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志强, 孟凡港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市)人,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著作有《瓯北集》《瓯北诗话》《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等。

学界对赵翼的研究在近四十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集中在史学和诗学两个方向上,对其史学成果进行总结有助于了解赵翼史学研究的现状。目前致力于此的研究有吕会玲《赵翼研究综述》与滕新才、王倩《赵翼〈廿二史钊答记〉研究综述》两篇文章,前者从史学与诗学两方面对赵翼研究加以论述,其中史学涉及到《廿二史札记》(后文中称为《札记》)及相关文献整理,而诗学研究占了相当的篇幅[1]。后者围绕着《札记》的校正情况、史学评论特色、治史方法、经世致用思想几个方面展开[2]。这两篇综述对赵翼史学研究的总结大有裨益,为学界研究赵翼乃至乾嘉史学提供了参考。然而就整体来看,进一步撰写相关综述仍有较大的价值,原因有二:一则这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2009年和2015年,虽然从时间上来看不远,但近五到十年间赵翼的史学研究成果产出较多。仅就2015年至今,就有四十余篇直接研究或涉及赵翼史学的论文发表,这样的体量是值得引起关注的,更为重要的是加入这些论文益于学界看到最新的研究方向。二则这两篇综述均侧重于《札记》的总结,而对《陔余丛考》《皇朝武功纪盛》《檐曝杂记》《赵氏宗谱》等研究成果付之阙如,这些亦体现了赵翼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需要把握和总结。

笔者基于这两个考虑,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赵翼史学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以期有益于赵翼的史学研究。

一、赵翼史学研究综述

根据赵翼史学研究的现状,学界的成果应分为史学文献的整理、史学文献的研究和赵翼治史的研究三个方面,下面笔者将分而述之。

(一)对赵翼史学文献的整理

文献整理对史学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赵翼史学文献的整理体现在《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著作的点校和较深层次辨析方面。赵树民的《廿二史劄记校正》参校大量的资料,校正赵翼引文错误,辨析其观点内容之误,对学界利用《札记》大有帮助[3]。《陔余丛考》有河北出版社的简体字本[4],记载赵翼见闻的笔记《檐曝杂记》也有整理标点本出版[5]。此外赵翼根据亲身经历并参考《四库全书》撰写的《皇朝武功纪盛》由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6]。《赵翼全集》由曹光甫先生点校,凤凰出版社出版,为目前为止唯一出版的赵翼全集[7],笔者认为这在赵翼的文献整理上可谓里程碑式的成果,为赵翼的研究提供了较大的便利。

有数篇论文对赵翼史学著作中的内容进行辨正,如高振铎对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正》中关于《裴松之三国志注》中整理是非之处的评判,认为《廿二史札记校正》对《献帝春秋》只有一书的判断是正确的,指出该书中甄别不严的谬误[8]。王松涛对《露布》条目进行辨析,认为关于“露布之作者、刘勰对露布的认识及以露布告捷的时间问题,《丛考》所论仍有未妥”[9]。李寒光对前人所指出的赵翼《陔余丛考》中存在抄袭毛奇龄《舜典补亡》和顾炎武《日知录》的说法给予辨证,具体涉及到“书卦不本于河图”“易不言五行”等八个条目,认为“前人针对赵翼《陔余丛考》一书的‘抄袭说’并不完全成立”[10]。

(二)对赵翼史学文献的研究

1.《廿二史札记》的研究

《廿二史札记》作为赵翼的史学代表著作,学界对其关注可谓充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例和作者研究。孙建民,薛亚康认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亦卓然立于史学著作之林,倍受学人赏识,不可不谓是随笔体裁之效”[11]。李金堂从李保泰等当时学人曾评价此书、赵翼咏史诗与其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等几个方面论述赵翼是《廿二史札记》的作者[12],可谓定论。

第二,内容研究。郑志峰对《廿二史札记》中所论可能会对皇权造成威胁的因素进行分析,例如外戚、权臣、宦官等[13]。郑志峰《赵翼论吏治——读〈廿二史札记〉》涉及到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关于吏治的论述,认为“赵翼分析了影响吏治的几大因素,指出君主、官吏素质低下及不受监督的权力是造成吏治败坏的主要原因”[14]。李海棠认为赵翼将忽必烈任用阿合马等三人理财原因归结为贪财嗜利的观点是带有偏见的,这一举措更为重要的是打击豪强,加强中央集权[15]。张立鹏认为，赵翼在“后汉书间有疏漏处”中所认为的“度田”是导致建武十六年盗贼猖獗的说法欠妥,真正的原因是征伐匈奴无功与地方官吏失职,讨伐不利[16]。

