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栋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是一篇富有哲学意蕴的好报告，不乏有实践的、认识的、矛盾的等诸多哲学论断。其理论基础可追溯至80年前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两论”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它生动而又深刻地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分清主次、抓关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世界观和方法论。“两论”对于深入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深远而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实践论;矛盾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

[中图分类号]D26;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2-0038-04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为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其中就包括了实践的观点、认识的观点、矛盾的观点等等。党的十九大报告共出现24次“实践”字眼，提出了“实践没有止境”“实践是理论之源”等论断。报告中使用了“清醒认识”“深刻认识”“必须认识”“充分认识”等话语加以强调认识的重要性，并进一步阐释了矛盾的变化，作出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如何全面充分地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哲学意蕴，关键在于“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正如报告中所指出：“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1]“两论”作为毛泽东的重要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光辉典范，是哲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具有丰富的思想理论内涵，它对于深入理解党的十九大精神，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脱贫攻坚等提供重要的价值遵循和方法论指导。

一、“两论”产生的重要背景

1937年，为教育广大青年干部克服脱离实践的错误倾向，改善工作方法，毛泽东专门为抗日军政大学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作为给青年干部培训的授课内容，“两论”就是这一讲授提纲中的两节。

“两论”是毛泽东对党内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深刻批判。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革命事业屡受挫折，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直接导致中央苏区大面积丧失，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党的事业长期处于被动局面。当然，造成革命受挫的原因有多方面，但最根本的就是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党内的长期统治。“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段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2]282由此可见，毛泽东写作“两论”的最深刻的考虑就是要从哲学上反思、批判和破除中国共产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

“两论”是毛泽东从哲学视角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入思考。自1922年党的二大作出加入共产国际的正式决议后，党内一直存在着“唯书”“唯上”照搬苏联经验的主观主义思想。针对这种错误的思想，1929年至1930年，毛泽东接连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调查工作》（1964年6月，毛泽东将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对主观主义展开批判，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111-112号召党员干部“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2]92毛泽东坚持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因而其思想伴随着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而不断走向成熟，这也使他可以独立思考哲学问题，并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清醒而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哲学上肩负着一个必须完成的重大而艰巨的理论使命和历史使命。”[3]这一使命就是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一個能够深刻阐明中国革命的哲学框架，形成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二、“两论”的思想理论内涵

“两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融会贯通，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具有丰富的思想、理论内涵。

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实践论》的论述主线。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为了讲清楚实践与认识的相互作用，详细分析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他指出，“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但是，理性认识的形成，并不代表运动过程的结束。“辩证唯物主义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也就是说，通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能动地飞跃。除了对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毛泽东还论述了认识的反复性。他认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至此，毛泽东精辟地概括出了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总规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继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对立统一规律是《矛盾论》所研究的核心主题。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从矛盾的性质、特点、作用出发，系统阐述了同一性与斗争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等问题。而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或共性与个性）无疑是其中最核心的问题要素。用毛泽东的话来讲，这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就矛盾的特殊性而言，毛泽东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个角度进行阐述。比如，在讲到“主要矛盾”时，他强调，“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此外，毛泽东在分析矛盾的斗争性问题时指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并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矛盾论》第一次把矛盾特殊性作为辩证法内容进行了系统阐述，全面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并将它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之中，为我们党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两论”的现实价值

“两论”深刻地揭露了党内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旨在全党树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里有一个历史细节，1951年尤金在华期间，对毛泽东的“两论”大感兴趣，赞不绝口，并将已定稿、译完的《实践论》转寄给斯大林。斯大林阅后交给了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全文刊登。对此，《真理报》专门撰写了一篇推介文章，指出毛泽东的著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践革命斗争中的意义基本原理。……”[4]“两论”的历史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理论的学习，习近平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活动，专门学习哲学。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5]“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6]“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5]2016年5月，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8]由此可见，“两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

1.“两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改革开放历程表明，实践的观点始终贯彻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以实践为遵循，正确分析、判断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并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作出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证明，正是这条道路和这套理论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弘扬务实精神、坚持实践观点，从执政伊始便要求全党上下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到提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思想，就是为了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这一基本遵循。

2.“两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价值指引。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两论”告诉我们在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好次要矛盾。如对于产能过剩的问题，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较大等问题，我们要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又如，在党的建设方面，要善于抓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关键也是要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同样要抓关键。领导干部既要守住理想信念宗旨这根“高线”，也要守住党的纪律规矩这条“底线”。这主要是因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3.“两论”为当前工作提供重要方法论。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指出：“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8]当前，党中央对于实现长远目标和中期、近期目标都有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也有了切实可行的好办法、好路子。如何把这些办法和路子运用好，就需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哲学头脑”——学好哲学用好哲学的头脑。毫无疑问，“两论”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哲学思路和方法。比如各地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就需要各地党员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究“实践论”，注重调查研究;同时掌握运用好“矛盾论”，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脱贫成果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两论”自发表以来，始终得到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那里，陈云曾评价说：“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例如《实践论》《矛盾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9]在党史学界、理论界，龚育之这样评价：“《实践论》《矛盾论》……这些著作，乃是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10]逄先知也说道：“《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哲学专著，它们蕴含着丰富的生动内容，是活生生的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这绝不是一般哲学教科书所能相比的。”[11]石仲泉则以《哲学明珠诞生记》为题著述成文，认为“‘两论不仅是毛泽东个人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而且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璀璨明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12]此外，国外学界也对“两论”十分关注，并作出了一定的研究。如1958年竹内实与他人合译出“两论”后，日本学界曾一度掀起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高潮。日本学者松村一人就这样评价道：“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实践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我们就不能谈论马列主义哲学。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我们也就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13]

总之，自“两论”诞生之日起，至今已有八十年的时间。尽管国情、世情、党情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两论”所蕴涵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仍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不会过时，它为当前乃至今后一定时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今天，我们仍要深入学习“两论”，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家本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8.

[2]毛泽东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71.

[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343-344.

[5]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N].人民日报，2013-12-5.

[6]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人民日报，2015-1-25.

[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報，2016-5-19.

[8]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9.

[9]陈云.陈云文选 3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10]龚育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48.

[11]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来的[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7.

[12]石仲泉.我观毛泽东（增订本）下册[M].济南 济南出版社，2014：758.

[13]王乐夫译.日本学者论《实践论》《矛盾论》[M].广州：广州地区高等院校哲学教研组出版社，1981：58.

责任编辑  彭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