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凤玉

从广义上讲，教育贯穿人的一生。如果根据接受教育的内容和环境来划分，我们一生的教育可分为三阶段：孩提时代的家庭教育、青少年期的学校教育、成人阶段的社会教育。“家教”是人一生中最早、最直接也最亲切的教导，大抵以基本的伦理道德和举止礼节为主要内容。

父母是子女“家教”的第一责任人，正如童蒙读物《三字经》所言：“养不教，父之过。”中国自古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诸如“孟母三迁”之类的典故不胜枚举。实际上，中国古代士族子弟读书，意在考取功名。庶民百姓除农作必需的知识、技能外，所需的书本知识有限。佛教在东传过程中，为了便于民众接受，往往采用通俗平实的语言叙述教义和道理，将艰涩玄远的佛教义理与浅近日常的生活道理结合起来。如敦煌变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言“男女渐长成人子，一一父娘亲训示”“自小阿娘抬举，长成严父教招”。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来看，与大量佛经一起面世的还有《太公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等训蒙通俗教材。这些文献成为我们了解当时普通大众如何教育子女的重要途径。

赏析——《红水之河》

本文写“红河”，视觉极为独特。作者置红河于崇山峻岭之中，从鹰的视觉始，由高到低，引出“伏在山中的坝子里”的红河。

就思路、结构而言，文章脉络相当清晰，层次尤其分明。随着立足点的转移和视觉的变化，作者先写红河两岸的山、冲刷而成的河床、山下山上的树木；接着写坝子两岸的寨子、住着的花腰傣人；然后写河谷，让人窒息的燥热、汤锅市场的繁荣、河谷的热浪和红花；最后写坝子里的交通和变化。

在用笔上，作者不惜笔墨精描细绘。如写红河流过坝子两岸的“静”时，通过寨子地势上的平整、侧耳细听不到的涛声以及以稻田灌溉水的哗哗声来进行反衬，细腻之中，不乏壮美；静止之中，不乏灵动。再如，写河谷中汤锅市场的繁荣，从交代季节到各种汤锅及锅灶，从中午游客之多到“市场占据了江南岸的半个沙滩”之大，还有雨季来临后“热浪和红花醉红了河谷”的村寨风光，描写都呈现出全景式的特点，让人在多视角、多层面的立体描写之中欣赏到了“一幅壮美的南国风情图”。

最后一段，作者通过交代时代大背景——目前的精准扶贫，把“打造红河谷千家寨”的宏伟蓝图点了出来，写作意图明确，中心思想鲜明。

本文语言质朴自然，即使是描写，也极少华丽藻饰；而且，正是在质朴的叙写中，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富有诗情画意的南国壮美风情图，语言的表现力强，感染力足。

赏析——《齐长城》

本文写“齐长城”，以时间、空间为序，融自己的感受于所见所闻之中。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我们”一路游览。“太阳才刚刚出来”，“我们”到“泰山北麓的蒿滩村”，“我”下车“张望”“距离历史最近的”这个“乡村气息”“千年未改”的村子；“车子再次上路”时，看“更加多姿多彩”的“车窗外的景色”；“再往上走”，田地里“全是一副萧瑟的冬天模样”；到了停车场，“从车门里钻出来”，向上爬上“小道”，看到道“细”、草“萎”、林密；“终于”到了齐长城，有人说“原来齐长城就像是一段普通的石堰”……至此，作者的感受像泉水喷涌而出：“没有哪一段石堰像它那样拥有丰富的故事和传说”，但是，人人都能认识齐长城作为历史的高度吗？这也是“我”“回程就沉重了许多”的主要原因；“走下山来”，“再回头，就见齐长城又隐进了泰山脚下的这片山林里，隐回到了那遥远的历史深处”，给人无限的遐思。