第三,《廿二史札记》史学影响。近五年来在《札记》研究上突出的趋势是对赵翼史学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位学者的研究上。其一,单磊的系列论文主要论述《廿二史札记》对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史学的影响。《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承袭赵翼〈廿二史劄记〉略考》通过文献对比和逻辑推演,认为“《中国近世史》在具体观点、论据选取、论证方法、叙述思路、遣词造句上显著地表露出承袭《廿二史札记》的痕迹”[17]。《内藤湖南〈中国中古的文化〉承袭赵翼著作略考》考证《中国中古的文化》对《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的承袭,具体在两汉气节、南北朝婚姻习俗几个方面[18]。《赵翼的“唐宋史学变革”思想及其对内藤湖南的影响》认为赵翼史学著作中所传递的思想对内藤湖南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唐宋间史书文体由骈文变为散文、史书编纂由崇尚照录到推重别裁等几个方面[19]。其二,王云燕的论述多为赵翼对近代史学的影响。如《论传统史学的近代传承——以三家新通史与赵翼史学关联为中心》认为邓之诚、周谷城和钱穆在撰写通史时对《廿二史札记》多有承袭,具体表现在吸收、改良、融会三种方式[20]。王云燕、谢贵安《晚清民国时期〈廿二史劄记〉教育功能考论》发掘《廿二史札记》在教育方面的功能和影响,认为该书具有引导初学入门的功能,影响方面表现在晚清、民国的历史教学中多有应用,引导了近代历史学人的治学路径[21]。《内藤湖南与赵翼史学关联考述》认为内藤湖南与赵翼之间存在密切的学术关联,“主要表现为内藤的中国史研究多取径赵翼史学”。在史料来源、史学理论方面多有例证[22]。《由隐而显:赵翼史学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认为赵翼史学在乾嘉学界并不被推崇,而随着嘉、道经世致用之风的兴起,其史学也渐被看重,继而由于清末张之洞的名人推广效应,“促成了赵翼史学传播的第一次高潮”[23]。《试论范文澜对赵翼史学成果的承袭》指出范文澜撰写《正史考略》《中国通史简编》都受到《廿二史札记》的影响[24]。笔者认为，赵翼的史学影响研究是《廿二史札记》乃至赵翼史学由赵翼本身向四周发散的一种趋势,这将大大增强学界对赵翼史学的理解。

第四,《廿二史札记》史学思想研究。高平认为《廿二史札记》中具有经世致用特色,具体表现在对明代灭亡教训的借鉴、对明代外国通商贸易的关注等几个方面[25]。王明芳认为《廿二史札记》著述的主要目的在于经世致用,通过对明代宦官问题、苛捐杂税等问题来说明此观点[26]。刘玲就乾嘉考史三大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都有经世的一面,不过经世的方法和路线有所不同,具体到赵翼为“事实上,在清代乾嘉时期,确有两种‘致用’表达方式:一种就是沿袭以往的传统做法,通过直接倡导济世之学来体现经世致用,在当时只属学术支流,如浙东学派的章学诚。这一支可以视作对顾炎武的直接继承,赵翼著作的致用性也应归于此类”[27]。赵建玲认为赵翼具有经世致用、重民的思想、发展的眼光和重时势的历史观念[28]。刘玲娣对《廿二史札记》中关于宋辽金三史的论述进行分析,认为其中可见赵翼求真求实的批判精神、经世致用的思想等[29]。吴溢华认为赵翼的仁学思想对史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侧重于两点,其一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站在人民角度看待历史问题,其二为因仁学服务于政治,故赵翼史学也具有经世致用的思想[30]。

第五,《廿二史札记》的论史特点。刘贵军认为赵翼在史学评论中具有知人论世、比较、经世致用的特色[31]。张金铣认为赵翼考据、归纳和比较三种史学方法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具体为“在《札记》中,三者互相渗透,密不可分,其历史考证借助于史料比较与归纳,而史事的比较与归纳分析则须建立在可靠材料的基础之上”[32]。刘玲对于《廿二史札记》的历史考证特点进行研究,为广博、以类相从的义例选择、公正的历史评说、疏经重史的宏远识见几个方面[33]。

