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谈论巴以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还是“二战”中对自己国家犹太人的遭遇選择性失明的法国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缪和奥威尔，大思想家朱特都带着一种公正的视角、清晰的道德判断和绝佳的智识标准。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潜藏的危机，让我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的历史，亦使我们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

《事实改变以后》

【美】托尼·朱特著 陶小略译

中信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定价：68.00元

和加缪很多最好的作品一样，《鼠疫》的写作时间很漫长。他于1941年1月到达阿尔及利亚的海滨城市奥兰——也就是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点——开始收集材料。1942年夏天，加缪因为肺结核周期性发作去了法国中部的一个叫利尼翁河畔勒尚邦镇的山村休养，他在那里继续写作。但加缪很快就被卷进抵抗运动之中，直到法国解放后他才能把注意力再放到《鼠疫》的写作上。然而，到法国解放时，这位之前无人知晓的阿尔及利亚小说家已经成为全法国的知名人物：他是知识分子抵抗运动中的英雄，他是《战斗》日报（它最初是法国抵抗运动的秘密报纸，战后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编辑，渴望理念和偶像的新一代法国男男女女都很崇拜他。

加缪似乎可以完美担任这个角色。他英俊迷人，他倡导社会和政治上激进的变革，他对数百万法国人的影响力是别人无法比拟的。用雷蒙·阿隆的话来说，对读加缪论述的人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从他那里获取每一天的想法”。战后巴黎的其他知识分子也注定要发挥重要作用，这里面就有阿隆本人以及波伏瓦和萨特。但加缪与他们都不同。他出生于1913年的阿尔及利亚，因而他比他的那些左岸的朋友都要年轻，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在战争结束时都已经40岁以上了；他来自遥远的阿尔及尔，因此也更有“异国情调”，而他的那些左岸的朋友都成长在由巴黎的众多学校和学院所营造的温室环境之中。加缪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一位当代的观察者说得很准确：“他的脸是那么有人情味，那么敏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身上的那种正直非常突出，让人立即尊敬起他来；很简单地说，他和别人不同。”

加缪在公众中间的地位确保了他的书能够获得成功，但是，这本书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和它的出版时间也有一定关系。《鼠疫》出版的时候，法国人已经开始忘记在法国被德国占领的4年中他们所遭受的不适以及做出的妥协。谋求与纳粹合作的前法国元首菲利普·贝当元帅彼时已被审判和监禁（他提出执行与纳粹合作的政策，并且被人视为该政策的象征）。其他通敌的政客当时也已或被处决或不得参与公共事务。从戴高乐到共产党人，各个派别的政治人物无不小心翼翼地编织着法兰西民族抵抗纳粹的光荣神话；经过粉饰之后的官方历史是这样的：在法国国内抵抗者和戴高乐在伦敦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的共同努力下，法国从压迫者的铁蹄下获得解放，而令人不快的个人记忆则被哄着压抑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