注文化对经济结果长期影响的实证研究尤其强调文化具有持续性。

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发端于国外，张川川和李涛（2015）对近十多年来国外文化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成果进行了评述。但是，国内学者最近几年也开始关注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部分高校合作，于2015年、2016年和2017年连续举办了三届“文化与经济论坛”，分别从信任、创新创业和经济观念这三个视角探讨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虽然国内的文化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当中，但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因此，本文拟借鉴张川川和李涛（2015）的思路，重新梳理近十几年国内外文化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果，一方面在他们的基础上补充了2015年至今的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总结了国内学者已经发表的文化经济学研究成果，希望能有利于国内文化经济学的研究。

二、 文化对宏观层面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始终是经济学关注的重点问题，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决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因素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家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早期经济学文献强调生产要素的积累和外生技术进步的作用，之后经济学家关注政策和激励对要素积累和创新的内生影响，更近的研究则转而讨论这些政策和激励背后的制度因素。在最近十几年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开始探寻地理、历史和文化等影响经济发展的更深层次决定因素，Spolaore和Wacziarg（2013）对此进行了详细综述。Nunn（2009，2013）非常仔细地综述了近年来有关历史事件对现代经济发展长期影响的实证研究。由于自然地理和早期历史因素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是作用于代际之间相互传承的社会风俗、习惯、信念和价值观等文化因素，因此，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学术界的特别关注。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有关文化影响经济的较早研究，作者认为西欧新教教义对个人追求财富的鼓励及努力工作的肯定孕育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并催生了西方工业革命。韦伯的观点很具启发性，但缺乏严谨的计量经济学检验。20世纪90年代，主流经济学开始实证分析文化对经济的影响。Knack和Keefer（1997）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实证检验了信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Tabellini（2010）利用WVS数据检验了欧洲地区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文化与人均产出等现代经济发展变量显著正相关。Algan和Cahuc（2010）采用新的识别策略，利用美国人口移民数据，估计了从上一代移民所继承而来的信任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并发现信任与人均收入之间显著正相关。Guiso等（2016）发现中世纪意大利北部城市的自治经历导致该地区的社会资本显著高于没有自治经历的意大利南部城市，作者认为自治经历培养了人们的自我效能信念（Self-Efficacy Beliefs），这一文化特质代代相传从而提高了当地的社会资本。

一部分学者关注文化中的宗教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Barro和McCleary（2003）使用跨国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参加教堂活动和拥有宗教信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拥有宗教信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但是参加教堂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显著为负。Becker和Woessman（2009）利用19世纪晚期德国普鲁士县级层面的历史数据，发现新教传播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影响，其作用机制并非韦伯提出的宗教伦理和道德，而是通过新教徒阅读《圣经》提高识字率积累人力资本从而推动经济增长。Chen等（2014）试图从文化尤其是宗教角度解释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利用民国初期中国基督教调查统计资料，他们在县级层面研究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文章发现，基督教的传播通过开设教会学校和医院从而对2000年各县人均GDP、受教育程度和医疗服务均有显著正影响。Cantoni（2015）使用德国272个城市在1300年～1900年的数据发现，欧洲宗教改革对德国长期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

另外一部分学者关注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众多文献已经表明，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文化是否会通过影响制度进而作用于经济发展呢？Murrell和Schmidt（2011）基于17世纪英格兰的历史数据考察了文化对正式法律制度的影响。Gorodnichenko和Roland（2015）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文化对民主的影响，他们发现个人主义文化盛行的国家相比集体主义文化盛行的国家更有可能更快推行民主。Miquel等（2015）强调文化会影响正式民主制度有效性的发挥。他们以中国农村中的寺庙度量村庄文化，发现寺庙的存在极大提高了中国农村选举制度提供公共品服务的效率。Alesina和Giuliano（2015）对文化和制度相互关系的现有研究做了详细综述，他们认为不仅文化会影响制度，制度也可能影响文化，文化和制度会相互作用最终共同影响经济发展。Lowes等（2015）以库巴王国为例实证检验了正式制度对文化的影响。Greif和Tabellini（2017）认为中国和欧洲的文化差异导致宗族组织和公司组织成为各自社会维系成员合作的基石，强调文化和制度相互作用并最终导致中西方历史大分流。Bisin和Verdier（2017）运用理论模型研究了文化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内学者近几年也开始关注中国情境下文化对宏观层面经济发展的影响。贾俊雪、郭庆旺和宁静（2011）以数据证实了儒家传统文化信念有助于遏制社会保障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郭云南、姚洋和Jeremy Foltz（2014）以祠堂或家谱度量宗族，发现中国农村中的宗族文化会降低村庄内部收入分配差距。郭云南、王春飞（2017）考察了中国农村本土宗教信仰与农村中的宗族网络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影响村庄的公共财政。Zhang（2017）在地级市层面实证检验了中国各地区传统的宗族文化与其私有部门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各地区的家谱数衡量宗族文化的强弱，研究发现宗族文化不仅能够促进当地个体的创业活动，还能显著提高当地私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陈斌开、陈思宇（2018）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角度实证检验了宗族文化对移民城镇就业的影响。

