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

我在莫斯科生活期间，认识了作家伊斯坎德尔（Фазиль Искандер）。他是今天苏联硕果仅存的几位大作家之一，曾担任俄罗斯国际笔会副主席，对巴别尔（Исаак Бабеть）的评价较高。他说，以巴别尔的オ气和成就而论，可以排在契诃夫（Антон Чехов）和蒲宁（Иван Бунин）之后，堪称现代俄罗斯短篇小說的继承者。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评价。当然，认同巴别尔是文学大师的，不仅有伊斯坎德尔，还有其他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Маяковский）、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富尔曼诺夫（Дмитрий Фурмано в）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还有巴别尔同时代的很多苏俄作家，他们不仅是巴别尔的同行者，更是其文学成就的见证人。

巴别尔小说《骑兵军》（Конармия），在那个时代被称作短篇小说集，或者短篇体长篇小说，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真实记录二十世纪人类的灾难。他不逃避现实，而是选择为现实作证，完美地作证，所以，他才是真正的作家。巴别尔曾说，作家在实际写作中，很难触及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作家也很难做到诚实，因为诚实，就要殉道。巴别尔于一九ニO年出任《红色骑兵报》（Красныцказлерисм）战地记者，笔名柳托夫（Кирил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ютов）。一九二三年，他描写骑兵军生活的小说逐渐问世，遭到原红色骑兵军第一军军长布琼尼的严厉训斥。布琼尼给《骑兵军》列出三大罪状：软弱、洁癖和诬陷。巴别尔说，布琼尼骂他的原因，是因为《骑兵军》写得“太诚实了”。后来幸有高尔基出面保护，才使巴别尔幸免于政治灾难。

《骑兵军》虽以苏俄国内战争为背景，却不刻板和保守地服务于政治和历史，概念化解读主人公。相比同期的另一名作家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адеев）所写的《毁灭》（Разгром），其文学成就远比《骑兵军》逊色。原因在于，《骑兵军》里没有所谓新旧人道主义的对立，未将阶级仇恨视作最高道徳准则，未将知识分子视为苏维埃政权敌对势力。作者借战地记者主人公柳托夫之口，通过三十八个小故事，讲述了俄国知识分子如何靠拢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寻找自我及如何与革命群众相融合的故事。

巴别尔是语言大师，他对俄语的贡献是独特的，其小说的语言延续至今，依旧独特，且后继无人。他谙熟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地区的方言，在其小说中尝试这两种语言形式的混杂和互动，即使对俄国读者，要理解这一点也有些困难，这需要在敖德萨住上一段时间，最好再学一点敖德萨俚语。这些恰是翻译的软肋，巴别尔强烈的语言谐趣，在无论多么高超的翻译家笔下皆有衰减，译文的局限无可弥补。

《骑兵军》篇篇精彩，字字珠玑，本文篇幅所限，容我略举一例，权作赏析。且看本书首篇《渡过兹布鲁奇河》，开场即描述尼古拉一世用男人白骨堆铺成的公路，此路不仅是从布列斯特到华沙，作者所指整个人类道路皆为死亡和鲜血铺就。进入第二段，情景愈加丰富，由远及近，笔触抒情而细腻，用修道院之静美暗示战争有违自然，破坏生活的和谐与安宇。巴比尔通过递进方式，先展开自然之美，再将人与景的心理疏离凸显其中，最终以橙色的太阳在天空滚动，犹如一颗砍下的头颅”等意象展现人与景的对立。

作者除了描写色彩，还兼顾气味和声音，如血腥味和死马气味及河水浪涛阵阵等，“声”与“味”撞击着读者的心，小说开篇写得纯净而丰富。通过这个短故事，我们可感觉到巴别尔语言的另一特点：雍容华贵和突然迸发的穿透力。巴别尔灵巧地利用语言优势，在狭小的篇幅展现他的文学天赋，他的高尚之后是沙小、悲剧之后是滑稽，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为伍，诗情画意与自然主义并行，将欣喜与怀疑、快乐与悲伤相提并论。

