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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泰勒三个隐忧分析及反思

2018-09-03王秀君

西部论丛 2018年8期
关键词:个人主义工具价值

王秀君

摘 要:查尔斯泰勒在《本真性的伦理》这本书中勾勒了现代社会中的三个顽疾:原子论的个人主义至上、工具理性宰制以及自由的丧失。他认为现代性的隐忧问题只是在于现代文化常常采取了这一理想的堕落或低级形式:柔性相对主义和中立的自由主义,导致本真性理想沉寂。本文试图简要分析泰勒的这三种隐忧以及最终我们如何走出隐忧实现自我的本真存在。

关键词:个人主义 工具 价值 本真性

对于泰勒指出的“现代性的三个隐忧”,它们分别是:其一,基于“生活的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意义的丧失和道德伦理的缺憾;其二,基于“人生的意义”层面的工具理性的宰制,也就是相应的由目的的晦涩而导致的人的狭隘化和平庸化;其三,基于“存在的意义”上的自由的丧失,在社会层面指工具理性的铁笼和政治层面的监护性权力的无用和丧失。

一、个人主义——意义的丧失

泰勒从现代自由的产生入手分析了现代性的第一个隐忧:个人主义。它导致了以自我主义为中心,以及人们面对的是更大的、自我之外的事物的封闭和漠然。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衰退现象,也是目前造成道德无政府主义状态的根源所在。对自我的过度使希腊时代的“荣誉”也失去了原有的面貌,人们“生命的英雄维度正在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人们正在寻找一种“渺小的和粗鄙的快乐”,生命中不再有任何抱负,只有“可怜的舒适”。 托克维尔说,“民主的平等把个人拽向自身,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的危险”。

泰勒在《本真性伦理》这本著作中的后面篇章,说到了一个词:“自恋文化” 。就是将自我实现作为生活的主要价值,并且似乎很少承认外部道德要求和对他人的严肃承诺。自我实现的概念在这两个方面显得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有“自恋主义”一说。他提出,在这种文化下使本真性滑向了“相对主义”,“这一方面可用社会科学解释。此外,我们的技术统治,官僚统治社会给予了工具理性越来越大的重要性。这也将必然助长原子主义,因为它在诱导我们用工具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共同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这使得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和环境的所有方面——过去、自然、以及我们的社会安排——采纳工具立场的过程中,它也滋生了人类中心论。”

二、工具主义理性的优先性

泰勒指出,“通过‘工具理性我意指的是一种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依赖的合理性。最高的效率,最佳的投入产出比率是其成功的度量標准。”泰勒把医疗领域中将病人看作一个解决技术性问题的场所,却忽视对病人具有重要作用的充满人情味的护理为例,指出工具主义理性把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作为成功的度量尺度。本应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被按照效益或“代价——利益”分析来决定。这种“用美元估算人命”的行径又助长了人类的狭隘性和平庸性。

伴随而来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被科学技术僭越,用技术衡量万物,甚至我们的情感、苦痛、爱与尊严,也被放在了科学的天平上。但这种虚妄狠狠地惩罚了人类。整个20世纪,我们付出了太多的牺牲也遭遇了太多艰难,我们终于明白:科学并不万能,那些按科学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纷纷倒下,露出了底色的反智。为什么理性会把我们带进深渊?在原子弹、细菌战、克隆技术这样的科学成果面前,人类还有尊严吗?我们会不会被自己所消灭?我们遭遇了“祛魅”社会的困境:如果没有一个超越生活的维度,我们怎么监督生活?如果没有高于科学的价值视角,怎样防止科学将我们统统带进地狱?我们真能找到一个那样的价值吗?这又不得不联想到海德格尔说的“技术摆置”问题:就是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统治和绑架。

三、自由的丧失

这是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弥漫于西方社会的“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其本身是西方自由社会的个人主义原则的一个衍生品,其原则是:“每个人都有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形式的权利,生活形式是基于他们自己对何为重要或有价值的理解。人们有责任真实地对待自己,寻求他们自己的自我实现。”然而,这种看似合理的、符合自我实现的途径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浅薄和自我放纵的形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那些更大的、自我之外的问题和事物的封闭和漠然,甚至导致了可怕的政治后果——自由的丧失。我们逐渐成了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成为那种“封闭在自己的心中”的人,我们几乎没有意愿主动参与自我管理。这也恰恰为一种新形势、特别现代的专制主义的危险敞开了大门,托克维斯称这种专制主义为“温和的”专制主义,这种温和专制主义还将恶性循环下去导致社会呈现一种“碎片化”的趋势。

四、基于三个隐忧的反思与思考

现代世界是一个充满伤痛记忆的世界。因为人们曾被剥夺,所以坚持个人主义;因为离不开工具理性,所以只能相信科学;因为了解专制的恐怖,所以我们拥抱多元化。如果说古人的生活信心来自过去,那么,我们这些现代人则统统是被确定性开除的人。随着世界越来越多元,我们每个人仿佛都成了少数派,我们只能被生活裹挟着前行。这也是“异化”现象的一种表现,是一种“意义消失”以及“力量消失”,也就是说一个异化的世界也就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而一个异化的人,也就是一个无意义的人,他无法建立起与他人、与世界的积极意义和联系。

如此,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将一一褪色。当社会生活充满了功利性的算计,事事均需权衡利益得失时,其最初目的和追求也会随之模糊晦涩;在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的主导下,个人在集体的政治生活中常常出现无助感,个人无力面对政治的控制,自由依然被限制。然而这些“隐忧”又是这个“现代性社会”中相互作用而且循环发生的。我们最后可以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得到启示:现代性本身蕴含着危险,它只能在深入自我理解的过程中开辟前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程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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