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思雨 赵瑞琦

摘 要：日本在反腐问题上处理机制相对成熟，形成了文化、心理、政治逻辑层面上的内外反腐机制。文化层面，日本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运用耻感文化，摒弃其中的血缘与地缘文化，并将之演化为自身内部制约机制。心理层面，独特的岛国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特点滋生出对内具有归属感、對外具有排他性的共同体意识。这一心理机制延伸到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培养出包含奉献精神、序列意识、主人翁意识的集体意识与拥有等级特征的国家至上意识。政治逻辑层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实现了联盟结构的转型与法制意识的转化，完善了解决腐败问题的硬性机制。

关键词：日本；耻感文化；共同体意识；政治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731.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2-0051-06

据2017年国际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显示，日本清廉指数是73，排名全球20位，近三年名次趋于稳定，成功迈入世界清廉国家行列。回望洛克希德事件、利库路特事件、佐川急便事件等震惊日本的战后贿赂事件，日本现今在反腐问题上处理机制相对成熟，主要得益于其将反腐政治体制与法律、廉政文化紧密结合，而日本政府的清廉形象也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基本支柱。日本通过借助耻感文化，培养共同体意识来建立人民对国家、集体忠诚的普遍性义务与原则，试图根除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关系，克服传统儒学中血缘与地缘带来的局限，解决了政治合法性与反腐的悖论，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一、文化逻辑：耻感文化的内在制约机制

（一）日本耻感文化的界定与渊源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以日本作为研究对象，首次提出对于文化的新分类，即西方的罪感文化与东方的耻感文化。本尼迪克特认为，罪感文化是指“社会向人们灌输绝对的道德标准，并依靠它来发展个人良心”。实际上，涉及一个罪恶观念内化的过程，而当个人触犯罪恶时，可以通过坦白倾诉与忏悔机制来缓解内心的压力。[1]207然而，耻感文化是“公认的道德标准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1]206。这便意味着外界因素成为日本耻感文化的重要变量，外部对于善行的认可和对于不忠诚行为的唾弃是耻感文化依赖的先决。在耻感文化制约的环境中，人们无法像缓解罪恶感一样通过忏悔与赎罪来减轻，而是确保自身不良行为没有被公诸于众。据此，日本学者中村雄二郎将本尼迪克特的分类视为“类型论”，认为区别于西方的“上帝论动力说”，即个人担忧自身罪恶行为被上帝审视而无法作为上帝选民，羞耻的动力来源于道德的原动力，而耻感文化的最高标准是“知耻”。[2]8但是，日本作家与社会学家作田启一否定耻感来源于外界刺激，而是由于日本社会构造的特征，即随着德川幕藩体制成立后，处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中间集团自立性变小且力量变得薄弱，无法形成足够的保护伞使得集团中成员免受外界压力的伤害，成员自身仿佛是“赤裸”的，缺乏安全感。[3]因此，日本耻感文化基于日本社会构建的狭小个人空间，将历史发展作为分析与界定耻感文化的工具，是斥诸于自我文化约束与外界强制力结合的产物。

日本的耻感文化初源于又最终异质于中国儒家文化，形成以自身地理位置为据点的儒家文化圈。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曾提出：“就耻辱感文化而言，中国实在是它的老字号，日本只不过是一片分店而已。”[4]而在中国儒家思想的论述中，耻感文化实际上不仅指的是一种心理，而是需要深挖出埋藏在此种心理背后的个人德育层面（君子）、政治合法性层面（仁政）与社会和谐层面（礼制）的牵引力。首先，耻感在儒家文化中定义为具有先天性的特质，是个人修身立德之本。《孟子·告子上》中，“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与“羞耻之心，人皆有之”[5]，将“耻”作为人与动物的分割线，同时也将“羞耻心”定义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质。基于此，儒家文化建构了君子与小人的身份来约束民众行为，以道德进行规训。《论语·子路》中孔子对“士”提出三个层次的要求，其中将“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6]12作为第一等，意思就是在内为自身行为承担责任，以耻来约束自己，而在外将君主的托付作为自身使命而不辜负，不让自身人格受到侮辱。[7]其次，“养民知耻”能够维护政治合法性，成为对民众进行德育的工具，同时将耻辱与国家责任建立链接以此来稳住中间阶层。《论语·为政》中提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140刑罚治理百姓，百姓虽能免于犯罪却不知罪，而以道德教育百姓，百姓便有羞耻心，端正行为，言行一致，避免犯罪，其原因在于自知犯罪为耻辱而不为，将以天下兴亡作为士的责任，为君主分忧当君臣分内之事。《论语·宪问》中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6]145国家如果不能政治清明，百姓无法安居乐业，官员们拥有俸禄为自己享用就是一种可耻行径。再次，耻也是人际关系中遵守礼义的目的，既能将民众团结起来，又能够起到约束个人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作用。求荣避辱是人之共性，因此要恭以远耻，仁信待人。

