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正为

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的形成条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廉政思想、革命先辈的廉政风范、红色家庭的廉政作风、久经磨砺的廉政品格、中国传统的廉政思想。习近平廉政思想的历史形成，经历了“正定时期”、“福建时期”、“浙江时期”、“上海时期”、“北京时期”，尽管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主要特点一脉相承，即高度重视党风党纪、从严治吏、铁腕反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利于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利于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利于尽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

关键词：习近平；廉政思想；历史形成；重大意义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2-0001-09

十八大以来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大刀阔斧进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究其原因，这既与世情、国情、党情的重大变化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环境有关，也与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直接相关、紧密相连。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的形成条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的形成，是综合因素的结果。这些因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廉政思想。习近平自幼熟读马列著作，后来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博士学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因而习近平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首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廉政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革命先辈的廉政风范。习近平生于1953年，在1969年之前一直生活在北京，期间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廉政风范自然耳濡目染，并且在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腐败大案后的廉政清风中逐渐成长。1979～1982年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军委秘书长耿飚的秘书，再次亲身体验革命前辈的廉政风范。

第三，红色家庭的廉政作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母亲齐心都是老一辈革命家，一生清廉，习家家风一向以“严苛”著称。对此习近平曾感慨地说：“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习近平夫妇为女儿取名明泽，也意在愿其“清清白白做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正因如此，习近平多次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1] 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首次将廉洁齐家列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的重要内容。

第四，久经磨砺的廉政品格。习近平曾经在最艰苦的陕北插队7年，当过村支部书记；在有名的贫困县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在食堂排队吃“大锅饭”，骑自行车走访；后南下厦门、宁德、福州，跑遍下辖的县市区；主政福建、浙江、上海后，一直到担任总书记，依然保持廉洁简朴的本色风格。纵观习近平的经历，其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狠抓吏治、铁腕反腐。

第五，中国传统的廉政思想。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着丰富的廉政思想。习近平饱读史书，深知其内涵和作用。对此，习近平谈到：“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2]390所以，十八大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文化自信，也包含着对传统廉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正定时期”的习近平廉政思想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在正定县开始主政一方。这一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阔步前行时期，也是全国范围的整党时期。作为地处北方的贫困县，正定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加之“文革”的残留影响，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的冲击，不正之风盛行，如国家干部违规建房分房、“农转非”和招工中违反政策拉关系、“走后门”安排子女亲友工作、吃喝风、男女作风问题、组织纪律涣散等现象普遍存在，党风党纪建设问题严重。因此，作为县委副书记、书记，习近平在坚持改革开放、实现“脱贫”的同时，也在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党风、反腐倡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形成了初步的廉政思想。

第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习近平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党风的好坏，决定人心的向背；……我们必须向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腐化现象作斗争，……我们不能把争取党风尽快根本好转当作一般的业务工作去看待，必须提高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高度来认识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的重大意义。”[3]22-23这说明习近平在主政伊始就已经开始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整顿党风、严肃党纪是全党的责任。习近平指出：“整顿党风、严肃党纪是全党的责任，必须全党动手抓。党风、党纪在遭受十年内乱的严重破坏之后，整顿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更加重要，绝不是某个部门可以担当起来的。”[3]23-24对于全党抓党风，习近平认为有四个主要标志： “一要各级党委的一、二把手亲自抓，二要依靠各级党组织抓，三要有一支坚强的纪检队伍专职抓，四要把广大党员动员起来向歪风邪气作斗争。”[3]28-29

第三，对于不正之风要敢于碰硬。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使不正之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3]33，要“抓抓典型，严肃认真地进行处理”[3]80-81。习近平还主持起草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其中的第四条规定：“对各种不正之风，要坚持原则，敢问、敢顶、敢管，敢于碰硬。”[3]107

第四，党性教育是根本之策。习近平认为，不正之风的根源在于世界观、人生观的变化，因此他多次对“共产主义渺茫论”等进行批评，强调加强理想信念和思想教育。他指出：“党风不正的实质都是来源于极端个人主义，根子在于没有牢固地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世界观。……每个党员必须努力改造世界观，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为此，必须克服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自觉纠正不正之风。”[3]27“新的不正之风要彻底纠正，最根本的一条是抓好党性、党纪和党的根本宗旨教育，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治本的办法，……要通过教育，进一步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使每一个党员真正懂得，我们党现在采取的各项政策，所进行的改革和四化建設事业，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3]207-208

第五，要把抓政治纪律放在首位。习近平指出：“要把抓政治纪律放在纪检工作的首位。……抓好了这点，就是抓到了根本、抓住了要害，就能更好地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3]26同时，习近平还强调：“要通过教育，增强组织纪律观念，使每一个党员真正懂得，严格遵守纪律，改革和四化建设才能有胜利的保证。”[3]208另外，习近平高度关注财经纪律等，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三、“福建时期”的习近平廉政思想

