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健赟

摘要：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关羽、张飞的勇武有所论述。除了他举出史料外，尚有史料可予以补正。赵翼使用的史料实际反映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关张之勇”的认识。这种认识更接近于后人对“关张之勇”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关张之勇；廿二史札记；赵翼；历史记忆

赵翼是乾嘉史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廿二史札记》奠定了他在清朝学术史中的地位。钱大昕在为《廿二史札记》写的序中盛赞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其中的许多论断已成不刊之论，而其余的成果也能起到开风气之先，引发后辈学人不断探索的作用，《廿二史札记》可以说是史学界一笔无价的财富。以下，我将从《廿二史札记》卷七的“关张之勇”条出发，首先对赵翼的分析做史料层面的补充论证，其次分析赵翼的论证逻辑并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时人对“关张之勇”的认识作出新解。

在展开论述前必须说明的是，赵翼在探讨“关张之勇”时将“勇”定义为冲锋陷阵的武力之勇。根据李硕先生的研究，三国时期对武将冲阵之勇的重视源自于当时重装骑兵的出现及随之而来的以骑兵冲击步兵的战术改革。因为骑兵冲锋速度快，高速奔驰的队列不能沿用步兵的指挥方式。所以骑兵统帅只能亲自参与冲锋，以便随时指挥高速运动的部属。这种情况下将帅个人之勇就有用武之地了。

“关张之勇”条在史料运用上可分为三个层次：“见于二公本传者”（对“关张之勇”的正面描写）；“魏人、吴人之服其勇”（即同时期人对“关张之勇”的认识）；“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即两晋南北朝时期对“关张之勇”的认识）。笔者对“关张之勇”的补充论述将侧重于后两个层次。能够反映三国时人“关张之勇”认识的史料除趙翼已列举出的程昱称关张为“万人之敌”、刘晔称之为“勇冠三军”、周瑜称其为“虎狼之将”外，尚有傅干称其为“万人之敌”（《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注引《傅子》）以及温恢所谓“关羽骁锐”（《三国志·魏志·温恢传》）。将温恢此言归入“关张之勇”的范畴可能被认为过于牵强。因为从上下文而言“关羽骁锐”可以被理解关羽所率荆州军队之骁勇，与赵翼对“勇”的定义不符。我认为温恢的“骁锐”评价，可能兼指关羽个人之勇与关羽手下军队之锐。而能够反映两晋南北朝时期对“关张之勇”认识的材料除赵翼举出的以外（文多不载，详见下文），有陈寿在《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末尾所附的史评，陈寿依然沿用了三国时流行的“万人之敌”说法（《三国志·》卷三十六），西凉政权的创始人李暠的《述志赋》中有“嘉关张之飘杰，誓报曹而归刘，何义勇之超出！据断桥而横矛，亦雄姿之壮发”（《晋书》卷八十七）的说法，魏收在《魏书·长孙肥传》中的“史臣曰”中认为长孙肥可与“关张万人之敌”相媲美，王伟在其为侯景代笔的《为侯景抗表违盟》（此为严可均在《全梁文》中的题名）中将赵伯超、胡贵孙贿赂朱异，使其在梁武帝面前美言的行为称为“使咸称胡、赵，比昔关、张，诬掩天听，谓为真实”（《梁书·侯景传》），亦以“关张”为勇武之代表。此外赵翼在史料的征引上存在些许疏漏。例如前秦使者阎负、梁殊以“关、张之流，万人之敌”夸耀的本国将领除赵翼举出的王飞、邓羌之外，尚有彭越、范俱难、徐盛（《晋书》卷一百十二）。再如宗敞（赵翼作“宋敞”，王树民先生据《晋书·秃发傉檀载记》改为“宗敞”，并据《魏书·索敞传》以及《北史》卷三十四认为此人即“索敞”，此处因赵翼史料引自《晋书》载记，故仅据《晋书》改为“宗敞”）口中“武同（张）飞、（关）羽”的武人除赵翼举出的梁崧、赵昌之外，尚有张穆、边宪、文齐、杨班（《晋书》卷一百二十六）。