2.《陔余丛考》的研究

《陔余丛考》为赵翼循陔时所作的学术札记,内容涉及史书编纂、风俗考论等方面。目前学界对《陔余丛考》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类为通论性的介绍,如杜维运《赵翼传》中关于《陔余丛考》撰写背景、内容、影响评价的部分,在对《陔余丛考》的影响评价上,杜维运认为:“这部著作,使他从诗人而跻身学人之列。与他齐名的乾嘉大诗人袁枚、蒋士铨,这时已被他远远抛落在后面了!”[34]122王树民认为“《陔馀丛考》的主要成就,仍在史学方面”,并举“六朝重氏族”“有明进士之重”等条目说明,在文末也指出部分条目如“赵高志在报仇”存在粗疏的问题[35]。

第二类为赵翼史学影响和史学思想的引用。赵兴勤认为《陔余丛考》展现出赵翼的疑经精神、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排比史料与揆之以理的考证方法,关于书中考据的特点,作者认为“瓯北的《陔馀丛考》,虽然也是以考据为主,但却不是以学问为目的,而是在考证名物、制度、风习、礼仪的基础上,对种种现象作文化的整体观照”[36]275。李然《赵翼对〈文心雕龙〉所涉问题的考证》对《陔余丛考》所设《文心雕龙》相关问题进行考证和论述,将其分为对文体源流的考辨、对史实的考证、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三大类[37]。刘永兴《〈陔余丛考〉与〈日知录〉的比较研究》从赵翼与顾炎武二人的生活环境和创作背景出发,得出《日知录》经世致用特征显著而《陔余丛考》则专注于历史考证的结论[38]。王云燕认为其体例观具有严谨、周密、重编次等特点以及提倡直书反对曲笔的书法观念[39]。单磊《〈陔余丛考〉史考部分与〈廿二史札记〉之关系例考》认为两者更多的是互补和承袭的关系,并对《陔余丛考》在赵翼个人史学史上的价值做出了判断,作者认为“《陔余丛考》是他由诗文创作转向学术研究的奠基之作,从该书史考部分到《廿二史札记》反映出他在史学领域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轨迹”[40]。

3.其他著作的研究

除了《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之外,《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以及赵翼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嘉庆七年(1802)主修的《赵氏宗谱》也受到学界关注。

《檐曝杂记》作为赵翼记载个人见闻的笔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目前对《檐曝杂记》的研究多见于引用赵翼在镇安出守时记载的见闻,如罗汉田《洒泪滴血叙苦情——三首壮族抒情长诗的比较》引用《檐曝杂记》关于广西地方婚俗的条目[41]。梁颖峰《桂西壮族地区汉文化传播例谈——从靖西“二童”到德保“三盛”》引用镇安水土之条目[42]。徐燕、朱端强《云南史料笔记随录(二)》重点介绍其中关于云南之条目,如“西南土音相通”“安宁州温泉”等,认为其在云南文化研究具有一定价值[43]。对于史学价值而言,很有份量的是单磊《野史撰述的实践:赵翼〈檐曝杂记〉的史学价值》一文,认为该书记载广泛,涵盖军政、人物、宗教等,且多为第一手史料,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且对于赵翼个人生平轨迹和思想的研究也大有帮助[44]。

《皇朝武功纪盛》是赵翼撰写记述清代前期武功的史书,包括平定三藩、准噶尔之役以及大小金川之战在内的七场战事。对此的研究有袁英光《略论清乾嘉时赵翼的史学》一文,文中对《皇朝武功纪盛》《檐曝杂记》进行述略,作者认为此二书反映了“赵翼不仅致力于古代史的考订,也较留意当代史”[45]。赵兴勤认为赵翼作《皇朝武功纪盛》的目的为“虽意在张扬清王朝之武功,但毕竟渴望‘甲兵全消’,希望统治者‘疏节阔目,顺其俗而抚治之’(《皇朝武功纪盛》卷二),以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36]246。

《赵氏宗谱》是赵翼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嘉庆七年(1802)主修的族谱。目前,学界对此多用于赵翼家世背景的研究,如陈清云《赵翼年谱新编》将这些资料用于补充赵翼的生平研究[46]。

(三)对赵翼治史的研究

对赵翼治史的研究分为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两个方面,其史学方法侧重于比较、归纳之类,史学思想有历史编纂思想、天道思想、国家观念等内容,现分而论之。

