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等

高考就像人生里的一道分水岭。高考作文则是水面上最先涌来的第一层波浪，每一朵浪花都會有自己的归宿，而我们来看看冲得最高的这些浪花都怎么说——

陈平原：作文登上《人民日报》

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有一个特别之处，这一天的报纸三版刊登了一篇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作者是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陈平原。当年的高考作文，《人民日报》先后选登了三篇，陈平原的是其中之一。

1977年冬天，23岁的陈平原和570万中国年轻人一起，走进了久违的高考考场，这场本该一年一度的考试距离上次开考，已远隔了11年。1977年的这场高考是“文革”十年久旱后的一场知识界的甘霖，中国知识分子积压了十几年的苦闷，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释放得淋漓尽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再次成为整个中国的社会风尚。

陈平原如今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当年陈平原的高考作文见报时，陈平原已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了，他正处在天之骄子间的激烈竞争中。校园里，大学生们自然而然地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两派。像陈平原这样上大学前连火车都没见过的，理所当然地属于乡下一派了。

陈平原的这种“阶层感”很快就被打破了，“那篇作文让我比较决地完成了这个转变。”陈平原曾经写过一篇《永远的“高考作文”》，回顾这段经历：有一天，指导员跑来告诉我，电台广播了我的高考作文，只是他所复述的几句又似乎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同学们纷纷猜测，是不是高考卷子搞错了，如果是，此人入学资格都成问题……既可能是作文特棒，又可能是高考作弊，后来我到食堂打饭都不敢抬头。直到几天后，《人民日报》刊出了我的作文。“城里人”对我也刮目相看了，有的道贺，也有的很不以为然。

陈平原“拜读”了好几遍自己的作文，却始终没品出味来，直到有一天，看到好几种《高考作文选评》中，把这篇文章说成一枝花，这才恍然大悟。“入学前我在中学教语文，作文自然有章有法，那些才气比我大的小作家们，写的都是文艺性散文，不大合高考作文的体例。”

对于1977年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当年的阅卷老师归纳了这样几条标准：字数较多，结构完整，内容基本符合题目，能记住报刊上的一些时髦词语，而且能把这些词语写得连贯，错别字少。陈平原的这篇作文，从结构、语言到叙述方式，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采访中，陈平原一再表示，“这篇作文跟如今的高考作文相比，水平差很多。”但对他高考作文的赞誉之声，却萦绕多年。暑假回家，还有不少家长领着孩子来请教，陈平原只好逃跑，把这个任务留给长期做语文老师的父母。谈到这篇高考作文的价值，陈平原自嘲道：“大概无论我如何努力，这辈子很难写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更能让父老乡亲激赏的文章来了。”

刘静心：行云流水一般顺畅

1983年，河北省石家庄市，17岁的刘静心是当年高考大军中的一份子。来自农村的他怀揣着“知识改变命运”和“高考改变命运”的目标，信心百倍地踏入了高考考场。而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一图片作文。这幅漫画题为“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漫画上一个嘴叼香烟，左手拿铁锹，右臂搭着毛巾，裤腿挽得老高的人，正迈开步子向前走去。刘静心回忆说：“当时高考结束之后，连老师都说今年的作文题非常特殊，但我觉得还可以！”刘静心非常自信。

虽然高考已经过了30多年，但他仍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写作文时的点点滴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是文章的标题。刘静心对记者讲，当时大家的作文标题都有“套路”，题目都喜欢起“由……而想到的”，但是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选用了荀子《劝学篇》的名言当做自己文章的标题，“我觉得这样既贴合主题，又显得与众不同。”

凭借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日常坚持不懈的积累，刘静心说，自己写高考作文时“好像行云流水一般，非常顺畅。”

“不知道是不是题目的原因，当年语文满分100，我考了87，班里第一！”说起这件事，刘静心满脸掩藏不住的骄傲和自豪。

骆轶航：作文鼓励创新

骆轶航，1999年高考作文满分，后进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文科实验班，现为科技与数字文化媒体PingWest品玩创始人。不久前他撰文谈了当年是如何写这篇作文的——

我的人生巅峰停留在了18岁，那年我写出了一篇高考满分作文。

当年的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对当时的高中生来说，这种半开放式带悬念的命题能当场吓哭不少人——完全在平时的训练范围之外。而且卷子上写得清清楚楚“文体不限”——光是在考场上纠结该写记叙文，还是议论文，就已经让人很痛苦了。

