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颖文，吕火明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都 610066）

一、引 言

“农村稳则天下安，农业兴则基础牢，农民富则国家盛”，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业农村的不可替代性决定其发挥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器作用，未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则无法实现全国现代化。因此，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中，农业农村现代化一直备受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作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标志，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明方向，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结合前人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的诠释与理解，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作出相应解析。魏德功（2005）从农业现代化变迁视角出发，认为农业现代化内涵随历史进程变迁不断更新，但科学技术性、制度创新性及效率效益仍为基本属性。谭爱花等（2011）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基础上，推动实现农业系统中经济、社会、生态的良性协调发展，完成从传统农业农村向现代农业农村的转变。张正斌等（2015）鉴于中国特殊国情与农情背景，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目标之一，粮食安全应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终极目标。随农业多功能性理念兴起，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进一步延伸，如王英姿（2014）基于新时期农业发展需求，认为现代农业除具有食品保障功能外，还具有原料加工、旅游休闲、生态保持、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提出利用农业多功能性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张红宇（2018）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指出工业化、城镇化推动农业农村农产品和劳动力供应功能重新定位，由单一农业现代化目标拓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由关注农业向关注农民、农村全面延伸。综上所述并结合时代情境，本文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其目标是实现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全面振兴。当前，中国农村产业乏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不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缺失、农村人才队伍断层、城乡差距明显，亟需在五方面共同发力。一是，在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深化农村改革力度，优先保证农业农村投入；二是，着力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并夯实基础，借助城乡联动、融合发展契机，加快推进科技、金融、保险、人才等各项农业农村发展支撑要素深度融合；三是，大力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不断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机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四是，在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基础上，积极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动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农民分享二三产业价值增值和收益分配；五是，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队伍，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力量。总体而言，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依靠城乡融合全面激活农村要素、市场和主体，全力激发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活力和新动能（魏后凯，2017）。

据此，在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时，本文主要提取与农业投入、发展支撑、产出水平及农业多功能性拓展等方面相关的表征性指标，以2006～2016年为样本区间，评价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状况，并实证分析阻碍其发展的内部因素。

二、研究方法

（一）基本内容

基于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及其主要发力点的认知，本文从农业农村要素投入、发展支撑、产出效益、农业多功能拓展四个维度评析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研究从两方面展开，一是选取反映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实际情况的主要评价指标，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综合评价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整体情况；二是通过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三项指标分析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障碍因素，确定制约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为推动四川省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和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

（二）评价指标选取

对于测评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及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目前国内尚无统一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作者基于前文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解析，并结合四川省农业农村实际发展特点，参照现有研究成果指标体系构架，筛选和比较各评价因子，综合考虑指标选取系统性、代表性、可比性及易获取性等原则，从要素投入、发展支撑、产出效益及多功能拓展四个维度选取22个表征性指标，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三）评价方法与数据处理

1.数据标准化

设有m个年份，n项评价指标，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X={xij} m×n(0 ≤i≤m，0≤j≤n )，为消除量纲影响，采用式（1）规范化处理原始指标数据。

其中：xij、yij、xjmax、xjmin分别为第i年第j个指标原始值、第i年第j个指标标准化值、j项指标最大值、j项指标最小值。

2.指标权重确定

利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

计算第j项指标第i年指标值比重 fij

Di、wj、yij分别表示第i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数、第j项指标权重、第i年第j项指标标准化值，Di取值范围为0～1，值越大说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越高。

（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障碍因素诊断方法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障碍因素诊断模型采用“因子贡献度（Factor Contribution Degree）”“指标偏离度（Index Deviation Degree）”“障碍度（Obstacle Degree）”三项指标分析诊断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主要障碍因素。其中，因子贡献度（uj）代表单项因素对总目标影响程度，即单因素对总目标权重（wj），计算公式为：

指标偏离度（Iij）表示单项指标与现代农业发展指标间差距，为单项指标标准化值（yij）与100%之差，公式为：

yij为单向指标标准化值，通过极值标准化法计算而得。

障碍度Oij分别表示单项指标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值，表示第i年第j个单向指标障碍度，该值排序可确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障碍因子主次关系，障碍度计算公式为：