赵翼所引史料中第一层次的两条史料直接描摹了关羽、张飞的勇武，但正如赵翼所言，“二公之勇，见于传记者止此”，对“关张之勇”的正面描述并不是赵翼论述的重点。事实上，在这个层次中，在赵翼为证明张飞之勇而举出的当阳之役中，张飞退敌靠的也不是其冲锋陷阵之勇，“敌皆无敢近者”反映的恰恰是时人对张飞之勇的认识。从赵翼最后得出的结论——“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中我们可以得出赵翼的分析逻辑，即希望通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对关羽、张飞勇武的概念来论证“关张之勇”。但需要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于关张二人勇武的表述并不是完全客观的，他们将关张二人抬出来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现实利益服务的。以下我将以分析与“关张之勇”有关的史料（包括赵翼使用的以及我补充的）的形成背景的方式来论证这一观点。

程昱“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三国志》卷十四）的表述是作为论据出现的。当时曹操刚刚攻克荆州，程昱为反驳时人“孙权必杀（刘）备”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孙）权必资之（指刘备）以御我（指曹军）”的观点，而其论据正是刘备的声望及其手下将领的战斗力。刘晔在劝曹操速取汉中时所发“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之言同样是为其“若小缓之……则不可犯矣”的观点服务的。同样地，赤壁战后刘备入京（今镇江）见孙权时，周瑜“关羽、张飞熊虎之将”的论调也是为论证“（刘备）必非久曲为人用”（《三国志》卷五十四）而发，以此作为其劝说孙权软禁刘备的论据。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时，温恢发“关羽骁锐”之语是为了与曹仁“无有远备”形成对比，突出襄阳、樊城一线形式的危急。在分析刘备入川能否夺取政权时，傅干抬出“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亦为说明刘备实力的雄厚，以此反驳赵戬“蜀难卒并”的结论。

前秦因前凉之主张玄靓年幼，派使者阎负、梁殊至姑臧劝前凉向前秦称藩（晋书p2773）。在与张瓘辩论的过程中，前秦使者举出“关张之流，万人之敌”是为了夸耀本国的武力，带有军事威胁的意味。秃发傉檀新就任后秦政权的凉州刺史，问“怀远安迩”之策于宗敞，宗敞在推荐人才时，将张穆等武人比作“（张）飞（关）羽”，自然是为了引起秃发傉檀的重视。西凉政权的建立者李暠在其《述志赋》中提到关张二人并非专事歌咏关张之“飘杰”以抒发内心怀古之思，而是更希望以此展现自己求贤若渴的态度。侯景请王伟代笔的《为侯景抗表违盟》中举出的“关张”是作为反讽而存在的。侯景为讽刺梁武帝失察，将梁武帝近臣朱异等人收受贿赂之后对武将的“润色”称为“咸称胡（贵孙）、赵（伯超），比昔关（羽）、张（飞）”，“关张之勇”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是与胡、赵二人的无能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提及“关张之勇”的事例与其说能够反映关张之勇不如说能够反映人们对“关张之勇”的认知。从某种角度上讲，关羽、张飞勇武的形象在后世人心目中成为了一种历史记忆。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记忆与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于回忆而论……，凡作回想，不能依循于我们所由习知（认识）这事情的原始刺激，而必须溯洄于这原始刺激以外（以后）的某些刺激（作用）”，这种历史记忆在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被不断唤起，而这种唤起记忆的刺激则来自于时代对勇武的呼唤。正所谓“记忆保存过去，回忆唤起过去”，当过去经由记忆和回忆两道关卡转变成为历史记忆的时候，由于选择性记忆以及应激性回忆的影响，它反映的除了历史的真实外还有心灵的真实。正是这种心灵的真实使得“关张之勇”拥有了“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的威能。而赵翼笔下的“关张之勇”，实际上更接近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关张之勇的历史记忆的考察。

参考文献：

[1]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十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灵魂论及其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