1985年5月至2002年10月，习近平在福建工作17年。期间，习近平先后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等职。福建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腐败问题较为严重。但习近平在不同的领导岗位均打造着廉政之风，也使当地的干部“感受到了一股清风”[4]。

第一，从严治党是党的生命线。1988年9月，刚到宁德的习近平就写道：“从严治党、为政清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始终是我党的生命线。”[5]91989年1月，习近平又讲到：“党政机关是否保持廉洁，关系到党的存亡和人心的向背，也关系到社会主義经济的命运。”[5]741990年2月，习近平在驳斥“腐败不可避免”等错误论断时强调： “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都决定了我们不能容忍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廉洁的政府、清明的政风。……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5]27正因如此，在福建习近平始终把从严治党作为首要任务来抓。

第二，共产党人必须要过好“自我关”和“人情关”。习近平认为，这是共产党人非过不可也必须过好的两关。对于“自我关”，1989年8月16日，习近平在宁德地区全区廉政公告大会上强调说：“各级领导首先做好廉洁自律，正人先正己，从我做起，当好表率，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涉及自己和家属的问题，要做到不庇护、不隐瞒、不说情，用党性作为衡量自己行为的准则，严格执行党纪制定的廉洁自律规定。”[4]对于“人情关”，习近平谈到：“反腐败必然要涉及到具体的人，如果涉及到自己的好友、同学、亲戚，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还是手下留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在一个人身上丧失原则，我们就会在千百万人心上失去信任！”[5]28

第三，反腐败要敢于碰硬。1990年6月，习近平在调研时说道：“不贪，这是对干部起码的要求，也是绝大部分干部都能做得到的，但是对党的领导干部而言，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是很不够的，还应该敢于同各种腐败现象做斗争。”[4]针对当时极为严重的干部违法违纪占地建房问题，习近平决心将其作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习近平明确指出就是“要紧紧盯住四百多名处级干部”，并对纪委领导说“你们是愿意得罪两三千名的干部，还是闽东二百七十万的人民？”[4]当回想起这次清房工作，时任宁德地区纪委副书记张经喜一口气说了五个“非常”：“态度非常坚决，决心非常坚定，力度非常大，实效非常好，群众非常拥护！”[4]此次“查处了441名官员，其中副处级以上18人，科局级77人，没收4座房屋，拆掉5座房屋，罚款70.57万元”[6]。不仅是清房，习近平在宁德和福州都注重查处一批腐败大案要案，特别是强调要“敢碰硬，严肃查处，不能姑息”。张经喜说：“那段在习书记领导下开展纪委工作的经历，我们感受到的是习书记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对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4]

第四，建章立制是根本性措施。对于反腐败，习近平讲到： “我们还必须动手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温床。什么是温床呢？滥用权力，……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章立制。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这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5]28-29为此，1989年3月29日，宁德出台《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1993年6月，福州党建工作会议专门强调了五条廉政纪律；担任省长后，习近平对搞好重点建设的防腐倡廉工作提出“约法六章”。

四、“浙江时期”的习近平廉政思想

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是习近平在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5年。浙江经济发达，民营经济活跃，腐败问题表现出一些新特点。为此，习近平采取了以下相应措施：

第一，以党风廉政建设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在提出著名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八八战略”的同时，要求必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着力巩固‘八个基础、不断增强‘八个本领，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7]65。针对另外一个投资浩大的“五大百亿工程”，习近平强调：“在五大百亿工程实施过程中，必须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规范事权、财权和人权，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问题。”[8]

第二，廉洁自律从我做起。在浙江，习近平提出“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表明了浙江省委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为此，习近平一再承诺表态。2003年2月25日，习近平在浙江省纪委二次全会上庄严承诺：“我代表省委向大家郑重承诺，在廉洁自律问题上，要从我做起，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落实责任，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9]2004年浙江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代表省委明确作出六项责任承诺：“坚决抵制跑官要官、坚决拒收钱物、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带头坚持‘两个务必和带头遵纪守法。”[10]

第三，领导干部要恪守党性官德。浙江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官商交往相对较多。对于这种现象，习近平认为，领导干部的党性与官德是统一的，“党性强则官德正，党性弱则官德降，有什么样的党性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就有什么样的官德”[11]。习近平告诫浙江各级领导干部：“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12]3。为此，他在《求是》杂志上专门发表了《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的文章。习近平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学会“慎独慎欲”，一方面要“亲商、富商、安商”，同时又要“掌握分寸，公私分明，君子之交淡如水”[12]38。一定要克服“小节无害”的心理，因为“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要“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细微处也见品德”[7]369。领导干部算好“三笔帐”：一是算一算“经济账”，二是算一算“法纪账”，三是算一算“良心账”。[7]447-448特别是习近平多次强调“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7]350。