Oij、Iij、wj分别为第i年第j项指标障碍度、标准化值及第j项指标权重。

三、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一）研究对象

四川省地处我国西南腹地，是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近年来，四川省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加速融合，农业生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四川省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十分突出，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户副业化、农民老龄化趋势不断蔓延，农村区域间不平衡现象凸显。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既具有全国一般性特征，又存在特殊性，全省面临农业转型难、农民增收渠道窄、农村建设滞后等突出问题。因此，通过测评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有利于确定其发展动力和阻碍因子，对于探寻转变四川省农业发展方式的路径和着力点，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数据来源

基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数及其障碍因素诊断模型，测评四川省2006～2016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态势及障碍度。文中数据来源于2007～2017年《四川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等；部分数据如农业保险深度、农业投资强度、能源生产率、农业投入产出比等通过二次计算获取；部分数据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乡村旅游业收入等来源于历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公报。

（三）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态势评价

1.综合发展态势

根据式（1）～（3）求出指标权重系数，由式（4）计算得出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数（见表1、2）。由图1可知，2006～2016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数总体呈迅速上升趋势，说明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态势总体趋好，年均增长率达27.47%。从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增速看，表现出较明显阶段性特征。2006～2011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增速明显但表现出一定波动性，主要受汶川地震和灾后恢复重建新农村影响较大；2011～2016年发展增速较平稳，尽管受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仍呈中高速增长态势。

表2 2006～2016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指数

图1 2006～2016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态势

2.分类发展水平

分类计算各维度评价分值（见图2）。2006～2016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四个维度，要素投入、发展支撑、产出效益和多功能拓展总体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农业产出效益维度长期处于平稳递增态势，一定程度反映四川省农业经济效益与农民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农业要素投入维度增幅表现最明显，但具有阶段性波动特征，表明四川省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投入重视程度较高，但农业投入力度受制于各项政策如农业补贴政策、金融保险、新农村建设等影响而呈波动性较大的特征；农业多功能拓展维度呈较明显后发优势，反映出农业多功能属性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巨大潜力；农业发展支撑维度的测评值呈徘徊上升趋势，反映出四川省在农业发展支撑力度上仍存在较明显的短板和压力。

图2 2006～2016年四川省现代农业分类指标发展趋势

（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障碍因素评价

1.单项指标障碍因素评价

为进一步分析阻碍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子，以便相关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战略规划，根据式（4）～（8）测算2006～2016年各单项指标障碍度，确定制约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筛选障碍度Oij＞5%为主要障碍因素（见表3）。

表3 2006～2016年四川省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由表3可知，随时间推移，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障碍因素由分散逐渐趋于集中，且障碍因素数量趋于减少。一方面，从分类评价维度看，农业发展支撑维度C2（O6～O10）中有2个单向指标O6与O10长期表现为主要障碍因素，占该维度指标总数的40%；农业产出效益维度C3（O11～O16）中有3个单向指标O14、O15与O16长期为主要障碍因素，占该维度指标总数的50%；说明发展支撑与产出效益能力不足是制约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主要障碍维度。另一方面，从具体单向指标因素看，2006～2016年，主要障碍因素出现频次较高的是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O5，7次）、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比重（O6，8次）、农民人力资本支出比重（O10，10次）、农业投入产出比（O14，6次）、农民可支配收入（O15，7次）、农民恩格尔系数（O16，8次）及乡村旅游业收入（O20，10次）；但2013年以后，O5、O6、O15与O16逐渐退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要素，农村人力资本（O10）、土地产出率（O12）与乡村旅游业收入（O20）障碍影响凸显。

2.分类评价维度的障碍因素评价

为明确2006～2016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因素主要集中于哪些方面并研判其变化趋势，本文在单项指标障碍度计算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分类指标障碍度。由表4可知，2006～2011年，障碍度大于20%的分类指标为3～4个，且障碍度值相对较小；2012～2016年，障碍度大于20%的分类指标为2～3个，但障碍度值明显较高。发展支撑维度和产出效益维度在2006～2016年是持续影响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因素，且二者障碍度呈逐年递增趋势；农业要素投入维度和多功能拓展维度在2006～2013年是阻碍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表4 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各分类维度障碍度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内涵，构建涉及农业投入水平、发展支撑、产出效益和多功能拓展四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加权计算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各维度发展评价值；采用“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障碍度”三项指标诊断现代农业发展主要障碍因素，结论如下。

（1）2006～2016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态势总体呈上升趋势，2016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数是2006年的11.3倍，年均增速达27.47%，增势与增速十分明显。