其实，过了那么多年回顾我当年的考场作文，你会发现，它是一篇特别主流正能量的演讲稿。如果让中学生拿到共青团组织的演讲比赛上，声情并茂地朗诵一遍的话，绝对是催人泪下的。大量的排比段落，夹杂着各种漂亮的词藻，中国人和外国人生僻的名字，积极地拥抱未来，对“记忆移植”这件事的伦理和社会效应只有歌颂和期待，要多主流有多主流，要多正能量有多正能量。

在这篇800多字作文的前半部分，我用了三个排比段落，分别“移植”了钱钟书、余纯顺和邵云环三个人的大脑，然后用华丽的语言歌颂了钱钟书的渊博、余纯顺的探险精神和邵云环的爱国主义。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我又用了三个排比段落，还押了韵。薪火、沧海、底蕴、贯通……这些高中作文里的“六级词汇”，我一个没落，都串成了句子。

回到今天，我再想想当年的我在高考考场上的满满一篇人名、书名、地名和华丽的寻章摘句凑成的大杂烩，整个就是一个散装零售知识大拼盘。

其实当年交了卷之后，我一直处在惴惴不安的状态。毕竟这也是我第一次把参加《迎接十五大 国旗在我心中》首都中学生演讲比赛写演讲稿的文体用在考场上。我也不清楚当时我在考场上的时候怎么居然敢尝试新的文体，深谙应试教育规律的老师，没有一个敢鼓励学生在考场上冒这个险。

公布成绩的那天是1999年7月22日。早上我坐臥不安地拨打了查分电话，分数还没出来。回到家，我妈脸上笑靥如花，声音颤抖地说：“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嘛？你们老师打电话过来了，你作文得了满分，《北京青年报》上已经登出来了！”

事后老师说：今年高考作文鼓励创新，打破常规，基础好的学生更容易冒尖。接下来，就是这篇作文被印在了各种语文辅导讲义上，一用就用了10多年。

小帆：写出新意能拿高分

参加2010年北京高考的小帆仍然记得自己那道高考作文题：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只有简单9个字的命题作文却让小帆颇感意外。“这题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还以为会出一段材料，谁知道这么简单！”

简单的愣神过后，擅长写议论文的她迅速整理好自己的思路。“我认为这道题可以这么写：人不仅要有宏伟的理想，更需要踏实、耐心，从小事儿做起。”小帆告诉记者，自己124分的语文成绩，作文应该起到了不小的帮助，“虽然我的作文比较中规中矩，但好在自己平时的积累量比较大，素材上比较有新意。”。

8年后的今天，当小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又一次陷入了对2010年高考作文题的回忆：“其实现在我对这个题目又有了不一样的理解，甚至我还有了反向的理解。要是再让我写这个作文题，我觉得我会写出一些新意和深意，没准分数还能再高呢。”

岳昕：写最关切的议题

岳听现为北京大学学生，2014年参加高考，作文得了满分。2014年北京高考的作文材料是“老规矩”，她拟的题目是《“木头裙子”与公民社会》。近日她撰文谈了当年是如何写这篇作文的——

“木头裙子”的比喻来自春节时电视里一遍遍重播的“家风是什么”特别节目；幸好我在最紧张的高三依然有闲心陪家人看电视。现在想来，除了从报刊社论中借用来的语言，恐怕这篇作文最大的特点就是问题意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样在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当年的我很胆大，指望用八百字写出韦伯一厚本书都没敢说分析透的问题。

然而，这篇作文有一个致命缺点——从头到尾，都没给“公民社会”下一个明确定义，只是模模糊糊地将“公民社会”与“公民自组织”等同起来，并且强调公民社会相对于政府的自治性。缺乏学理分析基础，未曾“我注六经”就在考场上“六经注我”，我把政治课上学到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往身边拽，把“市场经济”、“私权意识”等当时认为正确的名词与材料里种种“老规矩”一对对地贴起来。

诚然，这没法怪一名高中生；直到大三出国交换选修了“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课程，我才真正从学理上了解“公民社会”意涵的多元与宽广。

大概很少再有场合要求我们在没有任何考据的情况下，仅凭不到十分钟构思洋洋洒洒写下两页答题纸。虽然回看自己的“高考满分作文”深感幼稚，也早已在阅读与思考中推翻了很多当时的观点，但直到今天，在大学的各种社会学课程与新闻实践中，公民社会依然是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当年的文字就像一个路标，见证着我的反思与改变。

在精确审题的前提下，写最关切的议题、最珍爱的事物，无论在分数上还是良知上，都不会后悔。

摘编自《文史参考》《博客天下》、央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