（二）日本耻感文化的特色

日本耻感文化延续了社会和谐层面的意义，内化为具有纵列社会特征的日本秩序体系。首先，日本的地理环境是单一性的文化圈，日本属于岛国且四面环海，国土狭小，居住者大部分是使用共同语言的民族，在悠久历史的发酵下形成日本耻感文化。特别是日本列岛地震频发，地震所引发的火灾海啸更是不胜枚举，这样多难情况下的日本人造就一种从容镇静且有条不紊的秩序文化，在任何场合都表现出自重与符合日本传统精神中的“诚”①、遵守相应的仪表标准与行为以及表现“英勇”，将儒学中的“仁”转化为“忠”。为了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培养忠臣良民，“忠”在日本被视为一种旨在完全奉献自身给自己的领主。其次，日本的儒家文化还将“礼义廉耻”中的“耻”发展为自身的文化内核，把道德与尊严束在高位，每个人都内存对污秽的厌恶和对纯洁心灵、高尚道德的珍爱。由此可见，日本吸收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并且发展出符合自身需求与实际的儒家文化，而“忠”、“重社会”、“耻”文化提高了日本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和对组织内部的忠诚度，增强内部成员对组织、集团、国家的向心力，加大成员对自身行为的自我约束力。

中国儒家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在四面环海的岛国，日本的儒家是显然的民族主义。[8]日本的耻感文化实则是一种排他的过程，在集体内部通过规则树立他者的形象，用共同体意识来约束人们行为，将耻感施加于被“他者”身上，以达到教育与威慑的作用。日本学者提出了“场所性的权利”的观点，其场所具有归属性与排除性，即场所会自然将归属于自身与不归属于自身的存在明确地区分开。[2]108“村八分”就是起源于江户时代的一种针对违背村庄规定及其秩序的人进行惩处的惯例，即村民在“成人礼、结婚、丧事、盖房、火灾、看望病人、水灾、旅行、生育、祭拜法事”等十项活动中，除了“火灾”和“丧事”此“二分”外，其余“八分”活动均不允许被惩罚者参与，也就是八个方面的与其他村民的来往交流以及援助都得不到了。[9]除此之外，日本耻感文化还吸收了符合天皇制的“克己复礼”、“治国平天下”的要求，提高民众与武士对于天皇的责任感，始终将耻的意识与对于污秽的感觉作为文化底色，而忽视了中国儒家文化对于“仁”的方面的追求。由此，耻感文化便类似在日本人之间形成了一座隐性的环形监狱，他们深受内心对于耻和污秽事物厌恶的推动，从而避免自己犯错，同时他们也受周边人的监督。在网络时代，耻感文化会被延续甚至放大，考虑到网络传播的速度之快和辐射之广以及自身名誉所承受的代价，有效地遏制了腐败行为的发生。

