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庆杰

国企地位缘何重要

现代工业社会经济以工商业为主，其主要生产单位是工商业企业，经济增长迅速。然而，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的工业社会对一国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具有与农业社会不同的几个基本要求，其中最核心的要求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治理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像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首当其冲的战略目标就是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对刚刚经过百年被侵略被压迫而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而言，首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能源工业、交通通讯、航天工程、军事工业等，建立国家安全屏障。

从经济学角度看，新中国处于追赶型工业化阶段。在追赶型工业化阶段，主要利用现有技术，发展目标明确，很多落后农业国家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往往选择以国有形式实施重大工业项目。在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资金缺乏，更没有健全的金融融资体系，特别是法治不健全。在这种状况下，落后国家利用国有银行集中资金、国企实施工业化战略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从经济学角度看，在风险资本投资家缺乏、非国企无力开展重大工业项目的情况下，国家投资也不过是国家自己成为风险资本投资人。从技术角度看，落后国家从事相对前沿的技术密集型重工业企业一般会成本高企，这些企业没有国家补贴很难生存。

概括起来说，国企是政府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搞那些非国企无法在短期实现的、高风险的高技术资本密集项目；换句话，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技术、人才，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补贴去搞这些项目。

国企私企相得益彰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施计划经济和依靠农业补贴工业的重工业发展战略，几乎所有工商业企业都是国有的或集体所有的，农业是集体经济。由于传统国企和集体经济的分配体制下，职工和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者缺乏劳动积极性，从而导致整个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严重缺乏。

为消除大面积的贫困现象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短缺问题，中国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民以食为天，为解决粮食严重短缺问题，中国政府首先对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改革，主要方法是，把土地的使用权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办法的实施给农村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为改变国有企业轻工业产品生产能力不足、供给短缺状况，中国政府也赋予了农民进行个体经营的权利，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起来。

1980年代初期，由于几百万下乡知青返城，而城市国企和集体企业无法为这些知青提供就業机会，造成返城知青就业和生活困难，同时也由于城镇国企和集体企业在人民生活必需品生产的严重不足，于是中国政府允许返城知青从事个体经营，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增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给，由此也在城市赋予了人们进行经营谋利的权利。1983年事实上取消了对私企雇工数量的限制。从此，私企获得了大发展。

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议前，中国基本完成了农村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企为主导的、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这次工业革命中，其主要参与者是数以十万计的农村乡镇企业和城镇非国企，这些企业不需要国家的财政补贴，完全靠市场竞争而生存，也不影响农村的农业生产。

以农村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企为主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带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效应：首先，对以轻工业产品为主的国企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其结果是人浮于事、效率较为低下的很多国企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被迫关停并转，在“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下，对具有国计民生价值的重工业国企（能源、电力、交通通讯、航空、铁路、造船、银行等）进行了重组和现代企业治理制度方面的改制。其次，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对电力、能源、交通通讯的海量需求，从而引发了在中国城市里进行的以电力、能源、交通通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没有采取前苏联东欧国家式的大规模国企和资产的全面私有化运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诸多重化工业企业依然存在。因而当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时，中国的重工业国企获得了新生，并在以能源、发电、交通通讯、航空、机械制造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即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最后，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功形成的巨大购买力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实施吸引了海量外资涌入中国。

中国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在中国的以国企和农村集体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系中逐渐引入市场。农村包产到户、允许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和城镇个体私有经济发展就是在不断引入市场。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要朝向一个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方向进行改革。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针对亏损国企的关停并转、减员增效、抓大放小的改革，实质上是在恢复国企的本来功能。2001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在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产品走向世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全面为中国经济引入了国际市场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不断在其国有经济为主的经济体系引入市场，充分发挥了有为政府、国有经济、市场经济的三大优势，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其标志是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日本的两倍以上。

国企前景无限光明

对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企是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搞那些非国企无法在短期实现的、高风险的高技术资本密集项目。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接近完成了追赶型工业化，正在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强国转型阶段，但是国企依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高风险的国际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在海外将有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些海外基础设施项目可能有商业风险和安全风险，如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项目。由于恐怖分子的存在，瓜达尔港口项目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另外，在项目初期，商业风险也非常高。因而私企无法承担，需要国企去承担。

国企也承担非国企供给速度慢的项目。从事那些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港口、桥梁、机场、电网、通讯、航天、大飞机项目、金融等，非国企的供给速度将会较慢。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时间长、需要融资额度大，在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国家里，只有利用国有金融体系集中信贷资源才能实现中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

国有部门承担非国企不能完全覆盖的项目。就某些服务领域而言，非国企的供给覆盖面有限（只能满足富裕阶层的需要，而无法扩展到底层民众），国有部门就要供给。如医疗和教育，非国有医院、学校很难深入到乡村和偏远地区，那么国有医院和学校就可以出现。如果完全依靠非国企，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港口码头、机场、航线、供电等的满足市场需要的速度会很慢、覆盖面不够大。大中小学和国有科研机构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设施机构而由国家财政支持。如果私人拥有大中小学，其主要目的是盈利，那么无法支付起学费或好学校昂贵学费的相对贫困家庭的子女就无法得到教育或较好的教育。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就会失去大量的技术劳动力。如果科研机构也私营，那么只能研究那些短期内有利可图的研究项目；高风险的或基础科研项目就无法得到资助。

保障国家安全。国防安全工程出于保密需要，可能需要国企来承担。

应对紧急状态。在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之际，一声令下，国企就可以参加救灾，从而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制约非国有巨型企业。如何应对巨型跨国私企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这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个主要国家治理难题之一。根据博弈论的以牙还牙理论，资本只能用资本去抗衡和制约，以国企为形式的国有资本在战略性产业的关键存在可以有效制约大型私企。当然还有其他的法律制度制约私有企业。

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国企的存在。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企业都私有化了（如美国），那么该国政府就只能是大资本家阶级的代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