《我的第一只鹅》是篇绝妙之文，它用简单的故事，回答了复杂的问题：为什么《骑兵军》的主人公要参加布尔什维克红军？答案很奇特，主人公柳托夫是诗人，他热爱自由，想发现和创造新世界，所以他参加了红军。孰料，革命却改变了诗人。柳托夫为融入革命战士的行列，宁愿放弃自我。巴别尔设计了柳托夫杀鹅的情节，将诗人内心的痛苦、纠结和矛盾展示给读者。在巴别尔的故事中，残酷的厮杀和无情的流血时刻在发生，主人公柳托夫置身于无知、愚昧和粗俗的红军哥萨克士兵中，环境逼迫他要尽快与战士们相结合，别无他路，最终他与战士们坐在一起喝汤，并给他们读报纸上列宁的讲话，任凭那“杀生的鲜血所染红的心低声地哀号”。至此，巴别尔再一次将喜悦与痛苦，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完美地融合了。

《多尔古绍夫之死》将人道主义沖突推向高峰。柳托夫是具有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他理所当然反对暴力。报务员多尔古绍夫被炮弹开了膛，肠子流到膝盖上，连心脏的搏动都看得见。多尔古绍夫怕波兰人抓后受辱，让柳托夫开枪将他杀死，柳托夫拒绝了，另一位红军战士阿丰卡·比达，却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多尔古绍夫，并怒斥柳托夫虚伪，还差点杀了他。

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也有类似的情节，他对此种牺牲的态度大加褒扬赞美，称之为“新人道主义”和善行。可见，巴别尔的态度却与法捷耶夫截然相反。《多尔古绍夫之死》写的是传统价值观与“新人道主义”的激烈冲突。那么，巴别尔和法捷耶夫，谁更接近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是一个残酷的提问，至今没有答案。这时，小说笔锋一转，写道，车夫格里休克目睹了一切，却因此对柳托夫产生了好感，送给他“一个皱巴巴的苹果”，聊表敬意。这暖色的一笔，在人道主义争论之外，点染出人类情感的多样性。《多尔古绍夫之死》的最后一段只有两句话：“我接受了格里休克的施舍，怀着忧郁和祟敬的心情吃掉了他的苹果。巴别尔在其作品后来的几个版本中，删掉了这段，我觉得，此举，他是想把人道主义的思考留给读者破题，留给历史公断。我想，《多尔古绍夫之死》的故事发生在反人道的背景之下，柳托夫怎么可能会有人道主义的选择？

小说《基大利》表达的是生命的最高价值。作者在文中强调，革命就不可能不开枪。作者在字里行间讽刺和调侃了基大利们的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在调侃自己的痛苦，正像他所写：“我在日托米尔城徘徊，寻找一颗胆怯的星星。”他对理想，犹如对这颗怯懦的星星，自己也不确定，因为星光“时而闪耀，时而消失”，表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认识的不确定性。小说主人公一方面对革命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为革命所伤害。巴别尔又是在借柳托夫说自己，他渴望和向往自由，渴望看到旧世界毁灭，因为他是诗人，而诗人的心灵是敏感的、繁复而多样的，他不接受任何革命暴力，即使这是辩证的暴力。

《一封家信》是一篇重锤般的作品，直击读者心灵。男孩儿库尔久科夫给母亲写信，寒睻之后，便大谈马驹斯乔帕，用词情真意切，不看下文会错将马驹当人。笔锋陡然一转，描写父杀子、子弑父过程。在男孩笔下，弑父和骂娘如家常便饭，一个小孩子，却对此见怪不怪了。但故事的精彩之处，还不在于亲人之间的杀戮，而在于，未成年的小红军讲述时的冷漠与平淡无奇。在小男孩心中，父亲与兄长之死和马腿生疥疮无异，骨肉残杀与宰头小花猪等同，不过都是些生活琐事而已。