二、心理逻辑：现实与想象中的共同体机制

（一）集团场域：序列意识与归属感

日本共同体意识的培养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集团或者是企业雇佣制度——终身雇佣制的设定。日本著名文化学者中根千枝在其著作《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形容日本人对外自我介绍时，往往会倾向于表述自身工作的场所，而不是资格（身份）。[10]他们将工作场所形容成“我家的”，从侧面反映出日本人往往掺入感情因素在自身的工作场所中，将其视为自身价值存在的一切与生命的依托。奉献精神的背后是日本人对于集体强烈归属感的映射，自然灾害的随时发生使得日本人更为直观地感受到个人力量的渺小与无助，无法获得安全感的个人只能在集体中寻求庇护。日本集团意识的特征是将以工作岗位为中心的终身雇佣制员工构建成一个偌大的封闭社会集团，以年功序列制度巩固共同体机制，由企业工会来协调大小事务，深刻体现出日本人具有主人翁意识的敬业精神、休戚与共的团队精神与忧患并存的进取精神。但是，员工在工作场所里将自身私生活不断延展的同时，也被限制了思想、观点与行动。

赖肖尔在著述《日本人》中称：“日本人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有组织的人。”个人在社会交往中会自觉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演绎自身所应表现的礼节，并且按照自己的生活准则行事，时刻保持着严格的位置意识，各安其分，遵守规则。社团是日本共同体意识独具特色的代表，日本社会的各式各样的场域下如学校、企业、社区总布满着不同门类、不同兴趣分布的社团组织、商会，类似于金字塔一样自上而下地组织成广泛而有效的全国性组织。[11]日本工作岗位的人员区别于美國将自身看作是拥有特殊技能的个人或者职工，总是视自己为某个企业的一员，并且愿意使自己终身作为某个企业的一份子。为了避免集体性的破坏，日本的教育与社会等机制中总避免着公开对抗，如引入中间人调解机制协助传达双方意见、筹备婚事或招聘，以及用各种礼仪来避免使人羞愧、损于名声的义理处境。但是，另一方面团体之间存在着隐形的壁垒，形成许多根据兴趣、年龄层次等分类的小“圈圈”，但这些“圈圈”往往是并集关系，与其他团体交流并不多，而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人或者由这些人组成的团体便会呈现出孤立的状态。从外部来看，日本也是由于需要对集团全身心地投入从而导致成为单一社会。

（二）历史语境：等级特征的国家至上意识

日本的大部分思想政治教育都将“忠”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撤销将军与封建贵族，运用对“天皇的崇拜来统一国家，减轻日本道德观分散独立的状态，来简化等级体系与义务体系”[1]195。日本在7、8世纪吸收了中国官僚统治制度，但摒弃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流通方式——科举选拔官员体制。进入德川时代，由于武士阶级的突出，阶级差异更为明显。在17世纪中叶日本实施了“兵农分离”政策之后，由于武士从原领地收取知行的家臣移住城下町变成从主君，实际上是藩国处领取家禄生活的家臣以及家名、家禄、家业的世袭性质，一身一家的荣辱兴衰已同自己所属的藩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从而武士阶级原本对主君的忠诚开始转化到对藩国的忠诚，并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群体意识即“藩意识”[12]。“藩意识”是一种最初意义的团体意识或集体主义。明治维新后，武士阶级超越“藩意识”的局限和束缚，产生了一种“全日本意识”，即国家意识。明治维新后，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得众多农村人口涌向都市企业，传统的地域共同体组织逐渐衰退。虽然世袭制度与武士的崇高阶级地位被取缔，但是等级观念经历了转型依然留存在日本人的意识之中，仍然依靠各种等级来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转型后的等级观念起到的作用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并非意味着专制，而是充满着“和”与“分权”的智慧，这与避免竞争的集体意识有关。天皇制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政治制度，而是涉及日本人心理及其信念的体系，是一种宗教精神的建构与文化体系的延伸。另一方面，武士道文化则是加强了共同体内部的有序化和组织化。武士道源于日本固有的神道教，深受中国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影响，早期原本是作为武士的教育理念，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全民皆兵的兵役制，武士道便转换为全体国民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具有普遍约束力。据此，日本的X纵向结构为日本现代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使得领导人总能将旨意很快地传达下去。由于日本纵向结构遵守序列关系分布，位于不同层级的成员服从上级命令，各尽其职。