第四，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习近平指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必须“铲除一切为了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的丑恶现象，保障权力在正常轨道上健康运行”[7]355-356，而“权力的正确行使，必须通过监督予以制约，必须通过监督予以规范”[13]。为此，必须构建相应的制度体系。习近平一到浙江就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坚持每年两次的全面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汇报制度、巡视制度，实行领导干部的“一岗双责”、“一票否决制”等。浙江省在2002年就提出了构建反腐倡廉防范体系，2003年7月正式出台《浙江省反腐倡廉防范体系实施意见（试行）》。其重点在于建立健全思想教育、权力制约、监督管理、法纪约束、廉政激励和测评预警等6大机制，形成具有地区特色、行业特点的“4+1”构建方式，即整体构建、专项构建、行业构建、联合构建、科技促建，着重在思想教育、权力制约、监督管理上下功夫。[14]

第五，反腐实践创新和率先探索。在反腐倡廉工作上，习近平不仅坚决执行中央政策，而且不断探索创新。2002年提出、2003年实施的《浙江省反腐倡廉防范体系实施意见（试行）》，是全国第一个省级规范性反腐倡廉防范体系建设的文件。2005年1月3日，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就总结和吸收了包括浙江在内的一些省份实践探索的先进经验，《实施纲要》颁布之后，浙江也是6个试点省之一。200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颁布后，浙江省委迅即出台了《浙江省党内监督十项制度实施办法（试行）》。2003年，浙江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区域性的法治建设计划，并于2006年正式通过了《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2004年浙江探索建立、2005年开始推行“三书两报告”制度，即責任分工报告书、牵头单位（部门）任务函告书、落实责任制建议书、牵头单位（部门）专项工作落实情况报告、负责领导专项工作落实情况报告。2004年6 月，武义县后陈村选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其经验被2010年全国人大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吸收。

五、“上海时期”的习近平廉政思想

2007年3月至2007年10月，习近平在上海短暂主政。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其地位极其重要，而存在的问题也极为复杂。此前一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社保基金案，包括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内的一批政府官员纷纷落马。谁将主政上海，稳住这艘经济大船？这是全国乃至全球都在关注和猜测的问题。对于这样的人选，曾有全国政协委员寄予期望：“首先应解决新换届后的干部队伍整合和团结问题，其次是上海如何在短暂的阵痛后，轻装上阵，在中央整体部署下继续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挑战；第三是如何解决社保案后的反腐倡廉工作，迎接相关制度落实的挑战。”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选择习近平，表明“中央想在中国最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城市，除去腐败的恶习，建立干净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塑造出一个新样板。”[15]这都表明，在上海反腐倡廉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正因如此，习近平在履新大会上发表就职感言时即强调：“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反腐倡廉要突出重点，尤其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教育和作风建设。”[16]3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一大和二大会址公开亮相，意在以其历史象征意义和传统革命色彩昭示人们。习近平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和践行党的宗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秉公用权、廉洁自律，同时宣誓表明自己“带好队伍”的决心。5月24日，在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习近平代表上海市委作报告，直指在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欠缺和薄弱环节，必须尽快纠正和完善。6月14日，在到各区县调研时，习近平特别嘱咐提醒各级党政干部“要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更要“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与每个区县、每个系统的干部座谈中，习近平更是将“作风建设”、“队伍建设”的问题和“四个中心”的建设放到了同样的高度。尽管时间较为短暂，但习近平在上海的全面从严治党举措，很快展现了“上海干部队伍奋发向上的新形象”[17]。

对于在上海的短暂主政，习近平在离职时也说：“我到上海工作之后，……重点做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认真开好市第九次党代会，选出了班子，明确了目标，凝聚了力量，稳定了人心；二是着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三是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四是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上海克服了陈良宇严重违纪案件和社保资金案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各项重大活动也办得很圆满、很成功。”[18]

六、“北京时期”的习近平廉政思想

2007年10月至今，是习近平工作的“北京时期”。特别是在2012年10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带领全党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斗争，其廉政思想得以充分展现。

第一，反腐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核心的问题是党要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19]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就强调：“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20]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又指出：“苏共早年在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他进一步强调指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21]“……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这充分体现出习近平肩负历史使命和历史担当进行大力反腐的现实初衷和良苦用心。

第二，必须坚持铁腕反腐。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表达了“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和信心。他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22]为此，必须反对特权，不允许有所谓的“铁帽子王”。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21]“打虎”、“拍蝇”、“猎狐”等行动的大力开展，反腐斗争取得了重大成就，举世为之震惊和赞叹。