1.对赵翼史学思想的研究

其一,对赵翼的史学编纂思想的研究。刘玲娣认为从《廿二史札记》可知赵翼较为推崇纪传体裁、重视史德的思想[47]。丛静《论赵翼的历史观与治史方法》探讨赵翼具有不拘泥考据而重史事评论的历史观和比较的治史方法[48]。白兴华《灵变与博恰:赵翼历史编纂学思想析论》论述赵翼历史编纂学中具有灵活变通的书法义例观、博采严证的史料采择主张、简洁质朴的历史文学观的特点,并认为在历史编纂学上,赵翼的观点与章学诚有相通之处[49]。

其二,对赵翼经世思想的研究。如赵兴勤在《赵翼评传》中论及赵翼史学思想来源于何处的问题,作者认为赵翼“亦深受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思想的影响,且连分析事物的方法,观察事物的视角,皆与之相似”[36]256。华友根认为赵翼关于立法方面不主张严刑峻法,在司法方面主张赏罚分明[50]。陈鹏鸣《经世致用:赵翼史学的价值取向》对赵翼史学中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分为以《皇朝武功纪盛》为例对当代史的研究,关注历代兴衰、以史为鉴、重视关于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几个方面[51]。罗炳良认为赵翼对野史的利用体现在引野史驳正史讹误、考正史缺漏、补不足、辨歧义四个方面[52]。罗炳良《试论赵翼的国家观》从国家观念的层面来论述赵翼的思想,具体为气运与国家兴亡具有密切关系,在国家职能方面要实行文官政治,避免武官政治等[53]。

其三,对赵翼天道思想的研究。许苏民认为赵翼通过历史考据来反对古代专制暴政、法律残酷[54]。赵兴勤认为赵翼“向来嫌理学”，其原因是善于独立思考和从不同角度观察问题[55]。孙邦金《赵翼的历史哲学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对于赵翼史学思想的影响进行探讨,认为“赵翼的史学理论与哲学旨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乾嘉儒学并非只限于文本考据这一重维度而是具有着多重开放的思想创获”[56]。陈其泰《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对赵翼的理性精神进行分析,认为“赵翼有进化观念,充满探求新知的热情,并且已认识到冲破封建时代闭塞眼界的迫切需要”[57]。

2.对赵翼治史方法的研究

关于赵翼的治史方法,学界较多归为考据、对比、归纳的方法,如杜维运在《赵翼传》中曾对赵翼的史学方法有较为精准的探讨,他认为“比较方法与归纳方法的应用,既非始于瓯北,瓯北同时代的史学家,又皆精于用此二法,而瓯北用此二法特别值得注意者,在于他能透过此二法,看历史上富有深的大问题”[34]224。王树民《瓯北学案》对赵翼史学方法做如此评价,“在史法方面,以比较分析的方法,说明纪传体史书之体例组织及各史书之成书经过,并分析评论其编纂与书法之优缺点等”[58]。赵兴勤在《赵翼评传》中关于赵翼的治史方法多有研究,除归纳、对比之外,较有特色的为推理法,作者认为“瓯北治史,还时而用推理之法,即根据史书所提供的信息,加以分析判断,进而推论前人成说是否合乎历史实际”[36]222。白兴华认为赵翼较为常用的治史方法还有朴素的辨正分析,体现在从正反两个方面以及动态的眼光思考问题方面[59]。

二、赵翼史学研究的成就与展望

在近四十年的赵翼史学研究中,学界在文献整理、内容研究、史学方法和思想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涌现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论著,大大拓展了赵翼史学的内涵和影响。总体来看,以往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赵翼的史学研究还有一些拓展之处,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赵翼其他史学著作加大关注的展望

就赵翼各部著作的研究情况而言,出现了《廿二史札记》一马当先的情况,这当然是缘于其是赵翼史学的代表作,但无论是针对赵翼个人研究还是乾嘉史学的研究而言,都应该放到更广阔的视野中去思量。就文献研究而言,应该把其全部著作都进行充分研究,并挖掘其中的互动关系,这样对于个人还是时代学术都会有相对全面的体现。

首先,应该拓展《陔余丛考》的研究。作为赵翼的学术研究著作,《陔余丛考》对历代史学著作的体例和编纂得失一一进行点评,涉及一代政事之得失,风气之变化。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曾言:“《陔馀丛考》从各个方面研究了某一时代的当时人是如何追究事物起源的问题,总之,是一部利用引经据典整理以往研究的方法的敏锐著作。”[60]然学界对该书的研究多为介绍性的成果,大多是在论述赵翼学术成就时稍有提及,整体上研究不够充分,对于该书的撰写、内容、学术价值等问题,均需要作一深入探讨。尤其要引起关注的是《陔余丛考》在赵翼学术史研究上的价值,赵翼的史学著作《廿二史札记》和诗歌评论著作《瓯北诗话》都与《陔余丛考》有很大的关联。从这个角度出发,《陔余丛考》可以对赵翼的个人学术成长和选择提供较为充分的文献支撑,从而为探讨乾嘉学者的学术成长路径提供个案研究。整体上来讲,目前学界对《陔余丛考》的研究与其学术价值是不相匹配的,应进一步深入探讨,以期对赵翼史学乃至乾嘉史学的研究有所帮助。