三、政治逻辑：联盟结构的转型与法制体系的成型

（一）联盟结构转型的政治逻辑

序列意识的影响使得国家在团结力量做大事方面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可以规避西方契约文化中由于横向牵制带来的阻力，既做到充分协商，又能克服互相掣肘的现象。“忠”的影响，又克服了目前大多数威权体制国家为了实现自身权力的集中与垄断而需要培养自身核心利益集团的问题，这是在明治维新时期之后实现了联盟结构的转型。美国的著名学者布雷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Bueno De Mesquita）提出了一个“联盟”（Winning Coaliation）概念来分析腐败问题，他提出区分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最主要是观察其选举规模与政府依赖的制胜联盟规模。[13]其前提目的是为了掌握权力和维护统治稳定，领袖需要确保核心支持者的忠诚，通常会给予支持者比其他国内的政治反对者或者是名义支持者更多的利益与更优渥福利的承诺。而腐败现象的产生往往是在制胜联盟变小和选举过程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由于统治者与支持者之间需要搭建桥梁来巩固忠心，“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给制胜联盟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或者是给其自由腐败的空间成为收买人心的重要手段。因此，金钱成为统治者迫切需要的物质，而权力则成为换取金钱的捷径。“寻租”（rent-seeking）的现象便极为普遍，而政治和控制将会与腐败犯罪行为互相滋长，共生共息。根据联盟这一理论思路，如何解决选举与制胜联盟问题成为日本明治维新后遏制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逻辑，即增加选票的数量，减少私人物品的重要性。

日本的制胜联盟与选举制度也是实现了跨越腐败的结构转型与制度设计优化，改变深层诱因的反腐过程。例如，洛克希德事件、利库路特事件、佐川急便事件，一些日本政治家、官僚、财界人士、媒体高官收受利库路特公司内部股份，成为震惊日本“二战后最大贿赂事件”[14]。而这些事件背后深刻反映出日本政府、官员、企业之间“三位一体”的利益关系，以及延伸出的政府部门具有严重缺陷的人事制度与薪金制度问题、“接待文化”问题等，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废藩”与取消等级制度，迫切需要输出资金来稳定一部分的武士阶级，使其自愿放弃武士地位与权力。政府不得不卖掉国营企业，开始培养忠于自身的资本家或者财阀，应允其提供官方的保护，再加上儒家文化思想“忠”的影响，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互相依附。继而，相比于大公司的高级职员，政府官员虽享有尊贵的身份，但在薪金收入上与之存在差异，而且晋升渠道依照序列较为固化与拘束。充斥于收入落差与仕途受阻失落感的官员，依凭自身特殊法人的身份进行质询，对企业放松法律监督，以此获得利益与“下凡”①后的福利。

除此之外，日本政党制度也存在缺陷，传统模式中的政治选举催生腐败。尤其是1955～1993年，自民党占有国会多数席位，且在自民党操作通过下的《政治资金法》为企业与个人向政客直接输送捐款提供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实行多党制后，秉承“和”观念的日本政坛依旧需要与其他的反对党进行谈判交流，甚至不得不部分妥协或者是用钱进行疏通，形成国会最大派系与其他小派系通过密室政治和幕后交易进行协议。为了避免集体性的破坏，中间人机制在人际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也进一步加剧了腐败。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党结构进行了调整，自民党在1993年7月的大选中痛失政权，其长期以来一党执政的局面被打破，从而进入了多党制或两党制联合执政组阁的时代。日本政府成立了分工明确且具有较高效能的反腐败机构，包括国会法官弹劾法院、法官追诉委员会、内阁行政监察局、会计检察院、最高检察厅及其下属机关和法院系统。政党结构或者是政治更迭的背后，是小联盟向大联盟转换的过程，意味着对领导者或者当权政府起重要作用的人数规模变大，以后的政党为了获得执政党地位需要将更多的选民纳入到其利益体系中，并对他们负责，受他们监督，通过问责强化党内廉政建设。日本检察机关的独立性以及检察官的较高素质与自律能力也广泛受到社会普遍认同，有效规避了腐败现象的披露对日本民众身心所带来的撞击，有助于平息日本民众中愤世嫉俗的情绪。