第三，必须坚持制度反腐。习近平有段经典论述：“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要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23]对于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习近平指出：“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22]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相关的反腐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取得了重大成就，制度反腐成效显著。

第四，打铁还得自身硬。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就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关于如何才能做到“自身硬”，习近平认为关键是作风建设。为此，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脈、失去力量。”[22]此后相继开展了反对“四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党风政风大有好转，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大有提高，反腐防腐成效日益明显。

第五，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习近平提出“反腐倡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24]111。在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详细谈到：“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25]正因如此，在推行全面依法治国的同时，习近平还强调：“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抓好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抓好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和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不断增强宗旨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23]依法治国逐渐使人“不敢腐”、“不能腐”，以德治国则更使人“不愿腐”、“不想腐”，二者协同发力、共同推进，才能起到良好效果。

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的历史意义

2017年7月26日至2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26]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伟大梦想”，为此“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这就说明，我们党的所有工作和努力都是围绕着“四个伟大”而进行的。因而，习近平反腐倡廉的实践和廉政思想的重大历史意义也表现在这四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十八大以来党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对于其背景原因、深刻内涵、具体要求，习近平进行了多次论述。简单来讲，这是在全面审视和分析国内外大势基础上提出来的，面对国际社会由原来的政治经济均衡向新的均衡转向、国内社会由“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迈进的新特点，我们必须围绕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总任务，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新的伟大斗争。而要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就必须打造作为主体的坚强的党，就必须破除固化的利益藩篱和各种艰难险阻，就必须解决民生问题和凝聚党心民心，这都需要进行大力反腐。可以说，无论是在落后地区还是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习近平的廉政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作用和意义也在逐渐升华发展。习近平的廉政思想和大力推进反腐倡廉，正成为“四个全面”的重要理论支撑和实践动力。

第二，有利于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是毛泽东在总结党的革命斗争经验而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之所以称其为“伟大的工程”，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地下党到合法党、从在野党到局部执政的党，这是一个伟大斗争历程，对外要应对国民党反动派乃至帝国主义势力的打压、围剿，对内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小农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等。正是坚持和很好地建设了这一“伟大工程”，我们的党才取得了建立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伟大成就。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都在发生急剧变化，党面临着“四种考验”、“四大危险”，必须增强“四种意识”，因而党的建设也就成为了“新的伟大工程”。这一“新的伟大工程”，不仅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也包括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还包括反腐倡廉建设。由此可见，反腐倡廉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和必要举措。无论在正定、福建，还是在浙江、上海，习近平都强调党风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是生命线，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萌动和实践探索。可以说，习近平的廉政思想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和指导方针。

第三，有利于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由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改革开放的结果。之所以称其为“伟大事业”，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和创新，既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又紧跟时代步伐，从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自身的本质优势，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具有与苏联模式、西方模式、北欧模式等的比较优势，显示着“苏东之变”、“西方之乱”下的“中国之治”的奇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其艰难险阻，为此就必须建设坚强的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必须反腐倡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是保障，反腐倡廉贯穿到各个方面。习近平在地方，无论是批评“改革开放必然带来腐败”等谬论，还是谈到“反腐倡廉有利于经济发展”等，都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来看待反腐倡廉的。可以说，习近平的廉政思想是坚定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保障。

第四，有利于尽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这是习近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之所以称其为“伟大梦想”，就在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文明悠久、成就辉煌，直到1820年中国在世界GDP总量中还占比32.4%，但近代以来落后了，而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种伟大复兴；这种伟大复兴，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是“人民梦”、“中国梦”、“世界梦”。这种“伟大梦想”，先是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到建国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这种“伟大梦想”，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此必须坚持反腐倡廉。因为只有反腐倡廉，才能消除特权和不当利益，才能正确处理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才能将个人的梦想与“国家梦”、“民族梦”有机融合。无论是从《七年知青岁月》、《知之深 爱之切》，还是到《摆脱贫困》、《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之江新语》，最终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讲故事》等，反腐倡廉一直伴随着习近平的“中国梦”。可以说，习近平的廉政思想是尽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梦想的永恒保障和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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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Clean Governmen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QIN Zhengwe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forming conditions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clean governmen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nclude the anti-corruption thought of Marxism， the clean demeanor of revolutionary predecessors， the clean style of the red family， the well tempered honest character，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y of clean government. The stages of the formation of Xi Jinpings clean government thought， divided into the “Zhengding period”， “Fujian period”， “Zhejiang period”， “Shanghai period”， and “Beijing period”， each has its own focus， bu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ain， that is，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Party style， Party discipline， strict governance of officials， iron hand anti-corruption， has been stuck to. Xi Jinpings socialist clean governmen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bears great significance， benefiting the ongoing of the great struggle with many new historical features， the unswerving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construction， the firm pushing forward of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 Xi Jinping； clean government thought； historical formation； great signific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