库尔久科夫的价值观很特殊，他觉得兄弟谢苗·季莫菲伊奇是最好的人，理由“全团都想让他当团长，布琼尼同志下达命令，发给他两匹马，好军服、一挂专用拉东西的大车和一枚红旗勋章”，库尔久科夫深信，只要全心全意地为苏维埃政权献身，未来要啥有啥，所以，谁碍了他的事，他就会毫不留情地砍杀，亲爹老子也不例外。这种价值观支撑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它貌似怪诞，却非常合理。

《一封家信》的写作手法，借用了俄罗斯民间口述文学的形式，向读者展现故事主人公丰富而独特的心理活动。小说的结尾，是作者的点睛之笔，“在简陋的花朵和鸽子的外省照相馆的背景墙下，戳着两个年轻人——身材奇大，一副蠢里蠢气的样子，大长脸、凸眼珠，活像在挨训，这就是库尔久科夫家的两兄弟——费德尔和谢苗”。这即是对库尔久科夫家的两兄弟形象的描述，也是为新生政权参与者存照：他们四肢发达，不学无术，却勇猛愚忠，擅自以革命名义濫施暴力。这条特性主线，贯穿全书所有主人公。但巴别尔并没有以历史名义审判他们，因为他们生来就没有被赋予道德感。

《寡妇》是巴别尔小说经典篇章之一，其结构的完美无与伦比。小说标题很调侃，别具讽刺意味。团长舍维廖夫处于弥留之际，马车夫廖夫卡却在一旁，大谈他当杂技演员和举重运动员的美好过去，生活中对犹太人的歧视，并当着舍维廖夫的面与他的情妇大行苟且之事。

故事通篇看不到对生的赞美和对死亡的尊重。舍维廖夫给萨什卡的遗言，就是把枪来的战利品留给她和母亲。团长舍维廖夫死后，萨什卡把他的遗嘱忘得精光，马车夫廖夫卡扯住萨什卡的头发，打得她满脸是血。巴别尔笔下这两个人物极令人厌恶，文末，作者将他们的形象推向极致。

……

掩卷沉思，巴别尔的《骑兵军》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人与战争的关系《骑兵军》告诉我们俄罗斯数世纪的同室操戈和兄弟残杀，不仅仅使俄罗斯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而且使其丧失了人道主义思想、道德和情感生长的土壤。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只有无路的田野和旧国界。那么，未来到底在哪里？这只能由巴别尔自己来回答。而他，也确实回答过了，只不过不是用小说，而是用他的生命。

一九八二年深秋，我的文学导师，文学翻译家石枕川先生，第一次对我提及苏联作家巴别尔和他的代表作《骑兵军》。那时候，中国苏联文学翻译家们都不熟悉巴别尔，更不会翻译他的作品。石教授对巴别尔评价很高，那时，我读书的大学图书馆里没有巴别尔和俄文原版《骑兵军》，所以，我就听石教授口述巴别尔的人生和《骑兵军》的情节，对我而言，不啻为高尚的文学享受。石教授见我对巴别尔神往，就说，将来若有可能，你不妨翻译《骑兵军》。

一九八六年，我第一次读到《骑兵军》原文。我记得是在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的资料柜里，发现了《骑兵军》原文——它竟是一部复印件，而且肯定不是五十年代苏联再版的《骑兵军》复印件，而是苏俄二十年代初版的。八十年代中期，就在我拟以复印件做蓝本，准备翻译《骑兵军》的时候，苏联开始再版巴别尔小说，这是苏联自五十年代中期后，又一次重印巴别尔作品。看来，正如作家爱伦堡（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所说，人们对曾经震撼过他们的作品总是念念不忘。那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出世界一百位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翌年，我开始動笔翻译巴別尔作品。一九八九年全书脱稿，一九九二年，经过翻译家王守仁先生亲自推荐，《骑兵军》收入范若丁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二十四年过去，中国文化发展出版社慧眼只珠，再版巴别尔的《骑兵军》，这毫无疑问，是对文学翻译出版事业的贡献，也使我得以重新翻译巴别尔，将我在十余年中，从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基辅、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所采集到的巴别尔精神，灌注于新译文，使之更鲜活、更灵动和更具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