（2）2006～2016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素投入维度、发展支撑维度、产出效益维度和多功能拓展维度总体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各维度发展增幅表现为：要素投入＞多功能拓展＞产出效益＞发展支撑。

（3）从单向指标看，2006～2016年影响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具体障碍因素主要有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农民人力资本支出比重、农民可支配收入、农民恩格尔系数、土地产出率以及乡村旅游业收入。

（4）从各分类维度看，2006～2011年，影响四川省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维度是要素投入、产出效益和多功能拓展三方面；2011年后，发展支撑和产出效益维度的障碍度值明显上升，而要素投入和多功能拓展维度障碍度趋于下降。

提高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促进四川省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应在以下四方面强化支撑力度。

第一，应认识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只是农业产业内部封闭发展，必须大力推进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开辟产业融合发展新空间。城乡产业融合并非一二三产业简单相加，其实质在于面向市场需求、立足资源禀赋和市场形势，推进农业产业链一体化发展，在第一产业发展基础上，发展以农产品加工、流通为主的第二产业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促成农业关联产业在同一农业经营主体下交叉融合，或在具有紧密利益联结关系的不同市场主体间融合，推进农业延长产业链、融入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实现传统农业向功能农业转型（郭翔宇，2017）。在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进程中，积极引导社会各类资本参与乡村产业融合实践，充分挖掘农村发展潜能，始终将农民利益放在首位，重点建立信任契约机制、沟通协调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等，让农民真正从乡村旅游和生态经济开发中获益。

第二，鉴于四川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面临的土地规模化程度低和农业劳动产率低的双重约束，应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培育和壮大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挥转移劳动力市民化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协同作用，在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的同时提高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效能。从比较效益出发，结合区位条件和农地流转主体意愿，探究不同区域适度规模经营的适宜区间，形成适合四川省不同区域特点的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坚决摒弃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大农场”“大机械”“土地大流转”的认知误区（赵颖文等，2017）。如在经济发达的成都平原地区，农地流转意愿较强且资本量充足，地方政府可采取资本或技术替代劳动力模式，引导农户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转包土地经营权等推行工厂化或农场化经营模式；在山丘区，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应积极开发小型便携式农机具，并配套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缓步推行小规模家庭农场模式；对于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区位经济条件差、劳动力转移渠道不畅通，土地高度分散、农资明显匮乏，不适宜通过土地规模化经营追求农业现代化，可保留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模式，在确保满足贫困山区农民基本生存理性需求基础上，把握规模经营适度性，逐渐挖掘农业增收潜能。杜绝任何由权力和资本推动的土地流转，给小农农业方式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叶敬忠，2018）。

第三，进一步强化科技对农业的支撑引领作用，立足优质高效、绿色安全目标，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大农业科技资金投入，整合各方科技创新资源，构建完善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现代农业技术体系、良种繁育和疫病防治体系、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推动农业全面转型升级提供强大技术支撑（魏后凯，2017）。加大农业保险力度，稳步扩大农业保险险种和覆盖面，拓展地方特色险种，健全与创新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体系，确保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确保农民权益得到保护（郭军等，2016）。在稳固农村物质资本投入基础上，强化山丘区农村人力资本深度开发，多渠道、多层次培育乡村人才队伍，弥补农村高端人才不足问题，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业科研队伍和基层农业服务队伍。坚持将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农场主、返乡创业人员作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畅通治理、技术、管理下乡通道，依靠科技人才，吸收现代科技成果改造传统农业和农村，依靠现代科技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郭晓鸣等，2018）。

第四，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应积极推动传统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向农业社会化服务供应链转变，构建需求导向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机制。以政府组织的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结合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公益性和经营性服务，构建“集成、协同、共赢、共享”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生态系统（彭建仿，2017）。按“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强化全要素、全过程、全产业链综合服务能力建设，推动科研院所以农产品为单元，开展以科技研发、推广、转化为核心的系列农业社会化服务（赵然芬，2018）；鼓励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业园区、行业协会以“全托式”“半托式”开展良种技术、精深加工、信息服务、品牌建设等专业化服务，而对于可量化、可监管的农业公益性服务，政府可通过购买等方式，优先考虑具有资质的经营性服务组织从事农业公益性服务，不断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健康发展，促进服务组织由小至大、由强至弱，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陈锡文，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