其次,为《赵氏宗谱》的研究还有拓展空间。除了目前应用到赵翼的生平研究以外,笔者认为该谱的拓展空间有二,其一为赵翼谱学思想的研究,由于是赵翼两次主持修撰的族谱,其中具有体现赵翼谱学思想和谱学实践的价值。其二为地方文化研究,赵翼作为常州历史文化名人,赵氏家族作为常州的名门望族,对其所主修族谱进行专门研究,将有益于清代地方文化和家族史的研究。

对于赵翼史学著作的研究而言,明显的特点是出现了《札记》的研究成为赵翼史学研究的主流趋势。尽管它属于赵翼的史学代表作,但是随着时代和视角的变换,史料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如《陔余丛考》从对史事的评价上较《札记》逊色,但从社会风俗的考论角度出发就具有优越性。从全面的视野分析赵翼史学,就应该加上他的其他著作,如《陔余丛考》《皇朝武功纪盛》以及赵翼将近五千首诗歌。当然目前学界对此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笔者认为进一步的加深这方面的研究会有助于提升赵翼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与时代学术联系的展望

首先,纵横方向对史家影响的展望。从横向来讲,也就是与同时代的学人比较来看,仅有为数不多的论著着眼于此。笔者认为作为清中期学术中的代表人物,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之间关于史学方法、史学思想、史学影响的比较仍有不小的拓展空间。除此之外,对同时代其他史学家的互动关系仍然是研究的重点。从纵向来讲,赵翼史学传承来源问题是较为重要的选题,赵兴勤认为赵翼因家境贫寒以致学无师承,故而考据学派对其影响要小一点,但同时也受到汪由敦、王懋竑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影响[36]236-240。笔者认为所论至允至当,为赵翼的个人师承研究开辟了道路,但史学家的思想和治学方法来源往往是集多方之功,从赵翼学术成长道路出发,进一步寻找其中的历史渊源。这对赵翼的其学术定位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对个案与整体定位的展望。对于赵翼的研究而言,放在整体的环境中论述已经取得了部分的成绩,如陈其泰《论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认为赵翼的《札记》的出现代表着乾嘉时期学术风气的一个变化,“可以说,赵翼的成就代表了考证学发展的后段。依我看来,钱与王、赵的差别,实则是乾嘉考证史学前后段的差别”[61]。李成玉、江守义《赵翼与乾嘉考据学》认为赵翼思想与乾嘉学派中皖派的思想多有暗合,具体在强烈的政治抱负、开放的思想观念方面,而对吴派的考据功底多有佩服但对其崇尚的“汉代经学”持怀疑态度[62]。尽管如此,对于赵翼与乾嘉史学的关系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赵翼处在今文经学的中心常州,在北京仕宦许久,可以说与乾嘉史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将赵翼放在较大的学术环境中考察,从宏观视野下更加清楚地彰显赵翼的学术特色；另一方面赵翼史学的研究将为乾嘉史学的多样性提供个案参考。

(三)赵翼海外研究成果推介展望

杜维运在《赵翼传》中曾对赵翼史学的海外传播和影响做了如下的论述:“一九一零年日本史学家以投票方式选瓯北为中国史学家十杰之一。”“一九六二年初秋,至一九六四年仲夏,维运留学欧洲,在所邂逅的西方汉学家中,提到瓯北,无不致仰慕推崇之意。近年西方年轻学子,以研究瓯北为矢志者,且大有其人。”[34]2-3这段话可以反映出赵翼史学海外研究的成就,而目前对于这些成果的翻译和推介还有较大的空间,对此具有两方面的价值,其一,直接对赵翼的史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经验,与海外的研究接轨之后会促进赵翼史学的发展研究。其二,对了解海外研究中国古代史家提供个案理论和方法论思考。日本和欧美汉学界对赵翼的研究,可以从不同文化背景和学术传承中给中国学者以启发,从而推动乾嘉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