张军、陈磊（2015）发现文化异质性会显著降低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文化差异越大，那么中国对该贸易伙伴国的出口越低。徐现祥、刘毓芸和肖泽凯（2015）通过构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方言多样性指数，研究了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指出方言多样性会阻碍知识与技术的传播。李光勤、曹建华和邵帅（2017）研究发现，语言多样性越高的地区，其对外开放程度越低，而推广普通话则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刘毓芸等（2017）进一步考察了汉语方言所导致的市场分割和区域间资源错配。赵子乐、林建浩（2017）和林建浩、赵子乐（2017）则用方言数据构建了代表性城市间的语言距离指标以测度文化差异，进而研究了方言文化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影响。

三、 文化对微观层面个体行为的影响

国外考察文化影响微观个体决策的现有研究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生育决策等议题讨论较丰富。Antecol（2000）较早研究了文化对美国移民群体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性别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第一代移民美国的人而言，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性别差异有一半以上可以被移民群体母国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性别差异所解释，作者认为这是文化因素在起作用。Fernández和Fogli（2009）研究了文化对美国第二代移民女性的工作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度量文化的指标是第二代移民女性其父母所在国家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和生育率，也发现文化的持续性影响。Almond等（2013）考察了文化对男孩偏好（Son Preference）的影响，他们发现移民加拿大的亚裔家庭，在生育决策上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尤其是印度、中国、韩国和越南四国，作者认为正是文化对此产生了影响。Alesina等（2015）实证发现，在注重家族纽带（Family Ties）的文化体系中，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程度和工资水平都更低，且失业率更高，他们也更加支持对劳动力市场实施严格管制。Enke（2017）实证检验了亲缘关系（Kinship）对社会合作和文化演变的影响。

此外，也有一部分研究探讨了文化对个体创业、股票投资、社会保险参与、暴力犯罪、家庭储蓄、生病就医等行为决策的影响。Peng（2005）以中国村庄中的大姓人口占比度量宗族文化的强弱，发現宗族文化与农民个体创业的概率显著正相关。Guiso等（2006）发现信任会提高个体创业的概率。Guiso等（2008）研究发现，信任缺失不仅会降低个体参与股票市场投资的概率，还会降低个体参与股票市场的深度。Eugster等（2011）研究了不同语言文化对瑞典居民社会保险需求的影响。Grosjean（2014）从文化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南方州的凶杀案发率居高不下。Guin（2016）考察了语言文化对瑞典家庭储蓄决策的影响，实证发现，处于德语区的中低收入家庭相比处于法语区的同类家庭更有可能进行储蓄。Alsan和Wanamaker（2018）以实证方法估计了医疗不信任（Medical Mistrust）对黑人个体就医决策的影响进而导致种群健康失衡的因果效应。

