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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发展

2018-09-05张涛汪盛玉

党政干部学刊 2018年2期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

张涛 汪盛玉

[摘  要]推进国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鉴于此,中国人学学会第十九届年会的主题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发展”。与会学者在研讨中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有着丰富的人学意蕴,国家治理现代化丰富了人学研究的内涵,是人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学界需要立足人学视域,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与人的发展的思想资源,与此同时,需要通过批判汲取资本主义国家治理观的有益养分,来丰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2-0018-03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标志着我国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标志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去年“7.26”重要讲话精神,凸显中国人学研究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价值,中国人学学会和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2017年8月19-20日在安徽省芜湖市,共同主办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发展”研讨会暨中国人学学会第十九届年会。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全国6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150多位专家学者,紧紧围绕大会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

一、人学视域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仅是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问题,还是人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不同,在人学视域中,十分鲜明地将社会治理成功地标志界定为人的发展。因此,要实现从“管理”到“治理”转变,就必须发掘其中丰富的人学意蕴。围绕这一问题,本次年会上有两种认识:其一,治理与管理具有重大差别,这种差别在理论与实践上又具有重大意义。具体而言,从主体上看,管理的主体是政府,管理的对象是民众;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治理的对象也可以是政府;从运作方式和运作手段上看,管理是自上而下垂直型运作方式,以行政手段为主;治理可以是垂直型的,也可以是水平型的,也可以是网络型的,既有行政手段,也有法律手段等。其二,要很好地协调处理管理与治理的关系。进而言之,由于治理与被治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为主客体的关系,即主体间性的关系,因此只有赋予公民最基本的“协商权”,促进协商民主实践,将完整的政治形式与完整的参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对于如何推进治理现代化,有学者强调要聚焦于三个问题,即治理理念问题,不同的治理主体协调发挥作用问题,以及扩大治理参与的问题。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主导,要以人民为中心,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的主体,扩大民众的参与,促使多元主体共治的协调匹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也有学者指出,对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言,要求在经济上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人的独立自主的个性形成创造条件;政治上完善民主政治体制,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在思想上弘扬先进文化,为人的观念现代化创造条件。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人学意蕴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有丰富的人学意蕴。有学者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坚持人民主体的地位是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党执政为民、执政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有学者强调,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深刻总结,人民的利益是治国理政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人民群众是治国理政的主体和决定力量,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治国理政的最终目标。有学者更进一步阐发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有的三大鲜明特征:现实性、传承性和人民性。人民的主体地位,作为习近平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中最核心的意蕴,说明“治国理政”具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满足群众的人民性,人民性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与会学者进一步研究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的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强调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把人民根本利益当作标准或尺度,一切尊重人民;二是强调人民群众的动力主体地位;三是强调人民群众的权力主体地位。有学者进一步从三个层面具体分析了人民价值主体思想:首先,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其次,人民群众是价值的享受主体;第三,人民群众是价值活动的评价主体。习近平关于人民价值主体思想的三层蕴涵,是新时代条件下对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真理的继承和创新。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意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与生态发展的总概括,因此,它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此,有学者强调,从“国家统治”走向“国家管理”再走向“国家治理”,这正是在国家治理模式上的转换和创新,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从“统治”“管理”型的权力单向度强制式的行使转换为国家与社会、公民个人的良性互动,从而在社会民主协商中达成国家与社会的共治。从实践意义上看,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障和智力支持;有利于强化“制度自觉”,从而使我们更加积极主动进行制度建设;有助于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升现代国家能力;还可以根除“人治”的隐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使我国实现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这必将给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带来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四、马克思国家治理理论与人的发展

丰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必须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与人的发展的思想资源。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现实人本思想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本思想,这一根本思想具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二是坚持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三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四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坚持马克思学说现实人本主题论,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全面把握马克思学说的总体性质,有助于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促进思维模式、发展模式、治理模式和国际交往模式的转变。就思维模式转变而言,其目标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维;就发展模式转变而言,其目标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治理模式的转变而言,其目标是执政为民,建设服务型政府,即实现从强制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就国际交往模式的转变而言,其目标就是,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实现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由此,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实现,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价值支撑和精神支柱。

社会转型必然带来话语转型,当前西方治理话语权对思想的争夺如同市场竞争一般激烈,因而要构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治理现代化中的话语权,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进行批判借鉴,提升对治理转型的解释力度。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人,而在于物。因此,有学者根据福柯的研究指证,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治理术低于人的原则高度;而马克思主义治理观要求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人,而不在于物。国家治理要想达到人的原则高度,就必须扬弃市民社会,扬弃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实现国家治理功能转变,形成完善的国家治理能力。也就是说,通过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现实的土壤,从而使得人的全面发展得以可能。因此,对西方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反思批判,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五、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等五大治理领域都与人的发展问题密不可分。

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时代的经济治理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需要洞察信息技术时代的生产规律,推进社会经济治理现代化,当智能革命与资本联姻融为一体,实现技术资本化和资本技术化,导致智能革命在带来社会生产总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劳动者所享有的财富不增甚至反而减少。其内在机理是通过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价格”对“价值”偏离来分割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运动,导致了财富收入的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福利主义在分配领域解决社会两极分化问题的各种主张,治标不治本。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主张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从制度选择、理念引领、互补型产业建构、劳动者转型等方面破解智能革命的“财富分配悖论”,才是标本兼治之正道。有学者提出,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同时也要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构建以道德为中心的法律体系,让道德软要求向法律硬规定转化,合理强化惩罚机制,有效实现“良法善治”的社会治理局面。有学者还结合来自基层社区的调研案例,阐发了人的主体性在生态治理中的重要意义。主体在场状态的演绎经历了一个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进而走向生态文明的过程,当下中国生态治理期待高度自觉、自律、自主生態文明人的出现,基层社区在公共建设、规制管理方面任重道远。也有学者谈到,人学的基础理论是要研究人的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从公民道德建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都在指向人的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然而这需要进一步提升公民素质。

与会学者还紧紧围绕大会主题,就其人学基础理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做了深入的研讨。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丰富了人学研究的内涵,反过来,立足人学又能深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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