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婷，陈昭玖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昌 330045）

一、问题的提出

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改革开放之初建立在尖锐的人地矛盾基础上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也存在缺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土地均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土地的分散化和小规模经营[1]。

随着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非农就业机会增多，第二、三产业成为农村经济支柱，农户兼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另外，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分散化的小规模土地经营已经难以满足农民的发展需求[2]。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由于没有有效的土地集中机制，农业兼业化程度日益加深，这种状况造成了我国农业生产的长期低效率和低竞争能力[3]。

随着近几年对规模经营研究的深入，发展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在政学两界已形成基本共识：过度分散、具有明显自然经济特征、小规模的封闭式经营已经明显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是中国农业发展不可回避的选择[4-7]。尽管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已经做了许多探索和尝试，却仍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限制。种粮大户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农业供给和粮食安全的重要责任。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研究种粮大户规模经营决策行为，以期对保障粮食供给、提升农业经营效率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说

适度规模经营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就目前研究来看，对农业经营规模的制约因素或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个人及家庭因素、资源要素和自然生产条件、稻作经营特征及政策因素[8-11]。

就一般农户家庭而言，各自比较优势的形成取决于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形成专业化分工，能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种粮大户必定要依据自身家庭禀赋特征（内在）及区域特征、稻作经营情况及政策环境（外在）的比较优势来决定未来几年的经营规模（停产、缩小规模、稳定现有规模、扩大规模）。根据上述分析与相关研究成果，在影响种粮大户经营规模决策的影响因素方面，本文提出以下4个研究假说。

假说1：个人及家庭资源禀赋对种植大户的经营规模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农民是理性的，遵循“理性人”和“经济人”的假设，农民总是试图而且能够辨别和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安排，其成本收益又取决于自身具备的条件[3]。农户之间显然是非同质的，不同农户的个人、家庭资源禀赋也有很大差异，因而对未来种植规模选择也不同[11]。内在控制因素（个人缺点、技术、能力等）和外在控制因素（机遇、障碍等）、“主观标准”（个人认知）会对生产行为产生影响[10]。因此，本文选取的因素有：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人数、家庭16到65岁人数（青年至中年）、家庭年收入。

假说2：区域资源禀赋（区域特征）对种植大户的经营规模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物质生产部门，其要素资源和自然生态条件在地域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就是比较优势[12]。因而应该充分发挥地区间的比较优势，构建农业生产的产业分工和地域分工，发展区域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8]。村域环境会影响大户对种植水稻的选择[9]；同样，种植大户的比较优势因区域特征不同而产生差异，进而影响经营规模的决策。本文选取村所处的地形、对村交通条件的评价、灌溉条件及土壤肥力4个解释变量。

假说3：稻作经营特征对种植大户的经营规模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经营特征也就是指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及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经济活动的特征[9]。经营特征对种植规模的选择也有显著影响，具体包括实际耕种面积、资本投入、单位面积租金等[9][13-14]。因此，本文选取稻作经营特征的几个相关变量，包括：实际种植耕地、水稻平均亩产量、土地租金、生产自然风险、生产投入资金。

假说4：政策满意度对种植大户的经营规模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法律及制度层面保障的不足，阻碍了农村土地的相对集中，致使土地流转不畅，部分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制约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8]。种粮补贴等政策评价与大户经营行为达到显著影响[9]。本文选择大户对政府土地确权颁证做法满意度、农业补贴政策满意度2个变量。

（二）样本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课题组2017年7—12月在江西省8个市的27个县（区）对种粮大户所做的问卷调查，采用典型抽样（地区）与随机抽样（大户）相结合的方法。现有的研究中，主要以研究土地规模经营大户为主，且标准不一，对大户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15]。有学者认为，我国北方大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在6.67公顷左右，南方大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在2～3.33公顷左右[15-16]。考虑到江西作为南方的重要粮食产地，并结合相关文献，本文所选的大户水稻土地经营规模为2公顷（即30亩，与江西民间种粮大户标准一致），故本文选取其中水稻种植面积实际为30亩及以上的285个种粮大户。

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农户禀赋与收入、农业生产状况、经营行为与经营选择、政策评价四大部分。

（三）描述分析

本文问卷调查中关于农户经营规模意向的问题设计是“今后几年您家经营规模有何打算”，被调查者需在“准备停产”“准备缩小规模”“稳定现有规模”和“准备扩大规模”之间做出选择。由表1可知，285个经营大户在“今后几年经营规模”问题选项中选择“准备扩大规模”为161个，所占比例高达56.5%，超过总数的一半；其次是“稳定现有规模”，为113个，占39.6%；有极少数大户“准备缩小规模”“准备停产”，所占比例都很低，分别为3.5%和0.4%。户主年龄集中在45岁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受访经营大户比一般农户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一些，初中以上占65%左右。户籍人数一般在3个人以上。家庭年收入在10万及以上的居多。村所在地形主要为丘陵和平原，村的交通状况、灌溉条件及土壤肥力集中在“一般”“较好”。实际种植耕地“100亩以上”的居多，所占比例达60%。当年种植水稻的平均单产在500～600公斤的比例最高，占总数的一半左右。对土地租金价格高低的评价集中在“一般”以上，其中“较高”和“很高”两者比例合计达48.8%。有46.7%的户主认为经营生产的自然风险“较大”、生产投入资金“较大”。对“政府土地确权颁证的做法”的满意度集中在“一般”“比较满意”。受访大户对“农业补贴政策”满意的仅占47.1%，说明政府需要进一步改进在农业补贴政策上的做法，提高种粮大户的政策满意度。