（二）硬性准绳约束“人治”的司法制度

二战后日本在政府的指导下，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同时也迎来了政治腐败高发时期，官商勾结，腐败丑闻层出不穷。区别于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日本的腐败行为受“送礼文化”与“盛行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较深，表现出较强的隐蔽性。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尤为重视法律与秩序，但未对西方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敞开怀抱，将其视为法律与秩序的障碍。因此，日本积极加深共同体意识，力争保留共同体中的集体意识以及维持自我约束的人际关系，同时也高度重视法治精神，成为世界反腐法制制度颁布最多的国家之一，以法律制度作为遏制腐败行为的后盾约束力。

一方面，日本《国家公务员法》、《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成为硬性规范公务员队伍防腐反腐的“盾牌”。日本有关追究公务员腐败行为责任的程序法制重点置于预防，其主要目的不是如何加大对已经犯有贿赂等腐败犯罪的惩罚，而是如何将公务员置于一种想腐败也难于腐败的制度状态中。事前预防永远重于事后性惩罚，切实做到“以防为主，惩罚为辅”，有效防止公务员腐败行为的发生，使其不能腐敗。针对人情社会中的送人接待行为，日本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法》与《国家公务员伦理法》（以下简称《伦理法》），特别是《伦理法》中包含了约束规范差别性收礼等十分细致的“行为准则”与馈赠他人等预防腐败行为的“汇报制度”，将畸形发展的贿赂文化与关系文化从源头上进行规范，并制定涉及详细部分的规定，如《防止不正当竞争法》、定期调动制度等，通过详备的法律制度为日本政府防腐反腐构建坚实的屏障。

另一方面，以代表国家形象的公务员为基点，日本对追究公务员腐败行为建立有完备和系统的程序法制，各种程序之间相互衔接，并重点突出对刑事责任的追究。在腐败事件曝光后，这种程序法制间的完备性和系统性使其能够迅速发现腐败行为，及时制止和消解腐败行为的进一步蔓延，做到了只要有腐败苗头就会及时受到监视和处理，防止了腐败行为的大规模泛滥。与此同时，日本在信息公开诉讼制度下，基于“检查审查会制度”与“请求审判制度”能够对实施腐败行为的官员进行直接刑事责任问责，编织一张严密的监察法网，有力地遏制公务员腐败行为的发生。一方面，有利于分散民众对于腐败行为的反感，充分调动起民众的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也为公务员拉响警钟，使其意识到自身需要服务的联盟发生了变化，其联盟规模不断扩大，自身权力也不断受到牵制。在共同体意识、耻感文化内在约束力以及法制文化外在制约机制的联合作用下，日本的腐败行为得到了有效地抑制，有力肃清了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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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1991/1609735332/5ff29ca40102uyj3.shtml.

责任编校 陈 瑶

Clean Governance in Japan： the Trinity of Culture， Psychology and the Political Logic

ZHONG Siyu1， ZHAO Ruiqi2 （1. School of Marxist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Beijing，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edia Politic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Beijing， China）

Abstract： A relatively mature mechanism for anticorruption is found in Japan， one functioning from the inside and outside concerning the layers of culture，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logic having come into being. From the cultural layer， Japan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its culture concerning shame wiping out the culture of blood ties and regional connection， which evolves into internal restriction mechanisms. Psychologically， a sense of belonging has been developed from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island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gether with an exclusive sense of commonality. Thi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extends itself into all aspects of the life of Japanese people， nurturing a collective sense included in which are dedication， social caste and the sense of ownership for which the nation comes above everything else. From the layer of physical log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alliances and the sense of the rule of the law has gradually been realized since Meiji Reform， a hard-boiled mechanism against corruption having been consummated.

Key words： Japan； shame culture； community sense； political legiti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