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经

张謇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创办实业的先驱，是晚清著名的“状元实业家”。19世纪80年代，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在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时，1894年，张謇高中状元，毅然辞官，开始寻求实业救国的新出路，创办了大量的民族企业。1899年秋，他在自己的家乡南通建立了大生纱厂，这是他在南通建立起来的综合工业中的第一所企业；1901年建立面粉厂；1902年和1903年创办轮船公司；1903年建榨油厂和酒厂；1905年建缫丝厂和机器厂。他的“通海垦牧公司”成为其他企业仿效的楷模。这些实业的创办，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然而，时运不济，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深受外患、内忧、天灾等多重因素打击，张謇创办的企业开始衰落直至折戟，但他取得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功绩也是彪炳史册。

外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趁势兴起，发展出现了短暂的春天。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加紧对华资本输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更为严重。其实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中就规定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设厂，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此，张謇曾指出，允许日本人在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由于“外洋之工作巧于华人，外洋之商本厚于我国”，“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其后患必然是“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姿。逐渐吞噬，计日可待”。

一战之后，日本势力加紧对华侵略，尤其是对东北入侵，抢占东北的市场，排挤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通海关布庄的销路大大萎缩，最终大生纱厂逐步失去了通海关布庄这个棉纱市场。据上海纱布公所调查得知，南通土布经营口市场销往东北各地的绝对数在逐年减少，到1931年达到最低。据资料显示，至1931年东北沦陷后，南通土布市场完全消失。

除此之外，日本在华的纺织业发展速度也在迅猛增长，1913年日厂5家，纱锭11万枚；1922年，日厂25家，纱锭67万多枚。总体看，棉纺业的生产能力在战后4年增长31倍有余。1914年，棉纱棉布分别是64.5万包和226.7万匹，到1919年分别达到91.8万包和353.4万匹，1922年高达190.5万包和747万匹。

由此可以看出，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借着在中国取得的特权，抢占中国市场、掠夺原料，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实力在不断增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张謇所创办的企业实在是无力与之对抗。

内忧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中国出现军阀混战局面，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如江浙之战与第二次直奉战争，战火一直延烧到长江口，南通对岸的太仓、嘉兴、昆山、宝山、常州等地区遭到严重战乱破坏。军阀所到之处，为筹借军费，搜刮人民，横征暴敛，勒索无已，一万多难民逃到通海一带。

军阀混战带给张謇大生纱厂的灾难是非常深重的。首先，在直奉战争的影响下，纱的销路受阻。奉直战事发生后，“通布销路以关庄为大宗，布既停滞，其他各路，亦因时局不靖而销减，故布疲纱跌，无人问津。积货多则有妨周转，不得不贬价求售，因此大受打击”，这一年大生一厂结亏39万余两，二厂结亏31万余两，一厂负债达709万余两，二厂负债125万余两。1925年，大生资本集团处境艰危，大生一厂所负债高达906.9万两以上，为资本总额的258.89%。由此可见，在战争的影响下，大生纱厂销路受阻，生产的产品无法按时销售出去，靠借贷生产的大生纱厂负债累累，损失是相当惨重的。这样恶性循环，对企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其次，军阀混战导致外国资本不敢冒然投入，企业危机加重。在战争的影响下，中国的投资市场是相当不稳定的，所以外国资本面临恶劣的投资环境，不敢冒险深入。

更重要的原因是东西方列强以更大规模从事政治投资，通过资助各军阀混战的方式，争夺在华统治权，从而取得范围更大、更为优厚的对华投资条件。少了外国资本的投入，力量相对弱小的大生企业在战争的影响下完全靠借贷来维持，负债负担越来越重，张謇被债主包围。在大生纱厂自己无法维持的基础上，1925年7月，上海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债权人组织的银行团最终全面接管大生企业。

在20世纪20年代，行业内部也出现严重危机，更加速了企业的衰落。首先，1922年以前的数年时间中，全国棉纺织业一直处于高速膨胀时期，纱厂由战前的55家发展到65家，纱锭则由55万枚增加到163万枚，增长量相当于过去30年总数的2倍多。在棉纺织业增长的过程中，行业内部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其次，资金积累太少，靠借债来维持生产。张謇的企业采取股东入股的形式，规定自股东入股时起，不管工厂是否开工，也不问生产有无盈利，都无年不付，如果拖欠，就得另外计息，利上加利。因此，往往造成企业尚未开工就已亏蚀股本。这种形式弊端很大，让企业入不敷出。

天灾

1921年秋，北方和长江的许多省份都遭收到了大水灾，尤其是长江流域更为严重，“滨江沿运各县平地水深数尺，庐舍倾颓，哀鸿遍野，被灾至五十余县之多。”在长江主干地域的江苏地区也不能幸免，據江苏如皋电报局报告：“河水陡涨，至南通线路阻滞，沿途线杆沉没水中，巡修维艰。”可以说，此次水灾“灾区之广，灾民之多，为东南数十年来所未有”。

这场灾难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也使棉花产量锐减，“棉收十去八九，原料缺乏，成本加昂”。许多企业蒙受巨大损失，如1921年大有晋公司已经收获的棉花被冲得一干二净，大丰公司在1922年播种棉花面积达15万之多，突遇秋季一场台风暴雨，结果也是全部无收，因此新南、新通等公司成立不久就倒闭了，张謇苦心经营的地方事业也需要大笔非营利性开支，有的短期内无效益，有的仅有社会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所以到1922年，张謇的企业欠银行业抵押债款已达397万两之巨。在企业本身就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这样巨大的债款就成为企业走上衰落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