（四）变量选择和变量设定

由于种粮大户对经营规模的选择是多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间也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因此有必要运用经济计量模型把这些因素对经营大户选择未来经营规模的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水平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变量的具体说明如表2所示。

（五）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被解释变量是非连续有序变量，故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其模型形式表示如下：

式（1）式（2）中，y为大户未来几年经营规模的选择，分为 4 个等级，分别用 0、1、2、3 表示；xi为k个影响经营大户未来几年经营规模选择的自变量；αj为截距参数，βi为回归系数。

表2 变量的说明

表3 模型估计结果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1.0统计软件对所筛选285个样本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处理，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的LR统计值为 36.44，高度显著（sig.值为 0.0025），表明模型的模拟效果良好，应拒绝回归系数均为0的假设。

（一）个人及家庭资源禀赋特征对大户未来几年经营规模的影响

户主个人特征方面，只有受教育年限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显著水平为5%且系数为正，说明水稻种植大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打算扩大经营规模。原因可能是受教育年限越长，个人素质也就越高，越能意识到（特别是在没有达到适度规模的情况下）扩大规模有利于降低平均成本，提高收益。家庭特征方面，户籍人数和家庭劳动力数量（青年至壮年）对大户经营规模决策的影响不明显，这主要是劳动力主要来源并非家庭成员，而多为雇佣其他农户进行生产。

（二）区域资源禀赋（区域特征）对大户未来几年经营规模的影响

对村交通条件的评价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显著水平为1%且系数为负。可能的原因是所在村交通条件差意味着土地租金较低，农户对农业的依赖度更高，因而偏向于扩大经营规模。种粮大户集中在平原、丘陵地区（两者共占285个样本数的92.9%），地形不会影响大户对未来几年经营规模的选择。而灌溉条件及土壤肥力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预期判断不符，这超出了预料。

（三）稻作经营特征对大户未来几年经营规模的影响

在稻作经营特征的5个解释变量中，有两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也说明稻作经营情况是大户考虑经营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水稻平均亩产量越高，经营大户越有意扩大经营规模。亩产越高，意味着收益更大，大户也就越愿意扩大现有经营规模。生产投入资金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显著水平为1%，且系数为正，表明生产投入资金数额越多，越打算扩大经营规模，这与栾立明的结论一致[11]。投入会影响农户种植经营意愿，这点不难解释，先前投入资金越多（如机械、仓库等固定资产），农户生产经营的固定成本越高，在没有达到适度（最优）规模的情况下，扩大经营规模能分摊成本，达到更高的效益水平。生产自然风险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是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生产风险是不可控因素，对经营规模的选择来说，也就不在考虑范围内。

（四）政策满意度对大户未来几年经营规模的影响

在这类解释变量中，所有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政府土地确权颁证政策及农业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对大户经营规模决策没有显著影响，这点与预期判断不符。江西省种粮大户补贴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要求补贴对象水稻种植面积超过20公顷（高达300亩，绝大部分种植大户达不到补贴条件），因此后者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对于绝大部分种植大户来说，农业补贴基本是得不到的，从而不是影响未来几年是否缩小、稳定或扩大经营规模的考虑因素。这也说明，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提高种植大户这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性方面效果不明显。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以江西省种粮大户为调查对象，并以水稻种植为例，通过对相关变量的统计分析和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研究个人及家庭资源禀赋、区域资源禀赋（区域特征）、稻作经营特征和政策满意度四类因素对种粮大户经营规模决策的影响。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受教育年限越长、所在村交通状况越差、水稻平均亩产越高及生产投入资金越多的种粮大户越偏向于扩大经营规模；而家庭资源禀赋特征、村庄的地形状况、灌溉条件及土壤肥力、实际种植耕地规模、土地租金、对生产自然风险的判断及相关政策满意度对种粮大户未来几年经营规模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总体来说，稻作经营特征对种粮大户经营规模决策的影响最大。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可制订优惠扶持政策以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职业粮农），并通过农业技术培训（特别是加强与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合作）等多样化形式，提高种粮大户能力与素质，稳定适度规模经营。第二，提高水稻亩产量，这就要求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深入推广新技术、新品种（高产品种），提高种粮大户生产积极性。第三，完善农户购买生产资料（机械、化肥农药）的相关补贴政策，并改进政策实施办法促进种粮大户生产资金投入，加强规模经营的稳定性，从而促进适度规模经济的实现，推进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