读完文章，回顾本文写法上的特点，最鲜明的莫过于作者融自己的感受于游览途中，一边写观察所得，一边写内心所感，真所谓即景生情、触景生情。而且，作者的情绪随地点的变化而略有变化，至最后与齐长城一样，连思绪也“隐回到了那遥远的历史深处”，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地。

语言上，本文在冷峻中显亲近、深沉中见渴求。无论是对寂冷凋落的景物的描写，还是“我”内心情感的流露，都在冷峻中思考，深沉中渴望。整体氛围上，本文冷寂深沉，在历史的沉思中展示齐长城作为历史遗存的价值。

在中国古代，性别差异带来的男女社会、家庭角色及道德要求泾渭分明。因此，家庭教育的内容亦体现性别差异。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是“言传身教”，即知识、经验、道理的传授者为履践者本人，即“父教子，母教女”。如敦煌写本中既有以母亲口吻编撰的《崔氏夫人训女文》，也有以严父口吻编成的《新集严父教》。“严父教”的指向性非常明显，所列举的事例大多属于社交性场合，这与“男主外”的传统伦理完全契合。

在传统社会，女子的一生大致分为“为女”与“为妇（母）”两个阶段。就时间与责任而言，女子为妇为母的生涯更加长远而重要。因为从待字闺中到嫁为人妇，不仅是身份与生活环境的转变，也意味着承担相夫教子、恪守妇道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女子不仅要时刻接受姑嫜的挑剔与监督，夫家对其表现的评判直接关系到女方家庭的声誉。因此，针对女子的家庭教育，重点往往集中在教导女儿如何做好媳妇的“本分”。敦煌写本存有三件《崔氏夫人训女文》，以母亲告诫训示待嫁女儿的形式，阐述如何成为称职媳妇的“锦囊秘诀”。这篇古代“女训”性质的作品，题名署作“崔氏夫人”，显然是托名当时居甲族四姓之首的“崔氏”。但《崔氏夫人训女文》的流行不完全因为借名，其内容简明扼要，文辞通俗，笔调活泼，将严肃抽象的大道理置于具體的生活场景，并加以形象地呈现，使得在封建社会谨奉“无才是德”的女子亦可通晓掌握。因此该文深受欢迎，以至书商印刷贩卖，这从敦煌写本P.2633尾题“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一本”的记录中得到证实。

民间家庭教育除了训导儿孙恪守道德规范之外，也以“孝道”激励他们立身出仕、光耀门楣。如台湾民间曾流行一种《训蒙教儿经》，以闽南民间最流行的“七字仔”来弹唱，念诵朗朗上口，语义浅近通俗。

需要注意的是，探讨传统社会家庭教育需注意良莠之分。上述“严父教”，其教训男子谦逊退让似乎已“过犹不及”。至于“训女文”所追求的家庭和睦，固然有着超越时空的伦理价值，但其体现的男尊女卑性别观，更需要我们警惕和思考。

（节选自《新华文摘》2018年第1期）

赏析——《敦煌典籍中的庶民家教》

这篇论述类文本以“敦煌典籍中的庶民家教”为论题，先从广义的教育范畴谈起，聚焦家教的主要内容；接着，在阐明父母是子女“家教”的第一责任人、中国自古就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之后，提出训蒙通俗教材是我们了解当时普通大众如何教育子女的重要途径的看法。

具体论述时，作者主要引用敦煌典籍中的文献内容，先围绕“家庭教育的内容亦体现性别差异”，从“父教子”“母教女”两个方面阐明敦煌典籍中的庶民家教内容；接着指出了训导儿孙恪守道德规范，以“孝道”激励他们立身出仕、光耀门楣这些民间家庭教育内容。

最后，作者指出探讨传统社会家庭教育时，还需注意良莠之分。

总之，这篇文章论题鲜明，论证层次清晰，论据翔实，论证有力。尽管论述内容集中在了佛教东传过程中出现的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训蒙通俗教材之中，学术性强；但是，其对家庭教育内容的探索性和可取性也强，无论从写法还是内容上，都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