国内学者对文化影响个体经济决策的实证研究也日益增多。李涛（2006）发现社会互动和信任推动了居民参与股市。孙涛、黄少安（2010）利用1986年～2008年有关宏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儒家文化对中国居民消费、储蓄和代际支持等经济行为的影响。郭云南等（2012，2013）分别考察了中国村庄宗族网络对家庭平滑消费、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农民自主创业的影响。张川川、李涛（2016）以家谱和祠堂作为宗族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宗族文化与个体创业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张川川、马光荣（2017）探讨了宗族文化与中国的男孩偏好和性别比严重失衡之间的关系。Zhang和Li（2017）基于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不同地区传宗接代的文化观念对女性生育行为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Zhang（2018）利用CFPS调查数据发现中国传统的宗族文化与农村社保参与之间为负相关关系。

阮荣平、郑风田、刘力（2014）利用2006年～2010年CGSS调查数据发现，宗教信仰会显著提高个体创业的概率。阮荣平、郑风田、刘力（2015）使用2010年CGSS调查数据中的农村样本发现，宗教信仰会降低农民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概率。周广肃、谢绚丽、李力行（2015）利用CFPS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信任会显著提高家庭创业的可能性。林建浩、吴冰燕、李仲达（2016）利用2010年CFPS调查数据检验了宗族网络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

四、 文化对微观层面企业行为的影响

也有一部分文献关注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La Porta等（1997）利用WVS数据研究发现信任会促进大型组织内部的合作。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15）探讨了公司文化、社会文化和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虽然文化和制度都会促进合作，但是文化相较于制度而言更为基本且更不容易发生变化，这也导致学界难以定量估计文化的效应。但是在公司这一更为简单可控的组织中，测度文化改变及其效应相对容易，因此公司文化可以成为研究社会文化的实验室。Graham等（2017）基于对北美1 348家公司的调查和访谈数据，研究了公司文化对公司发展的影响。作者认为公司文化是否有效取决于文化和公司正式制度的相互匹配。Gorodnichenko等（2018）系统考察了文化差异对跨国企业边界的影响，作者从理论模型中得出推论：跨国企业合作国双方的文化距离会降低一体化整合的可能性，文化差异的这一效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表现更不明显。接着，作者使用产品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检验了上述推论。

赵龙凯、岳衡、矫堃（2014）研究了出资国文化特征对合资企业风险的影响。赵龙凯、江嘉骏、余音（2016）研究了出资国文化对合资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赵龙凯、陈康（2017）考察了出资国文化特征对跨国企业是否选择中国国有资本为合资伙伴这一经济决策的影响。包群、谢红军和陈佳妮（2017）利用中国1999年～2007年间发生的独资化经营样本考察了文化联系对商业活动的影响。戴亦一、肖金利和潘越（2016）收集了2009年～2014年A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家乡数据，并与中国方言数据匹配，实证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方言一致性会显著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潘越、肖金利、戴亦一（2017）利用城市方言数据研究了文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文化多样性与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新产出显著正相关。金智、徐慧和马永强（2017）研究了儒家文化对中国2001年～2013年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王艳和李善民（2017）以1998年～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发生的企业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研究了社会信任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发现主动发起并购的公司其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能降低并购双方的交易成本，促成并购合作从而提升并购绩效。

五、 未来研究展望

综合上述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不仅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公共财政、出口贸易等宏观经济变量，还会对个体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生男生女行为、创业选择、是否参与社会保险等产生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代理成本、并购绩效等也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可以为我们解释经济现象提供新的思路，而且还具有现实政策意义。比如，中国农村的宗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農民创业，但又不利于农民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施具体的政策时便需考虑文化因素在内，在国际贸易中也要注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但是，现有国内文化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儒家文化、宗族文化和方言文化对经济发展和个体行为的影响，探讨宗族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尤其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文化内涵则覆盖不足，诸如传统经商文化、饮食文化等等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还未出现。相信随着大型微观调查数据越来越丰富，未来可以研究的主题也将更为广阔。

参考文献：

[1] Guiso， Luigi， Paola Sapienza and Luigi Zingales， 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6，（20）：23-48.

[2] Barro， Robert J. & Rachel M.McCleary，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cross Countri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3，（68）：760-781.

[3] 张川川，李涛.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动态[J].经济学动态，2015，（1）.

[4] 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方言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报，2015，2（2）.

[5] 陈斌开，陈思宇.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J].经济研究，2018，（3）.

作者简介：吴琦（1988-），女，汉族，江西省抚州市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经济史。

收稿日期：2018-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